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3）

一個家庭在統治者替換的過程中，犧牲了兩個兄弟的生命(文雄被上海人槍殺，文森生死未卜)、一個兄弟的良知(文良被國民黨打成白痴)。剩下來的老弱婦孺，將忍氣吞聲的苟活下去。在如此的結構體制下，《悲情城市》甚少顯出片面主觀的單向思想，複雜的意義經常回蕩在大陸/台灣/日本的意象中。舉例來說，雖然家中二哥文森被日本人徵兵戰死於南洋，雖然國籍及政治的變化使日本台灣成為對立，但是就人與人的關係而言，影片仍是超國籍及政治的。

在對歷史的敘述中，影片的態度一直是寬容的，因為即使在歡慶台灣人脫離日本人的統治的同時，侯孝賢仍未犧牲日本，在這裡，對人複雜面的了解取代了對日單面的譴貴。

歷史門廊中喑啞的安魂曲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如果不是他最好的作品，那最低限度也該是他最為複雜的一部作品。其企圖心之龐大而內蘊，其歷史視野寬宏而細緻，在台灣數十年的電影史中，似無出其右。

《悲情城市》的複雜性是多面的，首先當為其史詩式的素材，一整連段連綿的歷史創痕在電影章節式的敘事架構中娓娓道來。侯孝賢的處理客觀中滲透著同情，審慎的態度從不掩蓋其清晰的觀點，他在《童年往事》中悔罪的個人主題，如今已揮灑成一份時代黑心換時對犧牲者無奈的安魂曲調，其喑啞的弦歌中，那份不可換回的沮喪和錐心刺骨的悔意。換言之，《悲情城市》不啻為侯孝賢創作系列中一個極關鍵性的突破。過去自傳式、童稚或慘烈少年的深邃悲愁與懷鄉情韻，已經飛越了內向的世界，明顯地外化為更複雜的歷史與個人命運的沉思，過去隱約的時代感已經鮮明地躍動在每一寸膠捲之上。尤為難得的是，侯孝賢貫乇全片蘊藉的細緻筆觸，沒有半點控訴的乖張狂暴，卻在脈脈間教人神魂震蕩。

事實上，《悲情城市》的複雜性與其說展現在其史詩素材上，更不如說是全片在場面度、多線敘事方式、眾多人物關係的網路之中尋求到一種形式的配合。以往侯孝賢電影中重視空間的整體感在這部作品里，竟演變得相當複雜，門廊、窗欞彷彿是歷史的框子，不斷框限分划著劇中的每一段人性悲劇，而多場室內戲的前、中、後景，經常出現了侯氏過往作品中少見的昨雜變化。一個地方大家族的衰徽事迹，當豪情壯志的歌聲仍在空中飄蕩，卻不經意在流光轉換間，無聲地凋零成歷史的隱痛。知識分子也好，幫派老大也好，在片中都各自閃露著尊嚴與生命力，這是侯孝賢影片一貫的人性化的體現，只不過在《悲情城市》里，卻流露喜新厭舊更為強大的動力和戲劇性。在侯孝賢作品系列中那種談化低壓的處理，似乎已抑壓不住那時代的悲情，有著更多人性化的表現時刻此起彼落地，烙印於那位無法言語的敘事者的歷史見證里。

無疑，《悲情城市》或許很容易讓人想起《教父》，同樣是幫派家族的興衰故事，同樣結合著龐大的歷史主題，不一樣的是侯孝賢更多著墨於那種逝者如斯的悲劇情感。在面對歷史問題的虔敬與關懷裡，《悲情城市》已把片中的史詩格調推向更成熟、更讓人低徊的新風格。因而，侯孝賢無疑已成就了一份史家筆觸，在客觀與寫實的時刻里，最是關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