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游牧民族

亨廷頓談到了伊斯蘭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威脅。自從世貿大廈被恐怖分子襲擊后，美國人也開始患上歐洲人關於伊斯蘭主義的妄想症，把伊斯蘭主義看成是徘徊在基督教文明之上的黑暗勢力。當我們想到穆斯林們每天都被提醒著自己的弱點而西方世界卻越來越害怕伊斯蘭主義時，我們就會覺得西方世界的恐懼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亨廷頓說：「伊斯蘭主義的邊境是血腥的。」但是在一切穆斯林和親西方勢力的衝突中，穆斯林（不管是亞塞拜然的、巴勒斯坦的、伊拉克的，還是波斯尼亞的穆斯林）都是失敗的一方，而且敗得很慘。伊斯蘭世界是如此的不統一以至於它無法聯合成一股力量。奇怪的是，儘管有對伊斯蘭世界的毫無理由的恐懼，西方世界看起來卻幾乎是故意朝著一條旨在激怒伊斯蘭世界的道路前進。西方世界反對緬甸、秘魯或者奈及利亞的集權政體，但容忍阿爾及利亞的集權政體。這種雙重標準是有害的。波斯尼亞的集體仇殺製造了無法估量的損失，但強大的歐洲國家在面對發生在他們眼前的種族屠殺時卻無所作為。這揭掉了西方世界道德權威的偽裝（這種偽裝是西方在近代發揮良性作用留下的遺產）。因為很少有人能夠相信，一旦穆斯林的炮彈落在薩拉熱窩或者斯雷布雷尼察的基督教徒身上時，西方世界會保持同樣的沉默。很少有西方人了解，他們的政府和領導人加劇了生活在伊斯蘭和儒教文明下的20多億人中的騷亂。令西方人心生恐懼的兩個亞洲游牧民族形象——穆斯林和蒙古人（這兩股力量確實在過去入侵過歐洲）仍儲存在亨廷頓的記憶中，但亨廷頓假定另一種儒教和穆斯林反西方聯盟的存在。事實上，美國出售軍火給沙烏地阿拉伯並不意味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存在著天然聯繫。同理，中國賣軍火給伊朗也不說明這兩種文明之間存在聯合。兩者都只是機會主義的舉動，並不建立在天然感情相通或文明聯盟的基礎上。所以暗示儒教和伊斯蘭之間存在聯合的最大失誤就在於模糊了這兩種力量所構成的挑戰之間截然不同的本質。伊斯蘭世界要實現現代化還困難重重，直到那時它才有能力在西方世界製造不安。而東亞包括中國正準備和西方並駕齊驅。事實很簡單，東亞和東南亞與西方相處得更和睦。缺乏與伊斯蘭主義或中國靈活相處的戰略反映了西方世界的一個致命傷，即它無法適應文明相對力量的改變，而這種改變的存在是亨廷頓在書中極力證明的。如果把他文章中的兩個關鍵句放在一起看，我們就能解釋問題的本質。第一句話是：「從文明政治的角度看，那些曾經被西方殖民主義被動地捲入歷史的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如今已經和西方一起參與推動和改變歷史了。」第二句話是：「實際上，西方正在運用國際組織、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主導世界，以繼續維持西方優勢，保護西方利益，推行西方政治和經濟上的價值觀。」這兩種心態的結合是災難產生的原因。簡單的算術就能證明西方人的荒謬。西方世界有8億人口，而非西方世界則擁有47億人口。如果是在國內政治舞台上，沒有一個西方社會會接受15％的人為85％的人立法。但是在國際舞台上，西方人就想這麼做。悲慘的是，當第三世界能幫助西方徹底擺脫經濟不景氣時，西方卻背棄了第三世界。1992年，發展中國家美元輸出量的增加幅度比北美、歐盟和日本加在一起都要大。美國出口增長的2/3流向了發展中國家。但是西方世界不但沒有通過烏拉圭回合談判鼓動這種全球性的增長，反而打擊了這種發展趨勢。它試圖構建而不是拆除壁壘。法國總理巴拉迪爾試圖為這種行為辯護，他在華盛頓直率地說道：「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怎樣組織起來保護自己。因為那些國家會利用他們的低成本迫使我們降低商品的售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