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與痛風3

恐怖與痛風3

大黃突然冒出來時,古義人已經和吾良成了朋友。他們的友誼緣於一件小事。二年級開始轉學到松山中學的古義人,選修科目中選了"第二國語"。第一次上課時,穿著當時還相當稀罕的有西服背心的西裝,個子很高,腦袋卻很小的教師挨著個地追問大家"為什麼你們選修古文呢?"他的意思是'為什麼選這種沒有人喜歡的課',可是古義人事先沒有得到一點兒消息,想起了早在"起義"之前,父親給他講的日本古典里的故事非常有趣,就回答說:"因為我覺得古文在細微地方的語言表現特別風趣。"可是,教師卻激動起來,"不要道聽途說!你舉得出有趣的例子來嗎?"同班的吾良似乎忘記了自己才是常常惹老師生氣的學生,也可能正是出於這一體驗,他說道:"你當時固執地沉默著吧?那就更激怒敵人了。"古義人並沒有屈服於老師的恫嚇,舉了一個父親喝酒時給自己講過兩三次的例子,使老師越加生氣。古義人講的是,例如,鷲叼來一個嬰兒,扔進了大樹上的窩裡,等著吃食的小鷲們被嬰兒的哭聲嚇壞了,沒敢吃嬰兒。"什麼?這種愚蠢的故事在哪本古書里寫著呢?原文是怎麼寫的?"面對咄咄逼人的老師,古義人也很反感,但還是做了回答:"彼雛望之,驚恐不啄。""別胡說八道,你說,在哪本書里寫著呢?"被這麼一逼問,古義人也卡了殼,不安起來。因為他並沒有親眼看過那本書,只記得這是喝得微醉的父親乘興吟誦的一個故事。雖說父親也給他解釋過:"小鷲們看見窩裡奇妙的東西很害怕。'望'不就是用來形容小鷲伸長脖子的樣子嗎?給人講這一段的次數多了,自然而然表現就熟練了。即使沒有學問,會講故事的人也能講得很好的。"如果老師的追問是,不是你自己瞎編的話,就把那本書拿來,那麼古義人就會更加不安的。因為父親的藏書都被燒掉了!聽父親說是《日本靈異》里的故事,真有這本書嗎?古義人的回答引發了女生們的笑聲,教師臉上露出非常輕蔑的表情,去問下一個學生了。從這以後直到學期結束,古義人一直受到老師的漠視。同學中只有吾良一個人--他從京都轉學來,因而降了一級--跟他搭話說:"你父親真風趣呀。"聯想那個請古義人去道后旅館吃飯,講述自己和同伴們思想發展過程的大黃的口氣,也給人以講過多次而表達得非常熟練的感覺。換句話說,其用詞之巧妙,給人感覺像是虛構似的。以至古義人這才理解了,由於父親的緣故從不輕信別人話的母親,之所以給大黃起了個"乾巴"的外號,既表達了親切感,也含有輕視的意味。母親曾說過森林中的人分成兩種,一種人從不說謊。另一種人僅僅是為了愉快而說謊,並不與實際利益掛鉤。父親秉性誠實謹慎,卻成了外來的不誠實的吹捧者的玩偶。雖然他蓄著鬍子,派頭十足,可紙老虎不也是玩具嗎?持續兩天的講座的**是"起義"落幕時,古義人父親犧牲的場面。父親犧牲時古義人也在場,所以應該說是講給從第二天開始參加講座的吾良以及年輕同伴們聽的。警察的槍聲響起來時,大黃撲到箱車上的長江先生身上,想要為他擋子彈,結果大黃被射中左肩而倒了下去……大黃亢奮地描述著襲擊銀行的場面,並且是當著事件目擊者古義人的面,以證人自居地講著。雖說有些誇張,卻並非不是事實。果真如他所述的話,難道說自己頭腦里儲存了錯誤的記憶了嗎?戰後一段時間大黃仍呆在村子里,在山裡或河邊古義人還遇見過他。受傷后需要療養,這也是正常的,但古義人記得早在戰爭期間,在放著父親理髮用的寶貝椅子的倉房裡,從書架上搬下書來,整理信件的大黃就已經沒有左臂了……二十多歲的大黃沒有被徵兵肯定是有原因的。戰敗之際,到父親身邊來的年輕人都說自己是請假出來的。在戰敗第二天的"起義"中,以幾天前才從駐松山的部隊來的,住在倉房二樓的軍官們為中心,把坐在箱車上的父親直接裝上了卡車,像從前農民起義那樣,向下游出發了。那天早上,大黃為了照顧有病的父親,背著個裝有舊尿墊等零碎東西的大包袱,走在頭腦發熱的軍官們中間,被他們擠來擠去。那時的大黃究竟有沒有胳膊呢?到達了位於松山的,現在CIE所在的堀之內對面的地方銀行大樓前,箱車被從卡車上搬下來,父親像一尊小銅像般站在箱車裡。推著這輛箱車,軍官們衝進了大門。古義人站在空空的卡車上瞧著這一幕。很快大樓里響起了槍聲,從銀行旁邊的小馬路上衝來了警察。古義人無法控制自己的恐懼,不顧被駛來的電車撞死的危險,橫穿大馬路,但他也沒能跑多遠,因為他順著夏草萋萋的壕溝斜坡,哧溜溜滾下去了……後來,就像母親的口頭禪那樣,一切都結束了。裝著父親屍體的箱車,再次被推到了銀行前,從溝里爬上來的落湯雞似的古義人,眨巴著眼睛瞧著……據說直到母親坐著通知父親死訊的警車來到松山時,自己仍舊呆在原地,這是真的嗎?從村子坐車到松山來,少說也要兩個鐘頭的。總之第二天,古義人由母親陪伴著回到了峽谷。既然這個記憶是確實的,母親就算去得再晚,也是去過現場的。如果那時除了被殺死的父親外,還有一個被槍擊中肩部的大黃的話,為什麼母親從沒有和古義人談起過呢?大學畢業后,古義人看到了大黃在講座上使用的那本書。那是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書,講述了日本國家主義在戰爭期間和戰後的變遷--尤其是地方右翼小團體,戰後五六年中在佔領軍壓力下的變動--的文章。那本書里也引用了那句漢詩。大黃看的那本書正是那時剛剛出版的。作者談到戰爭期間右翼組織中由於戰敗而對價值體系的崩潰產生絕望而自殺的人,並舉出了領導人的名字。古義人記得其中兩個人的名字。十歲那年春天,父親讓他整理突然增多的來信,他用心辨認一個個封面上毛筆寫的住所和姓名,然後記錄在"賬本"上,其中就有這兩個名字--這些名字都很與眾不同。作者還指出,第二種組織是在法西斯的招牌上冠以"民主主義的"東西,組織的還是原班人馬。此外還有第三種組織,即分散在地方的,直接進行非政治性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組織。如果說大黃在古義人的父親慘死松山街頭之後,用了七年時間在森林中建立了修鍊道場,自給自足地生活到現在的話,他領導下的集團就屬於這第三種組織吧。大黃具有利用這一運動的企圖,所以來找在CIE圖書館進行高考複習的古義人。而且,在發生了不僅是古義人,吾良也卷進來的事件之後--那是作為大黃他們下一個行動的準備--大黃又為什麼中止了行動,和同伴一起繼續守護修鍊道場呢?遭到小鐵球襲擊時,古義人內心很想迴避的難道是下面這個事態嗎?即不得不在警察局或在法庭上面對使用森林方言進行共同事業的大黃及其同夥……第一次被襲擊時,聽出三個人使用的語言是從現在村裡年輕人那裡聽不到的語言時,古義人不能不憑直覺感到他們是保持著古老鄉音的一直以封閉的集團形式行動的人。與這種感覺重合,下意識地想像到了大黃也是順理成章的。第二次鐵球襲擊是在古義人剛剛發表了《聖上讓我拭淚》這部小說后不久的事。小說描寫了剛剛戰敗時的父親的"起義",這也是吾良曾打算拍成電影的小說。創作小說時,古義人不時回想起從十七歲和大黃再次見面到修鍊道場發生事件這十天內的,特別是吾良也參加了的第二天晚上講座時的大黃。然而古義人在小說中完全沒有涉及大黃所作的關於起義的說明和評價。實際上,當時聽著大黃講述他自己的往事,十七歲的古義人就產生了懷疑。包括這些疑問在內,原本可以把大黃寫進小說,古義人之所以沒有寫的心理背景,是懼怕居住在大黃他們修鍊道場附近的母親周圍發生風波--如果有人要問這有什麼根據的話,也說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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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新作:被偷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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