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人的矯情

編輯約寫一篇稿子，想談一談七十年代人的矯情，我卻不知談些什麼好，據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矯情的始作俑者，依我看，矯情更像是一種性格而不是社會風氣，至於矯情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這倒很難說得清楚，有時候我覺得無非就是一種特主觀的個人感受，當你覺得別人矯情的時候，往往你正處在矯情的另一端。矯情中暗藏着一些私人性質的體驗，按照常人的理解，一個人喜歡羅大佑無可厚非，但要是喜歡得非要坐飛機到上海去聽羅大佑個人音樂會，就是喜歡得有點過分，那就是矯情了，比矯情更叫人看不上的是狂熱，人們同狂熱的人是無法爭論的，因為他們懂得狂熱是無道理可說的，但他們竟傻到認為矯情是能說一說的，這就叫我有點無法理解，事實上，與別人爭論別人的愛好毫無意義，一個人喜歡紅色，另一個人喜歡藍色，這有什麼可說的呢?二○○二年，各種報紙雜誌用了一年的時間來談論小資，春上村樹、咖啡、紅酒之類的東西紛紛進入話題範圍，直到二○○三年出現一本小資手冊，把英國作家喬伊斯也納入小資範圍，一下子，在我眼裏，小資這個詞語便成為人們生活中所有事物的代名詞，連喬伊斯都小資了，還有什麼不可能成為小資的呢?在我看來，這才是一種愚蠢的矯情，因為它首先是一種愚蠢，然後才談得到其他，事實上，讀過喬伊斯的人少得可憐，這從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少得可憐的印刷量上就可看得出來，即使是受過正經文學訓練的人也很難讀懂它，這樣一本書，怎麼可能成為一個龐大人群的明顯標誌呢?我認為七十年代人是一個率先邁向健康的人群，這一群人首先意味着經歷過從物質匱乏到物質豐富的社會時期，在此之前的人受着貧窮的折磨以及精神生活的極端壓抑，之後的人對傳統缺乏基本的認識，過分地自以為是，而社會從什麼都沒有，飛速地向物質社會轉型，轉型后的社會以個人佔有社會財富的多少論成敗，精神生活被娛樂所取代，而七十年代人多多少少受到過一點精神生活的吸引，至少，弗洛依德、薩特、海德格爾、福柯曾成為七十年代人的時髦話題，要知道，想談論那些話題，就需要有一點相關的知識與對思想的好奇心，往後看，成為時髦話題的就只有漫畫、明星、旅遊、汽車和時尚家居，在七十年代的人看來，成功還是人們生活中眾多內容中的一個，對於成功還存在道德上的某種考慮，而八十年代，道德顧忌徹底地消失了，成功成為每一個人心中的夢想，而那夢想的內容只有一個單調的錢字。我認為，社會財富的急劇增加以及財富增加帶來的好處，使社會對財富抱有一種幻想，認為財富至少可解決人們的大部分問題，這是一種唯物質主義的矯情幻想，從長遠看，財富所能代表的，只是一種少數人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它並不具有太多意義，特別是，在財富上成功，永遠都只是少數人的事，而其他人要是以此為目標，得到的就只有不成功的痛苦，由這種痛苦所形成的社會性的焦慮及壓抑，是十分令人擔心的。七十年代人現在正是三十來歲、年富力強之時，他們之所以成為關注目標，是因為他們是城市消費的主要力量，在他們的消費過程中，他們的消費特點形成了某種被爭相摹仿的風格，這種風格在不具有與他們同等消費實力的人看來，是一種附庸風雅，一種過分，因此很容易被稱為矯情，而對於超過他們消費實力的人看來，他們是一些沾沾自喜的失敗者，因此也極易被說成是矯情，在兩者的眼光看來，七十年代的人都有點過分，不幸的是，兩種觀點都只是局外人的眼光，而在七十年代的人本身看來，他們只是自然地適應着社會以及自己的內在需求，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行事，我想，毛病不是出現在這群人當中，而是出現在局外人當中，是局外人對七十年代人的生活細節的不理解，要麼，乾脆就是一種不正當的挑剔及誤解。我個人覺得從心理學的角度倒是能更清楚地談矯情這件事，因為它很像是某種輕微的強迫症，只要人們不過分地堅持自己的想法，不過分地為自己的行為辯解，那麼，矯情說到頭了，也就是一種無傷大雅的私人性質小個性。我本人限於水平，就只能說到這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