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逢忽起波折(3)

這次同樣如此，除了在極小範圍里宣洩他的不滿之外，沈從文默默地忍受指責，明知許多讀者會相信那篇文章而對《記丁玲》的作者產生誤會。吳泰昌記述過當時經歷的一件往事：1980年，一天上午，當時的《詩刊》編輯部主任邵燕祥來電話給我，我順便談起馬上要去看沈老。燕祥說，正好，請你轉告沈老，《詩刊》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她談到沈老解放前寫的《記丁玲》一書，不真實等等(至今我還不曾拜讀過這篇文章)，他說，他們已聽到一些反映，請我代他們作點解釋。沈老有不同意見請寫文章給《詩刊》。我見到沈老，就轉告了燕祥的口信。我估計沈老和兆和已看過這篇文章了。沈老沉默不語神情嚴肅，嚴肅中帶有幾分壓抑。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兆和在一旁連忙激動地說：「沒有什麼好說，沒有什麼好寫。」在這壓抑的氛圍里，我坐了十分鐘。到我自己也感到壓抑時，我忘了禮貌，也忘了談事先想請教的問題，突然起身開門離去。(吳泰昌：《緊含眼中的淚》)當時擔任《詩刊》編輯部主任的邵燕祥證實了此事。他說自己為發表了丁玲的《也頻與革命》而感到對不起沈從文。他說：「丁文發出后，我覺得沒法向沈先生交代，每月我親自給沈先生寄贈《詩刊》，那一期竟猶疑推遲了一段時間。後來正巧一次路遇吳泰昌，他說要去沈先生處，我便托他轉致口訊，請沈先生諒解，並冒着膽子說沈先生不妨寫點什麼(我不敢保證沈先生如來稿能否發出，但我想有丁文在前，沈來辯誣當可爭取發表)。」(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就這樣，沈從文沒有寫出文章為自己辯護。一年，兩年，八年，一直到他1988年去世，在這件事情上他和丁玲的尖銳矛盾，從未公之於世，儘管丁玲在他之前的1985年就已逝世。黃永玉在沈從文死後這樣說過他的表叔：「一輩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對他反嚙，倒是從不想到報復。這原因並非強大的自信，也不是沒有還擊的力量，只不過把聰明才智和光陰浪費在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習慣。」(《這一些憂鬱的碎屑》)徹底的破裂不可避免地發生在他們之間。自沈從文看到丁玲的文章之後，他們的來往完全終止，只是偶爾在公眾場合見上一面。到後來，沈從文說他是盡量迴避丁玲，不同她出現在同一地方。在一次接待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團的宴會上，他們相遇了。沈從文說，丁玲在會上特地來找過他，邀請他和她同桌吃飯。但是，沈從文躲開了。只是在宴會結束時，沈從文才和丁玲握手告別。之所以如此，沈從文說：「人家已經在《詩刊》上罵過我是『市儈』『膽小鬼』了，我怎麼能跟一個罵過我的人同桌吃飯呢？但是面子上我還是照顧她了。」(轉引自周健強《記沈老給我信的前後》)自這次宴會後，沈從文與丁玲不再相見了。有一次旅居海外的凌叔華來到北京，有關方面宴請招待。凌叔華提出請兩位30年代的老朋友沈從文、丁玲作陪。沈從文得知有丁玲參加，就婉言謝絕。凌叔華後來只好單獨前去拜訪沈從文。人們很遺憾，兩位現代文學中的傑出人物，兩位都來自湘西的作家和友人，在他們生命的暮年，卻產生如此大的矛盾。他們各自的才華創作了輝煌的作品，他們把自己的人生腳印深深地留在中國的歷史上，他們都屬於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人們會不斷地研究他們，從他們的作品以及人生歷程中領悟生命的內容和意義。同樣，他們晚年的這一風波，也會引起人們的極大疑惑和興趣。他們用豐富的作品，也用豐富的生活，在人們面前鋪開了一片又一片新奇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