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兒(13)

當一些記者因為張建偉輕鬆地在十天時間裡完成17萬字的《蟬蛻的翅膀》，並且與我一同獲獎時，他們都在問我，為了寫作《西部生命》究竟付出了怎樣的辛苦怎樣的代價時，我都要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有些所謂艱苦是可以說出來的，而有一些是說不出來的。說不出來的，就沉澱下去了，而且永遠也消化不了，形成了內心的疾患。

或許經歷過多次的孤身遠行，比如後來又兩番去了柴達木，又去了新疆，去了西藏，對於整個西部的輪廓感受得以完成後，我覺得，基本上能夠從容應付我所遇到的許多困境。從而，我一次次獲取了創作的靈感和激情。我已經鍛煉了自己的意志和信心，我自以為我不會在乎任何挫折與磨難了。

如果說遠行使我置身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能夠磨練我的意志與信心的話，那麼在打這場官司中我所處於的無助狀態，則令我受到更多更大的傷害。搞得我相當一段時間心緒很煩。

時常會發些無名火，這些無名火對周圍對家庭無疑都像病菌一樣，會傳染會傷害別人，或許基於此因，我在2003年的春天，放棄了我為之敬業了23年的編輯業務，辭去了主編兼社長的職務，我選擇做一個自由的專業作家。

我這樣抉擇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想還回自己一份清靜的心態。但是，即使我這樣努力去做了，也不能真正擺脫內心的煩躁，因為我可以擺脫主編社長工作，卻無法擺脫官司的馬拉松式的糾纏。即使是一審開庭了，判決下來了，官司的程序仍然沒完，你就得一步步耐著性子去走完這個程序。

這是一個越來越無聊的程序了。越往下走，你越會感覺你想尋找的正義，你想維護的東西，卻在這個程序中，在慢慢的消耗。這是后話。

上邊我說到的是領導希望我高姿態，作出讓步，朋友們的勸告也對我影響很大。有位知名老作家在春節后，也就是2月4日那天晚上，給我打來了電話。他中心跟我談了兩個字「分寸」。他認為媒體已經報了，許多人都知道了，就像溫度達到80度了，但還有20度，如果這20度太費力氣，便得算算小賬是否合適。他認為既然部長們都出面調停，如果我這邊再一味堅持，弄僵了反而不好了。他在政治上確實比我有經驗得多，他認為行政也不是不可以干預法律的。他認為打了官司滿城風雨，最後要是打不勝，或不歡而散倒不如見好就收，識時務者為俊傑嘛！他還說，人們同情弱者的。

我聽他話里話外的意思，感覺他好像是受了誰的委託，當說客似的。他說完問我對他的這番話作何感想？我說，我現在恐怕欲罷而不能了。

這個電話使我內心長久地無法平靜。我很尊敬這位老作家，他確實是替我著想的，他的這番話說得很有分量，也很有道理，不能不打動我影響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苟同他的這種道理。怎麼能說成是80度溫度呢？哪來的這麼高溫？再一個，他說人們同情弱者，誰是弱者呀？好像我要是堅持維護自己的權益的話，他張建偉就成了弱者？！天下有這樣的弱者嗎？他可以依仗著如此大的「後台」給我施壓，他可以封殺新聞輿論，讓我的聲音變得如此微弱，他怎麼居然還能與弱者為伍？而我只不過是在使用一個作家僅有的一點權利維護自己罷了，卻並不能夠得到應有的聲援與支持。由此看來，我的上訴之路肯定充滿兇險，恐怕是難以走得通了。

識時務者為俊傑，這話古今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如何識時務呢？

我家的電話那時候響得很是頻繁，所有電話幾乎都是關乎到這場官司的，一位同鄉好友在青年團部門工作，他對我說得更為直接：你算了吧，你還想跟張建偉打官司？你根本不可能贏的，你趁早拉倒吧，你知道人家有多大的背景嗎？我說，他有多大的背景也不能侵權吧？我的同鄉好友輕蔑地笑了，他說你真是個書獃子呀！你一點都不明智。

這時候，外地的報紙有幾家登出了我起訴的消息，而我們當地的主要報紙只有《瀋陽晚報》以《我省作家劉元舉狀告北京記者》為題登出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中，自始至終沒有敢點張建偉的名字。還有另外一家報紙說，張建偉到瀋陽講過課，他們不敢登這樣的文章。

一個當地的有影響的作家，居然得不到新聞輿論的起碼支持，何況這不是支持我個人的事情，這說明媒體對於知識產權的意識有多麼淡漠。

那家晚報刊出了我進京告狀的文章並配發了照片，在我們當地倒是產生了一些影響。那天我去市場買菜，有位賣土豆的小販兩眼不去瞅秤而是定定地看我，半天，他說你是不是到北京告狀的作家呀？我從報紙上看到了，打官司告狀不容易呀，得費多少錢呀！說著，他居然以憐憫的口氣不收我的土豆錢了。我怎麼給他錢，他也不要，那種大度使我哭笑不得。當時旁邊的小販也圍過來，弄得我挺難堪的。這以後我一到這個菜市場買菜就會有人對我指指點點，還有的時常會追問我官司打得怎麼樣了，能不能打贏，搞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後來，我拒絕去市場了。普通人的同情方式與官員的工作方法同樣令我極不舒服，同樣苦惱著我。

我家附近還有個複印社，我時常去那裡複印稿子。他們也從報紙上看到了我的打官司消息，每當我去複印時，他們也都格外關心地問長問短。問得你很是心煩。那段時間，我最怕別人問我打官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