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慘的一年(3)

1.最慘的一年(3)

在布魯克林區的

「血汗工廠」里,15歲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掙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時,報酬是二元三角九分。

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勞工局長報告說,本州有一百多個工廠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時,而工資只有六角。

紐約市是紐約州里剝削工人最厲害的地方,而市內那個僱用5萬名女工的服裝工業,其剝削之凶又冠於全市。

《時代》周刊寫道:「無法無天的僱主」已經

「把美國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中國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鉤織一打帽子,只得工資四角,一星期只能織兩打。

做圍裙的女工做一條掙二分半,一天只能掙兩角。給拖鞋加襯裡的女工,搞了72雙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鐘能加工一隻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時,拿回家裡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

有一個做褲子的工廠,女工把一條褲子的線頭清除並用海綿揩乾凈,只得工資半分。

處理這樣一條褲子要花五分鐘,所以每小時的工資是六分。哪個僱主厚道一點,就無法跟這種血汗工廠競爭。

領取救濟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胡佛總統仍然不肯從國庫撥款補助,因此在大蕭條臨近第四個冬天的時候,整個救濟機構已是搖搖欲墜了。

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周只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

可是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麼?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至於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

正如《財富》雜誌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大蕭條一方面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於枯竭。

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只佔救濟金支出總額6%,於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

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

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產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幣值計算,房地產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

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產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

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產稅還是要照繳。

於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

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躑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

「攆房客」。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隻能使有產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

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製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產稅有20%~30%。

城市少了這筆收入,便削減公用事業。於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

由於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只好向銀行借貸。

市內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地方政府財政破產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

人們為了爭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產,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並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產才成。

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

接受救濟是為人所不齒的。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市通過了一項議案,禁止領取救濟金的人參加選舉。

這一招在馬薩諸塞到俄勒岡等十個州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幾個州的憲法早已規定選民必備的財產條件。

西弗吉尼亞州的醫院要病人保證交醫療費才收;有一個孩子需要開刀,轉診醫生這種醫生設有私人門診但沒有手術室、住院部,將需動手術的病人轉到別的醫院治療。

——譯者竟勸外科醫生,且等孩子父母答應付1000元再說。得克薩斯州羅伊斯城有兩個大夫在當地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分娩,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

特此通告。在某些地方,納稅人協會竟想不準領救濟的孩子上學;有些獲得公家資助的人家,竟不獲准進教堂做禮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最後獲准領取救濟的也只是極少數人。而且,據《財富》雜誌報道,在某些工業城鎮、礦區和佃農分成制農場里,「所謂救濟事業不過徒有其名」。

城市裡應得救濟的人家,只有25%獲得某種形式的救助。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丟盡了美國的臉。」再說,即使列入了救濟名冊,也並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

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

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

救濟金頂多只夠買糧食和燃料。領救濟的人家,在股票市場大崩潰前往往早已衣著不全,如今又過了三冬,其衣著之襤褸就更不堪入目了。

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扣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后襠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裡掛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隻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臟。

公職人員同領救濟的人往往無法區別,因為他們的財源相同。一般地說,地方士紳們總還能讓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樣的制服,因為那時大家都擔心治安問題。

可是對公立學校的教員就沒有那樣關懷了,由於地方政府稅源不足,教師的生活比別人來得苦,大蕭條初期,還在他們的工資里扣錢來資助施湯站呢。

學生每年增加二十多萬,學校就得進一步節約開支。教室不夠,書桌就擺在走廊里,有爐子的活動房子里,甚至洋鐵皮棚子里。

音樂課和美術課取消了,教科書是這學期用了給下學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損,字跡模糊,殘缺不全。

教室越來越擠了,最後,竟連教員的工資也發不出了。到1932年為止,只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

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員,只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裡去

「吃派飯」。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周只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

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只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

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只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產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

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只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

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

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

有1000個教員乾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

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萬元,並向高利貸商人借了萬元,年息是42%。

儘管自己挨飢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乾癟的腰包里掏出錢來養活萬名小學生呢。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

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

「豬玀」。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

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

「反飢餓遊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賑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占他們的收入的1%。

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

「第一次公開承認,對於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於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里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不過,目擊那些最凄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里。

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

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癥狀是

「思睡、發懶、睏倦、智力發展受阻」。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一個名叫莉蓮?

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只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麵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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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 美國社會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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