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動力

1994年9月，國際戰略研究學會在溫哥華召開了第36屆年會，我在那次會議上做了一次公開演說。那次會議把美國和歐洲的主要戰略思想家們都召集到了一起。在那些思想家的頭腦里始終存在一個天然的假定，那就是在戰略理論和實踐方面，歐洲走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前列。這些領域裡最關鍵的概念和範例都是由歐洲創造的，世界其他地區最好的辦法是仿效歐洲的成功經驗。然而我的演說卻從兩方面使聽眾們受到震動：第一，我提出亞太地區比歐洲有著更優越的安全觀念；第二，我認為太平洋地區的發展道路也許能夠為廣大戰略思想家們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世界觀。顯然，我在大會上聽到了很多反對的聲音，但是當這篇演說的摘要在《外交事務》和《生存》上發表之後（兩篇文章的題目分別是「太平洋道路」和「太平洋動力」），它們獲得了更為友好的回應。時任澳大利亞外長的埃文斯告訴我他已經在發言中多次引用我的觀點，其中最突出的觀點是：在亞洲和美洲文明融合的過程中，亞太地區將釋放出一股具有爆炸性的創造力。六年之後，我提出的這個論題經歷了嚴峻的考驗。1997—98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是20世紀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一。這場危機給許多東亞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西方思想家們普遍認為伴隨著權力動蕩的經濟危機通常會導致戰爭，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形一樣。今天在亞洲舞台上所發生的權力動蕩比世界其他地區具有更大的規模，同時這個舞台上也布滿了地緣政治的條條虛線：俄中關係，日中關係，中國和東南亞諸國的關係，更不用說世界上最重要的新興戰略夥伴關係——中美關係。為什麼這個地區在經歷過嚴峻的危機之後仍然能夠保持和平？為什麼這種緊張狀態沒有重新出現？對此我不得不承認，在我寫作那篇演說稿六年之後，我更加堅信我當時所提出的有關「太平洋動力」的主張。事實證明我的觀點並沒有死亡，它是有生命力的。然而，持懷疑觀點的還是大有人在。大多數西方戰略思想家堅持認為亞太地區仍像是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只有時間會證明誰是對的，看在兒孫們的面子上（如果我有的話），我希望最後持有正確觀點的人是我。21世紀將會出現一場介於「大西洋動力」和「太平洋動力」之間的爭奪。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大西洋動力」主宰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如果我的假設是正確的，那麼太平洋將取代大西洋成為世界發展推動力的中心，因此那些以歐洲為中心的戰略分析家們將不得不重新審視他們的概念和假設，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歷史的發展潮流。21世紀將會成為獨特的世紀，因為世界上將會出現三大權力中心（歐洲，北美和東亞），這和只有兩個中心（歐洲和北美）的20世紀以及只有一個中心（歐洲）的19世紀是不相同的。在以往的幾個世紀里，歐洲的確決定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它把世界上大部分領土都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動搖了其他帝國的根基（包括中國，日本和伊斯蘭世界），同時通過移民的方式佔有了其餘的大陸空間（北美和澳洲）。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甚至隨後發生的冷戰從本質上說都是泛歐洲的爭鬥。與此相反，東亞對本地區之外的事務幾乎毫無影響。如果戰略分析家們不能從歐洲中心觀中解放出來，對於歐洲和世界來說就是很危險的事情。世界上各個地區都有其輝煌的時代，歐洲也曾經為整個世界的前進貢獻了巨大力量，然而今天的它已經精疲力竭了，其他地區推動世界進程的時代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