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兒(19)

將小文與鄧、張的文章共讀，後者除了增加一段關於一位女建築師的事迹外，從內容到文字多是對小文的抄襲和剽竊。

小文：整個兒的一座兩座古城，在即將落下炸彈之前可望得到保護；一個偉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彈尚未發射之時可獲得關懷……在和平時期里徹底地消失。

鄧、張文：它在即將落下炸彈之前得到了保護，在攻城的炮彈尚未發射時得到了關懷，但卻要在和平時期里徹底消失。

小文中的「炸彈」是在讀到梁先生保護了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時說的，而當年人民解放軍若以武力解放北平，則只用炮彈而不可能用炸彈的。可見在抄襲剽竊過程中，總會露馬腳的。還有：

小文：急速前進的歷史和城市首腦的匆忙決策，徹底淹沒了梁先生熱情的建議和童話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從城內開完會回到系裡，讀到了北京市負責人的話：「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員就開除他的黨籍！」從此，反對的意見，美好的建議，都沉默了……

鄧、張文：急速前進的歷史和匆忙的決策，徹底淹沒了梁先生的建議和童話般的憧憬。

有一天，梁先生從城內開完會回到清華園，讀到了北京市負責人的話「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是黨內就開除他的黨籍！」從此，反對的意見，美好的建議，都沉默了。

又如，鄧、張的文章對一些事實的引用，或是對《梁思成文集》的引述，由於只靠對小文的抄襲剽竊，不是自己實際下的功夫，也出現了不少漏洞和錯訛。

1993年5月，在第一屆「建築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南昌），認識了作家劉元舉先生，2002年1月9日《中華讀書報》：「有第一記者之稱的張建偉（范長江新聞獎、魯迅文學獎雙獎獲得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中青年專家）《蟬蛻的翅膀》被劉元舉指責抄襲了他的《西部生命》。劉元舉已於2001年1月9日將張建偉告上法庭。」2002年9月，在第二屆「建築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杭州），又見到劉元舉先生，他說官司還未打完。我把上述有關《雕像》的情況跟他說了。

筆者是建築界中人。在這次研討會上，我說，現在的文學界和建築界，抄襲剽竊已成司空見慣。文學家、作家剽竊別人的文章，建築師剽竊（美其名曰「模仿」）別人的設計，這種行徑，在解放前或解放後頭十多年中，是極少聽說的。現在都習以為常了。作家或建築師，不是通過自己的艱苦勞作和創造性發揮，而是剽竊別人的作品，已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這是社會**的一種反映。**至此，想通過法律手段來加以制止和治療，是不可能的。為此而打官司，只能揭露或懲罰個別人的個別行為，對治療、克服社會性**，也是不可能的。在建築界，更**的行為，已成公開秘密。建築師在設計中缺少創造性，作家在寫書時沒有自己的靈感，多些模仿、抄襲，也只是區區賺了些設計費、稿費，比起建築工程或整個社會中的回扣、行賄之類，真是小巫見大巫。為了自己的設計和文字被抄襲、剽竊而去打官司，勞神又費時，而且往往得不償失。在建築界，還沒聽說過有人因為抄襲剽竊別人的設計而吃官司的。（2003年8月）

（全文完）

我不想就這篇文章談更多感慨，但我相信讀者們只要讀到這裡，不會沒有感慨的。曾昭奮先生是位資深學者，他的道德感與使命感令我感動。當然，我更希望令那些抄襲剽竊的文學界學術界的**者們慚愧不安。

就在那次會結束后，我與幾位作家被衢州市請去採風。記得那是到達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這天上午，突然接到了法官的電話，她說她們已經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天津市中院取

得聯繫了，會很快要來卷宗，重新立案，讓我不要著急。並說兩周內將給我一個確定的答覆。

我問她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卷宗這麼長時間不拿回來，她說，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定的管轄地裁定書，沒有及時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所以，就懸置起來了。

她只輕輕的這麼一句話，說出了全部理由，我不信。再說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那麼急著催我取回裁定書，他們怎麼會不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呢？他們工作的銜接上難道會出現如此大的漏洞或曰疏忽？這怎麼可能呢？想來想去，我覺得我當時還是應該親自去北京取回裁定書，而且，應該馬上就與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聯繫，並詢問他們什麼時候索回天津的卷宗什麼時候重新立案，什麼時候開庭，總之，你打官司嘛，你就得自己盯著，你自己盯不緊你能怨著別人嗎？你以為你是法院呀？你以為法院會像你一樣對你的案子那麼上心呀？何況這期間還不定節外生出什麼枝來呢！

不管怎麼說，不就是再等兩周嗎？我都等了快有兩年了，兩周又算什麼？

兩周是很容易過去。但一直沒有消息。又過了兩周，還是沒有。法院怎麼這樣說話不算數呢？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訴時，我問什麼時候能夠給我信兒，人家告訴我兩個月。結果我等了快有半年了才有信兒，好在是等來了有利的消息，而這回已經等兩個兩周了，卻還是不見音信。趙星奇催我再給法官打電話。我只好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