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視角的人權與新聞自由

1993年1月，紐約的亞洲社團和三家新加坡機構——東南亞研究所、新加坡國際基金和政策研究所——在新加坡舉辦了題為「亞洲和美國視角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研討會。我應邀發表「亞洲視角的人權與新聞自由」的講演。我的小組同伴詹姆斯·法魯斯對我的論文感到吃驚和困惑。我清晰地解釋了「十大異說」，我相信西方無視或壓制了這樣的觀點。與此同時，我補充了可能導致亞洲與美國之間進行平等對話的五項原則。自從我觸及了如此之多的「聖牛」后，我認為喜歡論爭的西方刊物不會出版我的作品。但是，無人理睬的局面直到華盛頓月刊勇敢地發表了我的一篇短文，題目為「年輕人，到東方去！」。隨後更長一點的版本出版在一個論文集中，題目是「關於人權的爭論」，是比特·馮·內斯編輯的。很明顯，這是我迄今所撰寫的最令人惱怒的文章。如果是現在寫的，我不會使用同樣的語調。我還犯了其他錯誤：我引用了一個瑞士經濟學家的論述，他斷言美國政府的債務問題是難以解決的。在干預期間，債務問題就已經得到了糾正。與所有的預期相對，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經濟保持著繁榮的態勢，而亞洲卻碰到了麻煩。世界在許多方面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一些嚴峻的事實卻沒有變化。嚴格地說，我在1993年描述的「異說」今天依然存在。西方記者在第三世界的絕對權力還是未加抑制。確實，只要世紀末的美國具有絕對的權力，那麼美國媒體的力量就會增加，而不是降低。美國國內對這些媒體有各種非正式監督和平衡的措施。但是在美國之外，美國媒體就沒有受到什麼限制。如果我可以提出另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觀點，我會提出：所有的這些已經導致了西方對亞洲看法的巨大歪曲。西方媒體惟一傾聽的聲音是其他西方記者的聲音。他們中的許多人以硬要別人領情的腔調寫了許多關於亞洲和亞洲人的著作，充分說明了西方保存亞洲某些方面的必要性。在新聞界，根本就不存在公正的表演場地。這就是我相信年輕的西方學生應該閱讀本文的原因。我將從一個類比開始本文，同時要對那些此前已經看到此描述的人表示歉意：……從許多第三世界社會公民的視角看，人權戰總具有一種稀奇古怪的性質。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人權戰就像這樣的現象：他們像一艘破船上貧病交加的乘客，超載的客船正在飄向危險的水域，許多乘客將會死去。船長通常是嚴厲的，有時也會公平待人。一群富有的、衣食無憂、且貌似友善的看客恰好就站在河岸上。一旦這些看客看到某個乘客遭到鞭打或監禁，或者被剝奪了講話的權利，他們就會來到船上進行干涉，保護這個乘客免遭船長的壓迫。這些乘客還是又餓又病。但是，一旦這些乘客游到堤岸，投到其恩人的懷抱，看客又會堅決地將其遞解到船上，乘客們的苦難依然不減。這不是抽象的類比。這準確地描述了海地人的感覺。這正是西方在冷戰結束的時候攻擊性地推銷其人權理念的許多荒謬之處中的一個。還有很多其他的荒唐事。當我試圖在哈佛大學的研討會上挑戰民主、人權或新聞自由的普遍意義時，我發現這些價值觀已經成了真正的「聖牛」。沒有人可以挑戰西方的固有價值觀。更糟的是，當我堅持我的看法時，我遭到了他們的竊笑、自鳴得意的打量和普遍的嘲弄。普遍的看法是挑戰這些概念的任何亞洲人，尤其新加坡人的意圖是掩蓋其政府的罪責。現在，我就像當時一樣確信，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在第三世界富有侵略性地促進民主、人權和新聞自由的做法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這場戰役不可能讓生活於發達世界之外的43億人民從中獲益，或許對發達世界的7億人民也沒有什麼好處。這場戰役只會惡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困難狀況。但是，為了讓西方人了解到這個核心論點，人們必須首先消除使這些話題成為西方話語中不可觸摸的「聖牛」的障礙。在與非西方人士討論這些話題時，西方人首先必須承認有意或潛意識裡站在「布經講道」的出發點上了。如果這能夠讓人得到安慰，那麼我要急切地說這種態度並不新奇。《觀念歷史字典》中的一段話指出，這種態度幾個世紀前就存在：**主義概念起源於歐洲對亞洲政治及其實踐的特殊觀察：與東方的奴性本質相對照，歐洲在本質上被看作是自由的。**主義通常與對奴隸制、壓迫、殖民或帝國主義統治的合法化、解說或質問密切相關。將**主義歸結為敵人可以利用為動員一個政治單位的成員，或者動員一個地區的人民。因此，希臘人將波斯人打上了**的烙印，基督教的作者同樣將土耳其人打上了這樣的烙印。通過有目的地反對**主義的自由戰，或者通過歷史學家的描繪，這些主張通常就成了基本原理。比如，亞里斯多德這樣具有自由傳統的學者對其他從未體驗到如此快樂條件的學者的強大影響力。21世紀前夜，歐洲對亞洲的這種態度必須終止；道德優越性的觀念必須放棄。為了在亞洲人和美國人之間進行富有意義的討論，就必須建立一個公平的表演舞台。這是本文的第一個目的。在第二部分，我將提出一個亞洲人對人權和新聞自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