打官司的滋味兒(21)

到了方庄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收發室里的人極少，偶爾見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面目皆非。入口處還有機場安檢的措施，看上去，沒有一絲溫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這麼久，偏偏拖到了**時期，**時期是不應該出門的，而我又不得已冒著被傳染**的危險而為之，越想越沮喪。

法官這時從裡面出來會見我。她戴著大口罩，我只能看到她的一雙眼睛。她還戴著手套，她在接過我的證據材料時，白手套顯得格外明亮，像蒙著一層霜。我這是頭一次見到與我通過無數次電話的女法官，我無法看清她的面容，但她年輕得出乎我的意料。

因為**，開庭的時間順延了。具體時間另行通知。我也由北京回到了瀋陽。從北京回去的人被視作洪水猛獸，我被軟禁家中十多天。到了六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電話通知我開庭時間確定在7月24日13時30分。

這時候，我似乎已經麻木了。到了開庭時，我沒有出席，我的律師全權代理。張建偉也沒有出庭。開庭前，法官給我打電話，說對方要求庭外調解，問我是否同意，我說同意。

我的律師到了北京后，對方也提出要調解，我的律師也說同意。但是，一談到調解條件，他們連最起碼的侵權都不承認，調解只能流產。

開庭之後，一些記者給我打電話要採訪我，我已經心灰意冷，我一概讓他們找我的律師。

大概是開庭后第三天吧，審判長劉法官打來電話，她說，張建偉的律師還是希望庭外調解。

我說，他們不是不同意調解嗎？審判長說，他們一出庭態度就變了。他們還是希望讓我跟你商量一下，他們說你的律師態度太強硬了，希望跟你說說。

我說，你看呢？法官說，這個權利在於你。我沉默了片刻。我覺得他們翻來覆去想調解，真正到了調解時，他們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但是，既然法官出面了，我就做到仁至義盡吧。

我說，你覺得能調解嗎？法官也想了想說，要不這樣，你再給他們一次機會也算仁至義盡？我說，那好吧。

過了幾天，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聲音是陌生的：

「你是劉元舉嗎？」我說是的。

「我是張建偉。」

我說什麼？對方重複一句：「我是張建偉呀！」

我說別扯了，你別冒充張建偉了。

對方笑了：「我真的是張建偉。我在青島拍電視，給你打電話。」

我說，我還以為哪個哥們兒冒充你打電話尋開心呢！

這樣一來，我們的談話顯得非常輕鬆隨意。

他說，開庭時他沒出席，我說我也沒出席，他說他知道。他在電話中提出希望和解，我又一次同意了。他問我近期是不是在瀋陽，我說可能出去三兩天吧，基本上都在瀋陽。他說等雙方律師研究定個準確時間吧，我說可以。

這是張建偉頭一回給我打電話，我不應該懷疑他的動機。即使懷疑，我也不應該拒絕。

過了兩天，他的律師打來電話，與我的律師商量和解的事兒。地點嘛，自然定在瀋陽。商量的時間是本周內。當時是周一。本周內，就應該周五以前吧。我們等著他們的到來。我想，這一回，他們可能沒啥僥倖心理了，所以才想著和解吧？

但是，到了周五這天，他的律師才來電話，他說，下周吧。這周二、三兩天，張建偉忙不開，有事兒，周四、五，是他這邊有事兒忙不開，就只有下周了。趙星奇說，下周也應該有個準確時間吧？不能拖得太長了。對方說，那就周二吧，我給你打電話。他問我的律師：你們能不能說說有點什麼想法呀？趙星奇說，我們有什麼想法？我們沒有什麼。得聽聽你們的想法呀！對方顯然在試探，然後就定了，下周二電話再聯繫。

到了下周二時，對方律師沒有如期來電話，我的律師只好給他打電話。他首先問我的律師，有沒有什麼條件，最好先說說，否則，老遠的去一趟瀋陽也怪費事的。我的律師說，那得你們提出條件。對方想了想說，張建偉使用了劉元舉的著作沒有經過劉元舉，這顯然是不對的，張建偉要向劉元舉道歉，但是，劉元舉給媒體說了那麼多傷害張建偉名譽的話，是不是也得給張建偉道個歉呢？！

我的律師一聽，這哪是話呀！就這個態度還有什麼可和解的呢？你抄襲人家的作品，人家如實說了，難道還得給你道歉？豈不是強盜邏輯？！就像你偷了人家東西，人家告訴別人說你偷了，而你卻因為將你偷東西的事實披露出去，也構成了道歉的理由？！虧他能說得出口，這叫什麼和解？

至此，和解的大門永遠關閉了！

我的律師認為這純粹是強詞奪理。看來，他們又一次耍弄了我們。於是，我們只能給法官又打去電話，如此這般陳述一氣，於是，只有等著法院的判決了。我真不明白，張建偉既然沒有任何誠意，他還要求什麼和解？這可能嗎？！事到如今，他還不知道面對自己的錯誤？他是抱有什麼樣的幻想呢？他到底怎麼回事？

在雙方交換的證據當中，我終於讀到了張建偉親筆寫的《采寫〈蟬蛻的翅膀〉一書前後》的文章。這篇作為證據交給法庭的文章是一份自供狀，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這種侵權經過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