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包括瑪麗蓮夢露的風流 (3)

甘迺迪還相信，記者們喜歡他，不願意通過發表有關他性生活的報道而令他難堪。當然，他很清楚，總統與新聞界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總是對立的。但是，在他整個政治生涯中，特別是在他開始競選總統的時候，他總是滿足新聞界的採訪要求，並因此建立了一種記者們不願意破壞的微妙關係。在1956年的大會上，當甘迺迪身穿T恤衫和短褲準備走出他的飯店卧室、到客廳接一個電話時，有個助手說，「你不能穿着短褲出去，那裏有記者和攝影師。」「我知道這些夥計，」甘迺迪大聲回答，以便讓他們聽見。「他們不會佔我的便宜。」

甘迺迪的機智和口才對於那些在艾森豪威爾時期辛苦耕耘過的新聞記者們來說尤其感到親切——當時的總統常常令媒體感到困惑，不知他究竟說了些什麼，或者說的是什麼意思。總統日上的2部電視專輯讓美國人第一次看到了甘迺迪工作的情景；1962年2月，傑基帶人們參觀白宮這個政府大廈，介紹了白宮的重建工程——媒體因此更加敬重甘迺迪夫婦，從而記者們不大可能去破壞約翰·F·甘迺迪作為一個顧家男性的迷人形象。

甘迺迪之所以受到新聞界和公眾的青睞，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和傑基給白宮帶來的魅力。雖然大多數美國人並不十分欣賞高雅文化，但在他們眼裏，總統和第一夫人是美國的貴族。他們舉辦的很有品味的白宮晚會——總統一身白領帶、燕尾服的裝束和甘迺迪夫人最入時的禮服打扮——他們對藝術的興趣，以及他們與國內外最優秀、最聰穎階層的聯繫，令這個國家自我感覺良好。對於數百萬美國人來說，美國在約翰·F·甘迺迪的領導下不僅正在重新樹立世界強國的地位，而且還是進步型高品味的新中心；這個國家不僅生活水平最高，而且其總統和第一夫人毫不遜色於歐洲的老牌貴族。無論以上的感覺中有些方面多麼脫離實際，對於甘迺迪領導下的白宮來說，努力維持其對公眾想像力的控制卻是一種絕頂的政治手腕。

與新聞界和公眾關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甘迺迪對於自己能否控制聯邦調查局卻沒有多大把握。1962年3月，胡佛明確地告訴甘迺迪，他有情報表明朱迪思·坎貝爾·埃克斯納與黑幫人物有關係，從此甘迺迪不再與她見面。而且顯然，他已經不接聽她的電話。胡佛並沒有——約翰遜告訴一些記者——「抓住傑克·甘迺迪的小辮子」。胡佛已經過了退休年齡，而他之所以繼續任職，是因為甘迺迪的好意。儘管如此，甘迺迪也許以為，如果胡佛準備跟他斷交，他會在離任之前試圖把他拉下台。

甘迺迪玩弄婦女成性的行為有沒有讓他從政務上分心呢？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這樣，尤其是在越南問題上。但是，甘迺迪之所以不願意把自己給予柏林或者其他國際國內問題上的那種關注投放在越南上，並不是總統心神紊亂的表現，而是因為他決心不想讓越南問題對於他的政府來說具有超出自己希望程度的重要性。當然，通過審查甘迺迪的白宮日程安排，人們會發現他似乎並沒有忽略任何一個在他眼中的重大問題。人們當然可以爭辯說，他對於自己應當最優先考慮的問題是什麼沒有做出十全十美的判斷。與外交政策問題相比，有些國內事務獲得他的關注相對較少。但是，有關他過於忙着追求女性或者滿足自己的**而無暇理會總統的重要事宜的猜測，卻沒有他日常活動記錄的支持。而且，根據研究甘迺迪的另一位歷史學家理查德·里夫斯的說法，總體上說，尋花問柳「比在網球上花的時間少」。到了1962年春天，也就是入主白宮15個月後，甘迺迪沒有什麼理由認為自己玩弄女性的習性妨礙了他執掌政府、領導國家的能力。

儘管是這樣的趨勢，而且可能正是因為這種趨勢的緣故，甘迺迪無法忽略黑人對依法享受同等待遇的要求；美籍非洲裔選民們仍然是民主黨最可靠的支持者。因此，11月20日，甘迺迪出於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考慮，終於宣佈決定要簽署一份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政府資助的公共住宅實行種族融合。

甘迺迪一方面等待着伴隨他簽署的行政命令而產生的強烈反應，一方面擔心有關他私人生活的越來越多的負面消息，以及這些消息可能會對他的總統地位造成的破壞。他仍然相信，主流媒體不會宣傳他的風流韻事。但是，當關於瑪麗蓮·夢露與約翰·F·甘迺迪之間曖昧關係的謠傳開始出現在花邊專欄里時，甘迺迪採取了一系列制止行動。他請從前的新聞記者、和平隊的監察長威廉·哈達德去「見見編輯們。告訴他們你在代表我說話，告訴他們這些都不是真的」，甘迺迪說。哈達德後來告訴理查德·里夫斯，「他騙了我。他利用了我在我認識的人當中的信用。」哈達德顯然已經相信到處流傳的有關約翰·F·甘迺迪與夢露之間的許多故事。有關他們之間關係的報道以及博比與瑪麗蓮之間關係的報道，幾乎趕上了對古巴導彈危機的報道規模。甘迺迪的妹夫、演員彼得·勞福德稱這些猜測為「垃圾」。但是，白宮記錄中顯示的夢露打給甘迺迪的無數電話，卻表明他們之間並非一般的熟人關係。無論事實真相如何，甘迺迪顯然十分清楚，有關與夢露這樣一個著名的亂性女人之間風流韻事的傳言，對他的總統地位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甘迺迪對自己的公共形象的擔憂延伸到了醫療領域。由於他相信，與他沾花惹草的傳聞相比，有關他的健康問題的消息更加可能被披露（而且更加可能造成傷害），因此他在公開自己與諸多醫生的交往方面更加謹慎。根據喬治·伯克利的說法，甘迺迪非常擔心給人一種「身體受到損傷······要求有醫生時常監護」的印象，因而避免讓「某個醫務人員總是在他的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