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中國現實的底色(1)(圖)

姜健沒到16歲那年命運給了我一個「機會」，我有了一段當農民的經歷。1969年的寒冬，遼寧的大批高級幹部走「五七」道路下放農村，我爸媽被通知在此之列。當時這叫「五帶」，帶工資、帶家屬、帶戶口、帶黨的關係，帶職務(當然這是虛的)，總之就是要乾淨徹底當農民。形勢轉變很快，我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身份和生存方式的轉變，就隨父母打點簡單的行裝登上開往遼西山區的火車。我們來到一個依山傍水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叫小雙廟。鄉親們在村頭頂著大雪迎接了我們全家。鄉村的第一頓晚飯是在房東家吃的，隊長作陪，熬了一大鍋小米粥，貼的玉米面大餅子和地瓜，房東大嬸不停的給我們添菜(後來知道這是東北農村待客的習俗，客人的碗永遠不能空著)，可能是由於路途的勞累，那頓飯吃的香極了。人對生存環境的適應能力真強，我們一家很快就融入了鄉村的生活。村裡的鄉親們對我們好極了，東家一捧大棗，西家一籃地瓜，缺東少西的都有人幫你想著。房東家的小子梁錢最先教會了我擺井繩挑水，房東大嬸又幫我們燒火拉風箱。吃水做飯這是日常生活的第一需要，這一關不過是不行的。就說這挑水吧，我和同歲的梁錢，可以一隻手把水桶擺到井裡並單手用轆轤搖上來。也可能有意要在我這個城裡孩子面前顯示一下，人家百來斤的水挑，雙手插在袖筒里硬是不扶，悠悠蕩蕩走在滿是冰雪而且很陡的石台階上，面不改色氣不喘，真像演雜技的；而我雙手拿著井繩怎麼也不聽使喚，搖來擺去勉強搖上來半桶水，就這兩個半桶水讓我挑在肩上，痛的我疵牙咧嘴搖搖晃晃走五步歇三步，可讓老鄉們看了熱鬧，他們說我挑水的樣子像「大蝦」。一年以後，我從公社高中畢業回家當了還鄉知青。從此，我聽慣了每天天不亮就敲響的下地鐘聲，和村民一樣一天三晌起早貪黑的耪地、鋤草、間苗、打杈、收玉米、摘棉花、砍高粱、割穀子、揚場、倒糞、農活會的越來越多，鄉村的生活逐漸習慣了。春夏秋冬，周而復始。「鋤禾日當午」已成為日常生活，肩上的紅腫，手上的老繭也已司空見慣。這時候我才知道，農民的艱辛和幸福是混雜交織在一起的，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每當在烈日酷暑下汗流浹背的耪了一大晌地后，找到一棵大樹蔭兒痛飲一瓢甘甜清涼的井水時，那種幸福滿足的感覺真是太痛快了。鄉村的生活是艱苦的，可你真正實實在在成為一個農民的時候，一切又都是那麼自然，似乎生活本身就應該這樣，苦與樂盡在其中。那時候村裡沒有電，別說電視機，就連電子管收音機都沒有。我們家一台「熊貓」半導體收音機可讓大家開了眼，還真有人問：「那匣子里說話的小人在哪兒啊!」那個時代正是文藝禁錮的時期，鄉里唯一的娛樂就是宣傳隊演樣板戲和放電影。只要一聽說哪兒放電影，管它十里八鄉的拿個小板凳就走，那幾個「老掉牙」的片子「地雷戰」、「地道戰」、「南征北戰」不知道讓我們看了多少遍。夏天的小雙廟美極了，村對面山坡上種滿了松樹，山下小溪嘩啦啦的響。夜晚，皓月當空，我拿出二胡坐在村頭石階上給鄉親們拉起了《二泉映月》、《光明行》，現在想起來那並不怎麼熟練的樂曲伴著山間的松濤，和著潺潺流水，迴響在這小山村，真還有點蕩氣迴腸。聽得房東大嬸直抹眼睛說：「娃呀，你那胡胡怎麼拉的像說話一樣啊!」後來教我挑水的梁錢成了我的大「徒弟」，很快他就學會了拉二胡吹笛子。再後來，他又有了徒弟，從此這山村裡就有了管弦聲。70年代的農村還是集體經濟「大鍋飯」，人們對生活沒有什麼奢望，只希望老天爺保佑風調雨順有個好收成。只有春節殺豬宰羊蒸粘豆包的時候，還有定親，回門，滿月，紅白喜事時才平添了許多鄉間慶典的色彩。但鄉村的熱鬧畢竟是短暫的，更多的是平淡的生活，日出而做，日落而息……1972年的春天，縣裡突然來了一紙調令，又改變了我們的人生道路。我們剛剛適應這平靜的生活，並為這長久的日子做了很多事情。父親從外地引進的品種羊還沒開始剪毛，他自己墊錢給隊里買的幾千棵蘋果樹還沒有結果，準備貸款把電引進來的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父親利用老關係在洛陽為公社買回來的全縣第一台東方紅拖拉機還沒有下地，我們卻又要搬家了!爸媽的組織性極強，又是一個「急轉彎」，我們又要到一個沒有任何了解的縣城生活……臨走那一天，村頭山坡上站滿了為我們送行的鄉親們。還是那輛大馬車，駕轅的棗紅馬似乎也不願讓我們離去。用蹄子刨著地咴咴的叫著就是不肯走。車老闆兒梁貴廷紅著眼狠狠的抽了一個響鞭。這時我的淚從心裡流了出來，我們真的要離開這個小山村了嗎?來的時候可從來沒有想到過離開啊!隊長梁貴芳拉著我們的手說：「千萬記著有空回家來看看啊!」房東大嬸還有我那些朝夕相處的小夥伴都在拚命的招手，可我越走越遠越來越看不清他們……光陰似箭，轉眼這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這之間，我從農村到工廠再到文藝界，從縣城到地市又到省城，轉了一大圈。1980年又隨父親轉回到我的出生地河南，這真是緣份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