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戰略環境比較：歐洲與東亞

通常情況下東亞舞台上的表演不會打動歐洲的思想家，他們只把戰略眼光投到古老的戰略對手以及軍備競賽上面。如前所述，傳統觀念告訴我們東亞所處的戰略環境比不上歐洲那樣優越。通過觀察「國際社會」的各個成員國在維護國際和平上所起的作用，布贊和西格爾再一次強調了上述傳統觀點。他們說：「國際社會對政體制度有著特殊的觀念。在國際社會中有著一整套的政治體制，各種國際組織和規則，這些機構的存在保證了各個國家能夠進行有秩序的交流，能夠建立磋商與合作機制，能夠協調彼此關係，能夠避免衝突升級為戰爭。在推動國際社會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亞洲雖然也包含幾個工業化國家，但它的整體發展水平十分落後，甚至比不過非洲和中東地區。這一點是它的顯著特點。」然而，以上那些傳統智慧卻並不能解釋一個基本事實：亞洲很少聽到戰爭的槍響，歐洲大陸卻被紛爭包圍。戰火從阿爾及利亞蔓延到整個北非，然後燒到正在進行邪惡戰爭的波斯尼亞，最後在北方的高加索山脈達到**。地區衝突不斷的喬治亞、科索沃、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像一隻只隨時可以爆炸的火藥桶。儘管整個亞太地區有著比歐洲更龐大的人口數目，但每天在歐洲版圖內死於戰亂的人數卻更多。許多學者在比較東亞和歐洲的時候，總是強調一些高度發達的地區性組織，比如北約（NATO），歐盟（EU），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這些組織在和平與安全方面為歐洲提供了的競爭優勢，其中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還曾經被視為亞太地區發展的榜樣。但是我們看到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53個成員國中，以下各國都陷入了內部或外部的衝突：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斯尼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亞，摩爾多瓦和塔吉克，更不用說危機四伏的馬其頓和科索沃了。亞洲的和平安寧和歐洲的戰火紛飛並非偶然的現象，其中原因在於，歐洲處理周邊環境問題所用的手段從戰略上看是無條理的，而亞洲在這一點上採取了更為有效的措施。歐洲採用的策略之中存在著以下幾個缺陷。首先，歐洲人相信只要儘力保證歐洲內部的統一性就可以維持安全局面，哪怕外圍的地區處於分裂的狀態也無妨。歐洲試圖通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來強化全歐一體觀念，以及通過把更多「相似」的國家招進歐盟來擴大統一範圍的做法，在一個亞洲觀察家看來，無異於一位正在起居室里擺放傢具的家庭主婦，她並沒有意識到，屋子外面有一股洪水正隨著漲潮席捲而來。令人不解的是，歐洲正在努力建起一道隔絕四鄰的圍牆，企圖把那些外來鄰居們排斥在自己的繁榮發展之外。與此相反，亞洲的戰略推動力卻要把每個社會都吸引到這個充滿活力的地區中來。這個過程從緬甸和越南開始，最終將會發展到朝鮮。歐洲不可避免地要和鄰近的三大勢力打交道：俄國，非洲和伊斯蘭世界。在這個日益縮小的世界里，這三個地區動蕩的局勢遲早會滲透進入歐洲社會。如果說歐洲對俄國的政策還算勉強成功的話（許多問題還有待長期考驗），那麼它對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政策可以說從根本上失敗了。歐洲曾允許那些在社會文化方面更具相似性的國家趕在土耳其之前進入歐盟，這種做法從長遠眼光來看是一次戰略失誤。因為這等於給出了一個信號：歐洲和伊斯蘭世界是斷裂的，不管一個國家多麼非宗教化，多麼現代化，多麼「歐洲化」，只要它屬於伊斯蘭世界，就不被允許進入「歐洲之家」。歐洲失去了一次機會，一次向世界證明一個伊斯蘭國家也可以跨越文明，成為和歐洲各國相似的現代國家的機會。歐洲同時失去了另一次寶貴的機會，一次向世界證明它可以跨越自身的文明界限，建立跨區域合作組織的機會。在這一點上，亞洲成功地建立了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亞太經合組織（APEC）以及東盟地區論壇（ARF），這些組織都包含了多元文明。當面臨波斯尼亞種族滅絕的危機的時候，歐洲表現出了令人失望的被動，這種被動加劇了對伊斯蘭世界的排斥力。伊斯蘭世界（以及任何其他地區）都相信，如果居住在薩拉熱窩或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基督徒遭到穆斯林炮彈的持續轟炸，那麼歐洲決不會被動地坐視不管。歐洲一方面聲討緬甸倒退的民主，另一方面又對阿爾及利亞同樣倒退的民主加以認可。憤世嫉俗的歐洲人對這類雙重標準只是表現出輕微的蔑視，殊不知他們將會對這種疏遠伊斯蘭世界的做法付出沉重的代價。畢竟，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里，這是一支與歐洲長期共存的力量。過去的幾十年裡，歐洲的道德領導一直是一股強大的力量，每當危機關頭，人民總會被引向正義的一方，並能提供強大的人道主義援助。歐洲領導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逐漸有了清醒的認識。德國總理科爾在本年度聲稱：「在北非興起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歐洲主要的威脅。」同時法國首相巴拉迪爾也把在阿爾及利亞的原教旨主義革命看作是本國的頭號威脅。歐洲策略中的第二個缺陷在於一個假定，即：世界上除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包括歐洲的近鄰，都將信奉他們的社會思想——歷史的自然進程必將把所有的國家引上通往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道路。當歐洲人看到俄國總統戈爾巴喬夫走上這條道路的時候，這個假定被事實證明了。後來蘇聯解體的事實再一次印證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歐洲人歡呼「歷史的終結」，他們認為只要在全球普遍應用西方的觀念就可以實現這一點。這種歐洲觀念至上的深刻信仰產生了一個特殊的弱點，它使歐洲變得盲目。每一個社會和文明都有它自身的有效性，歐洲甚至連這樣最簡單的道理都無法接受。《經濟學家》上一篇題為「伊斯蘭和西方」的文章證明了這種盲目性。文章假設伊斯蘭社會按照歐洲的道路發展，隻字不提西方可以向伊斯蘭社會中學到東西。然後，作者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對比，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和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兩個伊斯蘭國家（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都位於亞太地區。在這一地區，他們沒有沿襲西方模式。那種西方觀念普遍化的信念必然妨礙人們接受多樣化的原則，同時也會阻礙一個地區各種文明之間的和諧相處。亞太地區已經習慣了這種多樣化的狀態，但是歐洲還沒有。歐洲策略中的第三個缺陷在於它為致力於把生活標準「鎖定」在一個相對高的水平上，甚至不惜通過設置新的自由貿易壁壘和忍受高額的補貼來實現。在這一點上，歐洲和美國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美國可以大膽地超越文明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障礙，和墨西哥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其實美國並沒有選擇的餘地，如果美國不向墨西哥出口一些廉價的工作機會，那麼後者將不會也不能停止向美國輸送國內過剩的勞動力；現在的狀況是，作為報答，美國還可以從墨西哥贏得一些高價的工作機會（通過一項雙贏的協議）。對歐洲來說，為了解決長期無法避免的非法移民問題，一個永久的措施是對外輸出一些廉價的工作機會（同時贏得高價的工作機會），這需要首先和北非達成一項自由貿易協定。如果歐洲促進（而不是阻礙）全球自由貿易的發展，那麼這項措施就可以充分發揮作用，它能夠把歐洲和它的鄰國捲入由亞太地區掀起的繁榮浪潮之中。但是為了使歐洲的鄰國發揮它們的天然比較優勢，歐洲應該廢除它的農業補貼制度。令人吃驚的是，一個能解決歐洲政策中長期存在的問題而又如此簡單明了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卻是不可能實現的。1990年，歐洲和非洲人口的比例是498對642（百萬）。根據美國媒體詳細調查做出的預測，這一比例到2050年將升至486對2270（百萬）——這個數字接近當前南非國內白人與黑人的比例了。在未來幾十年裡，歐洲將被來自周邊國家的廣大貧窮人民所包圍，而且這支貧窮大軍將會不斷壯大。除非這些人們在自己的國家裡也能感受到歐洲的繁榮氣息，否則的話他們將毫無選擇的湧進所謂的「歐洲家園」。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非洲將成為歐洲的一大難題。威廉·普法夫（WilliamPfaff）最近問道：「誰造成了非洲的巨大災難？」答案是：「19世紀的歐洲列強出於利弊參半的複雜動機，把非洲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從而破壞了當地的社會政治體制，摧毀了既有的制度和法律。」他接著又問：「哪個地區在拯救非洲問題上有最急迫的物質利益？」答案是：「歐洲。這不僅僅因為歐洲是非洲礦產和農作物的主要消費地，更重要的是，非洲成千上萬瀕臨絕望的人民正在走出非洲，去尋找一個有秩序、有工作、有安全保障、有發展機會的地方。那些國家對於前往歐洲的移民幾乎毫無限制，這股大軍已經導致歐洲出現眾多的社會問題，面臨政治緊張的狀態。」以上幾個存在於歐洲策略中的缺陷表明，一股相似的推動力已經從歐洲蔓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我把它稱為「大西洋動力」。它的特點是：以謀求大陸聯合為目的，而並非著眼於世界的一體化進程；優先輸出政治發展而不是經濟繁榮；同時忽略了各國社會和文化的差異，為自由貿易製造壁壘，只是為了維護根本難以為繼的「福利國家政策」。世界上其他地區雖然都從歐洲的創造性和活力中受益非淺，但是如果歐洲堅持推行這種「大西洋動力」的話，那麼不僅是歐洲，整個世界都會遭受巨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