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英雄(8)

那一代的影評人，都屬於資深一輩的人物，如羅卡及石琪。他們視早期新浪潮作品為「另類電影」之始。港片其後益發商業挂帥，影評人理想破滅。電影會相繼關門，電影文化中心亦難倖免。90年代末期，《電影雙周刊》把英文名字《FilmBiweekly》易作《CityEntertainment》，轉走主流路線。屈指可數的藝術影院及每年一度的國際電影節，成為放映國際知名影片的僅有渠道。總的來說，老一輩影評人對待80及90年代香港電影，比晚一輩尺度更嚴，且都傾向把戰後寫實電影及80年代早期的新浪潮電影，視作真正的香港電影傳統。然而，兩代影評人在好些方面卻相去不遠，譬如說，他們共有一套頗固定的典範準則。對任何國家的電影文化來說，典範的建立不僅對觀眾口味有指引作用，還勾勒齣電影傳統、釐定課題先後，並使現況易於掌握。在西方，學者在經典默片的評價上取得共識，便可以探討這些影片在電影史上如何定位。有了典範，就可以用特定的一套價值觀界定一地電影，這對於正在擺脫殖民地身份的社會，尤為重要。當然，哪些港片最好，影評人沒有一致意見，但他們的口味卻往往出奇地走在一起。1995年評論學會25位會員選出歷來最佳港片，有人對50～60年代的批判寫實主義電影評價極高，但即使是年輕影評人，也在他們的名單內挑選了至少兩部1970年以前的電影，而且，人人同意新浪潮的主將表現出色，嚴浩、方育平、徐克、關錦鵬、許鞍華等人的作品，都得了極高票數。此外，得票最多的影片是王家衛的《阿飛正傳》(14票)，王家衛也是得票最多的導演(18票)。總的來說，喜歡當代影片的影評人似乎都尊重香港傳統，而愛看舊戲的縱然對近年作品不以為然，但王家衛卻是例外。更廣義地說，影評人喜好有別，是他們與當代電影對話的其中一環，因為不管哪一家哪一派，都會在近年作品中找出與他們的典範相符的好東西。兩代影評人都同意，導演須對社會的重大問題或道德爭議表態。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文以載道，啟迪民智的傳統，此一態度塑造了香港電影評論的面貌。抗戰勝利后的年頭，影評人與導演皆議論如何使電影成為推動進步思想的工具，而一連串「清潔運動」的發起，旨在為導演爭取文化上一定程度的尊重。《電影論壇》於1947年創刊，刊載分析電影及政治的文章，未幾，多數日報亦陸續增闢電影版面。當時，好些影評人都是自由主義者或**者，他們呼籲開拍社會批判電影，與左翼片廠的崛起不謀而合。60年代的影評人，把社會批判責任帶往新的方向。羅海德曾就此做過仔細的歷史研究，顯示這群年輕影評人提倡一個嶄新的文化議程。他們認為，新電影會探討此時此地的殖民地生活，而不再像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南來導演那樣，把香港塑造為上海替代品，也不會像邵氏出品那樣倒退回神話化、類型化的古代中國去；理想的電影作者，會努力認真探討備受忽略的殖民地歷史及當下的問題。影評人在文化對話方向作出的貢獻，有助新浪潮的出現。許鞍華的《瘋劫》(1979)與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1980)引起爭議之際，好些影評人站出來維護新生代導演。他們指出，有誠意及世界視野的導演如許鞍華、徐克、嚴浩、譚家明及方育平等，能緊貼香港時代脈搏，這是片廠導演所辦不到的。這群年輕藝術家把電影最新的技術知識，與羅海德所謂的「寫實主義者對本土身份特殊性的承擔」結合起來。他們力抗電影業的壓力，在非人化制度內拍攝個人化的電影。新浪潮不僅是香港導演，還是香港影評的轉折點。新浪潮導演在1995年十大港片的票選中地位偏高，因為他們證明了本土電影，也可以把當代人生活作認真的藝術處理。作者導演對本土文化深入省思的同時，大量生產的電影則只會盲目複製本土文化。羅海德認為，好些60年代影評人覺得，香港商業片為了即時滿足觀眾的想像力，便把本土歷史束之高閣。今天，不少影評人仍然詬病娛樂性電影往往未盡道德責任，但縱是如此，那仍不失為反映觀眾信念、渴望及態度的指標。猶似美國影評人慾以好萊塢片探究文化問題，香港影評人亦把影業產品視作社會趨勢的反映。此乃香港影評最有力最普遍的假設，不同年齡不同口味的作者因此才能夠走在一起。在步伐急速的社會中，反映觀(reflectionism)是有效的新聞策略。要是你只擁有有限的發表空間，大可把不起眼的新片與矚目的時事或社會氣氛相提並論，以吸引讀者注意。香港影評人就一如在美國報章撰寫周日「時事短評」的作者，都藉助反映觀，探討電影與目下社會趨勢的關係。此一策略其實帶出前文提過的觀念問題，但在影評界與電影界關係密切的情形下，反映觀可以是一種修辭策略，以刺激與導演的持續對話，也驅使導演與編劇思考他們教育群眾的角色，而且還讓他們覺得，假使自己沒有明確立場，便只會機械地跟隨大眾品味人云亦云。在傳統上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皆須負上導師責任的社會中，這觀點大有市場。50與60年代的經典粵語片，往往帶有儒家說教意味，而新浪潮亦成功地把社會批判與娛樂共冶一爐。年輕影評人心目中的作者導演，即使不合年長一輩的口味，但兩者都同樣深信，好導演會表達對文化現狀的個人反思。影評維護影片時，通常拿出的理由是導演向大眾傳遞信息，抒發對時下問題的感受。譬如說，在新舊兩代影評人之間起橋樑關鍵作用的李焯桃，就認為中國大陸接收香港當前，陳嘉上的《飛虎》(1996)表現了團隊精神及專業紀律的英雄形象；這些特質，都在影片風格中反映出來：「飛虎隊代表的精英主義和專業自信，落實到更廣泛的民間層面。在此一份港人面對逆境危機的自處之道呼之欲出，影片攝製的專業亦與自強的主題配合無間……雖處劣勢卻未必輸定，沉著應戰未嘗不可反敗為勝。」不管哪兒的影評人，都會認為最好的導演一定言之有物。然而，西方影評人大多讚賞純個人的抒發，香港影評人則希望導演通過生動的故事，帶出道德教誨，藉以引導大眾思想。大家會認為，電影藝術工作者若不反省現實，便頂多只能被動地反映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