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被誤讀的大師(3)

葛紅兵：所以魯迅壓抑了自己的審美感受在寫作品，他的作品比較乾巴、乾澀，比較陰暗。作品中的人物也沒有一個是精神上或思想上、人格上健全的。從這個角度講，20世紀後半期即20世紀50、60年代的作家傾向於接受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可能跟他們潛意識中有魯迅這個大師有關。他們的目標是向著魯迅去，而魯迅是以「思想鬥士」的品格著稱的。鄧一光：我覺得魯迅在寫小說時的自主性更大一些，不像他寫雜文。魯迅寫雜文更多的是受感觸於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同時受制於他本身，比如他受到攻擊時必須要反擊。所以魯迅在雜文的立場上是一個革命者，是一個鬥士。你們剛才說他的小說忽略藝術性，我覺得不是這樣。像他的《出關》、《鑄劍》，特別是《鑄劍》，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他是一個極具想象力的人。他的小說中的藝術形象我覺得非常強，而且不是託附、熔鑄在某一個形象上的，它給我們一個大形象。魯迅在進行這種寫作時把我們傳統的對於小說的概念給攪混了。我一直覺得魯迅的小說和雜文不是一回事。我覺得魯迅在進行小說創作時更自由的，在進行雜文創作時是更被動的。在這種被動的立場上，魯迅所存在的這種客觀環境對產生魯迅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一開始做革命者……劉川鄂：所謂革命者通常是指他思想的革命性而已。葛紅兵：魯迅不可能同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成為朋友。劉川鄂：**欣賞魯迅，我覺得他們有一點真的相通，即所謂硬骨頭精神，對誰都不在乎，比如青年**二十來歲在長沙對自己精神意志的磨鍊，後來在三十年代在同**高層的極左的領導人鬥爭期間，還包括了五十年代對蘇聯的鬥爭，**也有一種硬骨頭精神。魯迅也是這樣：一個都不寬恕。中國知識分子什麼時候可以不談魯迅葛紅兵：二十世紀過去了，對魯迅的梳理在學術界也掀起了一個新的**。我昨天接到山東省一個國家級項目《多維視角中的魯迅》的寫作邀請。我想單從文學家的角度來認識魯迅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僅僅只是從思想家的角度來認為魯迅怕又有把魯迅過分思想化了的傾向。魯迅是一個談不完的話題，英國有「說不盡的莎士比亞」，中國就有「說不盡的魯迅」。中國知識分子什麼時候開始不談魯迅，到底意味著一種進步還是意味著一種倒退?下一個世紀談魯迅還怎麼談?劉川鄂：只要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沒有完成，魯迅的價值是永存的。魯迅對傳統文化「吃人」本質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讀《資治通鑒》讀到了秩序，讀到了怎樣治理國家；而魯迅讀《資治通鑒》讀出傳統文化「吃人」本質，僅僅這一個命題我認為魯迅是20世紀最偉大的文人。如果每一個受過基本教育的知識分子都能領悟到魯迅思想的價值，中國社會就真正進步了。魯迅的價值肯定是永遠存在的，但我們對魯迅的理解上過分意識形態化。像三十年代魯迅在左翼陣營中，尤其在魯迅晚年，最後一兩年生病中，那些別人替他寫的，魯迅自己簽個名的文章裡面，到底有多少是完全的魯迅，我始終持一種懷疑態度。像馮雪峰、許廣平的關於魯迅晚年某些迎合意識形態的回憶錄的真實性，我也持懷疑態度。我們還應對長期以來神化魯迅、加在魯迅身上的光環給他一個本來的歸位。因為魯迅始終是在矛盾和寂寞中度過的。在20年代的「野草」時期，是個人與庸眾、社會的矛盾，個人對社會庸眾的清醒的否定，自己仍然沒有力量反抗。而到了30年代他加入無產階級文學陣營，他跟那些極左思維方式，那種惟我獨尊的總管、霸王之間的矛盾，都是一般知道魯迅的讀者所不知的。而他評新月派是為國民黨維持治安、說梁實秋是資本家的乏走狗、對他並不了解的極權的斯大林時代的過份肯定等等，都是應該向更年輕的一代闡明的。此外，魯迅個人的價值觀念的現代化與他生活方式的傳統化也有很大的矛盾，比如他堅守個人主義，但他的那種「尊母情結」，孝道思想卻很嚴重。思想上非常現代化、甚至有很多非理性傾向的魯迅，在日常生活上是比較傳統化的。鄧一光：他對正統體制的批判使他不得不傾向於另一種「背叛性」的體制，如「向左轉」。實際上我感覺魯迅在本質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劉川鄂：但魯迅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在如胡適對「新月派」「第三種人」的批評是所共知。魯迅從他的青年時期到中老年時期始終對於人民、愚眾、窮人的本位立場是比較明顯的。如果說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魯迅則更是民主主義的代表。葛紅兵：我現在傾向於把自由主義分為兩種，一種是魯迅式的絕對自由主義，它的核心觀念是任個人；一種是相對自由主義，它的核心觀念是民主。胡適是相對自由義的代表人物，他相信民主政體，所以他會在適當的時候拎起皮包去做國民黨的外交大使；而魯迅絕對不會相信民主政體，任何體制性力量他都是要反對的，他絕不會在任何一種政體中成為幫忙之人。劉川鄂：魯迅的不相信不是從理論上，而是從對現實生活的體察上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