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步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1)

儘管在20世紀60年代初，作為歷史哲學家的以賽亞·伯林已獲得了獨特的聲譽，但這個無法歸類的偉大知識分子常常陷入某種對身份合法性的焦慮之中。在1963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54歲的伯林寫道：「至於我自己，是陷入了四面八方的重圍之中：你覺得我是一個小心而敏感的逃避問題的人；別的人幾乎全都譴責我在論戰中不夠溫柔敦厚，進行概括的時候太過輕率，對精密分析既不夠謹慎也不重視，而且缺乏學術上的中立性。所以我這樣做該死，那樣做還是該死。」伯林的傳記作者大衛·伊格納季耶夫將60年代的伯林視作是一個身陷重圍的人，因為「左派厭惡他，右派又懷疑他；由於太富於懷疑精神而難以取信於有責任感的人們，太強烈的責任感又讓他在為現狀進行辯護的人們中間始終覺得不自在。」在約翰·格雷四壁空空的辦公室內，兩張賽亞·伯林的照片複印件孤零零地貼在一面**、慘白的牆壁上，他的微笑正對着面容安詳的約翰·格雷。這一年，這位倫敦經濟學院的歐洲思想史教授也正好54歲。「他是我最喜歡的知識分子」，格雷在談到前者時湧現出無法抑制的奕奕神采。因為究其一生，伯林從不試圖建立起一種所謂的體系，也從不強迫人們接受他的觀點。他像自己所說的懂很多事的「狐狸」一樣，在不同的領域間跳來跳去，並時常處於某種矛盾之中。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約翰·格雷先生就像1963年的伯林一樣身處「左右都該死」的夾縫之中嗎？眼前是一張令人尊敬並討人喜歡的面孔，不管在傾聽問題還是陳述之時，他的目光似乎都自然地延伸到更遠的方向。他熱情卻並不激動，身材高大的他即使與我只有半米之隔，卻也令我感到強烈的縹緲氣質。在我短暫的閱歷里，沒人比他更符合我對於一位知識分子形象的設想：他既生活在這個世界，又不屬於這個世界。英國記者伊恩·哈爾格維斯這樣描述他在劍橋的公共汽車上目睹的約翰·格雷—「（他）朝向車尾而坐，神情空洞地盯着前方。這是那種不會被其他乘客打擾的恍惚表情。」眼神中的空虛感絲毫不影響他的友善與專註，他也並未如我想像的那樣滔滔不絕乃至喋喋不休。總而言之，他一點也不怪異，儘管他或許是我們時代最富爭議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源源不斷地發表出聳人聽聞的言論，順理成章地成為每一派攻擊的標靶，而他則可能毫不猶豫、毫無羞愧地拋棄掉自己曾經所傾心支持的立場。「柏林牆的倒塌與雙子塔遇襲間的12年將被視作錯覺的年代。」在「9·11」發生后13天，約翰·格雷在《新政治家》上言之鑿鑿地寫道：「（這個錯覺）全球化年代已經結束。」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大膽而又不容置疑的判斷像極了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所說的「歷史的終結」，或是塞繆爾·亨廷頓在1993年創造的「文明的衝突」。這些簡潔有力的標題，使人們自然地忽略掉其更深層與複雜的推理過程，它們都被輕而易舉地廣泛傳播與誤讀。格雷以他著名的、不容置疑的口氣強調，貫穿在12年間的「全球自由市場」與之前半個世紀的「**」一樣，不過是某種災難性的烏托邦。而紐約與華盛頓的悲劇不過再次證明了全球化並非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而我們的歷史，在「9·11」之後，將告別糾纏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而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上，就像格雷所說，「為宗教、種族、領土與日漸稀少的資源而戰。」步入艱難時期伊拉克戰爭是一場純粹以石油為目的的戰爭嗎？儘管約翰·格雷說他不知道是否一定會發生戰爭，但「依我所見，這將是自越戰以來最大的一場戰爭，遠比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大得多。」格雷相信，海灣戰爭是一場100%為石油而發動的戰爭。而即將展開的這場戰爭，石油只是40%的因素，它仍帶有某種強烈的美國式的意識形態色彩。他大膽地預測道，21世紀的戰爭將主要由爭奪日漸稀缺的資源而生。「在中亞地區，為爭奪石油控制權的大國遊戲將恢復到19世紀那樣。海灣地區，貧困與不斷增長的人口需要不斷高升油價來得以生存，而富裕的國家需要不斷下降的油價以確保繁榮。」在格雷憂鬱的眼神中，馬爾薩斯，而非樂觀的啟蒙思想家，才道出了我們面臨的未來。似乎沒人能夠認真地對待約翰·格雷先生，儘管每個人都不放棄每一次可以攻擊他的機會。在「9·11」周年紀念前後，格雷對於「全球化已經終結」的判斷被《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里德曼稱作過去一年中「流傳最廣的謬論」。因為全球化進程，包括全球經濟、政治與文化交流並未發生人們最初猜想的那樣逆轉。但在2002年底接受採訪時，格雷說他看不出修正一年前說法的必要性。因為「事情的確發生了轉變，美國正在拋棄全球自由市場的模式，它放棄了它曾經奉行的理論，現在他們關心的是國家安全問題又回到了早期的樣子……」格雷傾向於認為，我們的世界正在步入另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在經濟層面尤其明顯，美國經濟的惡化很可能引發一場世界性的危機。就像他之前所說的：「隨着全球自由放任主義的崩潰，一個正在深化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就是人類的前途。」很少有人會真正嚴肅地對待約翰·格雷的憂心忡忡，儘管他常常佔據着公共話題的中心角色。他是今日英國最重要的左派知識分子之一，他高產的議論佔據着《衛報》與《新政治家》這樣的大眾媒體的顯著位置。如果你喜歡排名的話，他剛剛在2002年底被《泰晤士報》評選為當今世界最偉大的十位思想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