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1)

我以為，我已經完成了本書的最後一章。可是，1999年1月22日，星期五的午夜，我又接到了莫妮卡·萊溫斯基打來的電話。她的聲音聽起來充滿恐懼，比我之前跟她的任何一次通話都顯得更緊張，她軟綿綿、似乎還沒有變音的小女孩的聲音里，充滿了驚恐。她告訴我，斯塔爾已經弄到了一張法院強制令，命令她必須從洛杉磯飛回華盛頓，在那裡，她需要接受共和黨委員會的高官關於總統彈劾案的質詢。假如她不能如期抵達華盛頓，斯塔爾發誓將把她送進監獄。在過去這幾個月里，我已經對萊溫斯基的聲音相當熟悉，並且可以輕易從她的語調中猜測她的心情。當她談起琳達·特里普時，她的聲音里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怒意；當她談起總統時，她的聲音充滿深情；而當她說到了斯塔爾和他的手下時，她的聲音則充滿了膽怯與恐懼。要是讓我將斯塔爾與萊溫斯基進行一番比較，我會說，前者是一個被虐待的孩子在見到施虐者時，所做出的反應，而後者是一個被毆打的小動物在看到它的主人時，所流露出的本能害怕。她說，「突然之間，彈劾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重重地砸在我的肩頭。我很擔心，我怕斯塔爾會覺得彈劾不成，就是因為我在作怪。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假如斯塔爾沒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東西，他會對我做出什麼懲罰。」自從1月初開始參議院審判以來，莫妮卡就一直試圖不去理會審判的進度，她寧願裝作對總統正在經受的一切置之不理，這樣，她覺得自己才能集中精神幫助自己療傷。我們曾經討論過，或許她會與貝蒂·庫里、維農·喬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作為證人被傳喚，可是現在，別人命令她要獨自受審。在民主黨看來，要求萊溫斯基單獨在參議院作證，其實已是共和黨的最後一個伎倆。整整一個星期白宮律師團們都在反反覆復談論著萊溫斯基和其他證人是否應該去作證，作證的利弊何在，所有人都在窮盡自己一生所學，展示著自己的睿智和口才，一些年輕律師從未見過這種陣仗，剛來白宮不久的切利爾·米爾斯就稱讚柯林頓法律團的主角查爾斯·拉夫，逢人便讚美拉夫律師的老謀深算。在絕望中，控方要求斯塔爾找到聯邦法官諾瑪·霍洛維·約翰遜，由他下達一張緊急強制令，要求莫妮卡必須與他們合作，不過強制令上使用的字眼還算委婉，寫的是莫妮卡應該「讓人聆聽到她的證詞」。這個決定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民主黨和白宮律師團指責共和黨委員會使用的方法非君子所為，聲稱他們之所以要將莫妮卡單獨拎出來，強迫她作證，就是因為她之前已經被斯塔爾捉住了痛腳，因為不得不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合作。而其他人根本就沒必要聽從獨立檢察官的要求，比如喬丹，他就已經事先發出聲明，除非參議院投票通過他成為證人的提案，否則他就不會出現在參議院審判上。共和黨委員會的檢舉人擔心他們會輸掉這場爭奪證人的戰爭，於是莫妮卡成了他們最大的希望，斯塔爾一路緊逼莫妮卡，表示如果她不合作，立刻就會蹲班房。可是在參議院莊嚴的大廳里，他們卻說著另一套和善的言語，他們表示正在友好的與莫妮卡談話，他們說，之前大家都有些誤解，好好談談，她就會理解他們，他們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想要表達的意願。可是事實卻完全相反。不僅莫妮卡被迫要交待一切，包括與案件無關的**，而且連她的家人和朋友也被殃及，他們不允許對外界說一句與莫妮卡有關的話。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里斯說，「我們都感覺碰到了一塊礁石。她本來就不應該再遭一次罪。雖然莫妮卡還是試圖表現得很樂觀，可是我們都知道，這對她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一次可怕的折磨。」莫妮卡的父親萊溫斯基醫生，本來就已經患上了高血壓，需要吃藥維持血壓穩定，在聞知這件事後，連常規的藥物都無法讓他的血壓降到安全值，不得不住院觀察。他說，「我覺得很難抑制我的怒火，最近發生的一件事已經讓天下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莫妮卡真的很可憐，她已經成為一場邪惡的政治鬥爭中的人質。看到斯塔爾現在在這個國家掌握了如此大的權力，我們都感到很恐懼。」莫妮卡本人更加難以承受這突然的打擊。去年一年，她不斷經受著種種恐懼與痛苦，此時心情已經漸漸平復，可是現在，她又開始遭受第二輪的傷害：她對斯塔爾的恐懼與疑慮，她對背叛總統而產生的負罪感，還有她被FBI跟蹤和竊聽而產生的驚慌，這一切都回到了她的生活中。更加諷刺的是，就在此時她的父親準備參加一個關於癌症的年會，去年此時，當他第一次得知莫妮卡受到FBI的威脅時，他正好就在這個年會上。當天夜裡，莫妮卡便將此事告訴了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里斯，在憤怒與恐懼的折磨下，莫妮卡一晚沒睡。第二天凌晨4點，她的父親便起了床，將她送到洛杉磯機場，讓她搭乘早上7點的班機去華盛頓。父女倆含淚告別時，父親告訴莫妮卡，她肯定還會遭受更大的折磨與凌辱，無論遇到了什麼，她一定要堅強面對。更加讓莫妮卡屈辱的是，斯塔爾的辦公室雖然為她預訂了航班，但並沒有支付票款，害得莫妮卡在機場手忙腳亂，這才湊足了機票錢。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