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俘們的屈辱代碼

眾所周知，華人大屠殺的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檢證"過程的隨意性。大約惟一可以預測的反對人士就是英國殖民政府的前僱員們和中國**的支持者們。他們當中一些人由於包庇本地的告密者而被處決，這些人被從"列隊辨認嫌疑犯"中挑選出來，當做積極參加新加坡防衛工作的人。幾百名其他的人也被挑選出來處決，僅僅因為他們身上刺有紋身。在日本，這些紋身是一種符號，一種罪犯身上的印記。在華人中間，它們僅僅是一種流行的裝飾品，但卻被日本當局認為是秘密社會成員的標誌。這些處決都由可怕的行刑隊監督執行，他們是日本人的警察部隊。那些倒霉的人或者被當場槍殺，或者被斬首，或者被刺刀刺死，或者被用輪船運出新加坡港口推到海里淹死，或者被驅逐到沙灘上，然後在沙子上架起機關槍，對着海邊瘋狂地進行掃射。在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中，有一個名叫陳衝冠的人，完全憑藉着個人的運氣倖存了下來。他被一輛卡車運輸到了海灘上，同行的還有大約400名華人。他們被繩子捆縛著，一排排地站立着，每排11個人，一直排到海邊。"我站在靠近機關槍的第五排，"陳衝冠回憶說，"他們向我射擊……我倒下了……其他人，都被打死了，壓在了我的身上……當我蘇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蘇醒過來是因為海水漲潮了，淹到了我的臉上。我……發現附近海灘上有一塊鋒利的岩石，藉助它能夠磨斷身上的繩子。於是我爬過去磨斷繩子，然後逃掉了。"新加坡的屠殺是日本人發泄憤怒和沮喪情緒的方式，這些憤怒和沮喪是由於中國戰場上持續的僵局而引起的，這些漂洋過海的中國人堅定地支持他們祖國大陸的抵抗運動。隨着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投降，日本人解決掉了另一個絆腳石。發現大量的油田被放火焚燒，日本人被激怒了，他們向政府官員和石油公司的有關人員發泄了憤怒。在荷屬婆羅洲的峇里巴板，所有的白人都被流放了；同時還有一些人被扔進大海或者槍殺了。在爪哇的塞普，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到了白人頭上；他們的妻子和女兒被帶走，接着是反覆的強姦，這時日軍指揮官就在旁邊觀看着。一般認為，日軍對待軍事戰俘還是遵守了國際條約中的人道主義條款，這些條約是於1929年在日內瓦制定的。在1942年上半年，通過中立國的調節，盟軍部隊告訴東京，他們打算考察一下日軍的戰俘，看看日軍是否遵守了日內瓦會議的規定，他們要求日本互換戰俘，因為它是這個條約的簽字國之一。在回復中，外相東鄉茂德指出，日本的國會從來沒有批准這個條約；不過，他補充說，他的國家將遵守"已作了必要的修正"的條約。"已作了必要的修正"，這個簡單的拉丁詞語，一個常見的法律用語，給了日本人一個很大的迴旋餘地，使他們能夠隨意地愚弄條約。實際上，日本人是按照他們悠久的武士道--照字面上的翻譯就是"武士的行為"--傳統來處置俘虜的。這在日本是一個根深蒂固的信仰，這種信仰促使他們反對批准日內瓦公約。武士道精神等同於漠視弱者。在古代傳統的基礎上，現代日本人也制定了戰場上的一些行為規則。如果必須從一個戰場撤退，每一個就醫的士兵都相信，他可能被值班的軍醫開槍打死，或者交給他一枚手榴彈告訴他趕快自殺。病人和傷員是"被毀壞的商品"--這些人"完全"不再需要了，因而他們是可以犧牲的了。最重要的是，向敵人投降是被絕對禁止的。日本的士兵要求以自殺來代替投降，否則在他們的國人和家人眼中就是永久的恥辱。甚至士兵因重傷昏迷不醒而被俘虜，等待他們的也還是這種無知的行為。日本的戰俘們面對的是同他們完全不同的宗教信條。這些戰俘們把自己當做活人來對待；沒有恥辱的想法，他們很高興能夠倖存下來，他們要求把他們的姓名和住址寄回家中，從而使他們的家人能夠分擔他們的痛苦--也就是根據日內瓦公約賦予他們的一種權利。而對於俘獲他們的人來說，戰犯們完全生活在恥辱中，因而他們每個人都是可以虐待的對象。總之，日本人在他們征服的土地和本國的母島上建立了大約300個戰俘集中營--在那兒，他們的經營和管理沒有任何要遵守的規則。在一些集中營里，戰俘們得到了很好的待遇，至少在大部分時間中是這樣，紀律也不嚴格。在日本的仁元，那兒關押著投降的關島守軍，戰俘們穿着日軍廢棄的軍服，每周定量供應30支香煙。在爪哇的萬隆，荷蘭的戰俘被准許開設小賣部，可以出售添加了洋蔥的燜熟的牛排。在新加坡島上的參吉，守軍的看管有時候非常隨意，特別是在帝國的假期期間，一些大膽的澳大利亞人曾經走出戰俘營的大門，在馬路邊搭起枱子，向過路的行人出售隱藏起來的儲備石油，每加侖5美元。到他們被抓起來的時候，已經賺到了好幾千美元。在其他的時間--同一個集中營或者別的任何地方--日本人就變成了殘酷的監管者。對澳大利亞人的大膽行為施加的懲罰--在炎熱的陽光下，兩個星期沒有沖洗一些設施和公共廁所--同在其他地方施加的一些殘忍行為相比還算是溫和的，侵害也更小一些，或者說根本就不算侵害。在馬卡薩，那兒關押著大量的爪哇海戰的倖存者，這些人定期遭到鐵管的毒打，每次要打到200下，足夠把活人的身體打成肉醬。在駛往上海的一艘航船的甲板上，5名從威克島押來的美國戰俘被斬首，沒有經過任何審訊和解釋；他們可能沒有得到允許就說話而被判定有罪，或者四處走動，或者爬到了輪船的階梯上--根據上船前制定的戰俘守則，所有這些行為的懲罰都是"立即處死"。即使戰俘沒有被挑選出來處死，他們的遭遇也是悲慘的。數百名戰俘擁擠在狹小的空間，而這本來只打算容納12個人的。他們一般睡在泥土上，或者光禿禿的堅硬的地板上，或者是沒有彈性的鋪位上。公共廁所是臨時搭建的。少量供應的藥品也在逐步減少，直至沒有。定量配給的食物很少，戰俘們經常處於飢餓狀態。在菲律賓的打拉，溫賴特和他的軍官們在科雷吉多島陷落之後投降了日軍，他們每天的飲食主要是大米，"每一周或兩周，才有一盎司或者兩盎司的豬肉或者牛肉。"溫賴特回憶說。日本人後來主張提供給溫賴特將軍和他的士兵同樣的食物。但是對溫賴特來說，這些食物的數量和質量都遠遠不夠。在4個月的時間中他瘦掉了40磅。在這樣的情況下，詼諧幽默成了惟一能夠讓人輕鬆的東西。當日本人要求他們保證說自己不試圖逃跑時，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嘀咕著答應了："只有在被禁錮的時候，我會不逃走。"他們當中有人解釋給滿臉疑慮的看守軍官說，這是一種古時的風俗，當簽署重要的文件時，人們經常這樣禱告。一名年輕的英**醫，斯坦利·帕維爾德上尉，為他的難友們設計了一種"職業治療法"。正如他後來所描述的那樣："我們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跟蹤和捕捉臭蟲和虱子上面，當捕捉到足夠數量的時候，我們就把它們放進日軍士兵的小屋中。"帕維爾德上尉和他的戰友們最艱苦的日子還在後面。到了1942年的夏天，他們接到通知，將要向北轉移到馬來亞山區的空閑營地里；日本的管理人員向他們保證，在那兒他們將得到更好的食品和清潔衛生的環境。這些人確實向北轉移了--沿着眾所周知的桂河，乘坐輪船轉移到了泰國緬甸邊境線上茂密的叢林中。在那兒他們了解到這次旅程的真實目的是：和日本的鐵路建設部隊，以及從爪哇和蘇門答臘島遷來的戰俘們一起，加上在當地徵招的勞工，砍伐這片原始森林，開闢出一條新的鐵路線，從而連接曼谷和仰光（這項工程後來為虛構的《桂河大橋》提供了背景素材）。根據1947年在海牙籤訂的47國公約，日本承諾不使用軍事俘虜進行任何同戰爭相關的勞動。泰國緬甸鐵路工程對日本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盟軍在海上的進攻，進一步增加了日本建設曼谷和仰光鐵路線的要求，他們需要這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線來維持日軍的供給。當地的氣候條件，加上完成這條鐵路線的壓力，給戰俘們帶來了難以容忍的惡劣環境。歐內斯特·戈登，曾經在阿蓋爾郡和蘇格蘭高地南部地區擔任過一家公司的經理，後來這樣描述了他的痛苦的經驗："每天早上天剛亮……我們就從楚卡出發，為開墾鐵路線砍伐開路一直到晚上很晚才能返回……每周天天都是如此。我們喪失了全部有意識的時間概念。今天是星期二，第四天，或者是星期五，第七天？誰可以說話？誰可以得到關愛？"除了身上很小的一塊遮羞布，我們幾乎赤身**地勞動着，**著雙腳站立在炎熱的地面上，地表溫度達到了華氏120度。我們的身體，不斷遭受着昆蟲和跳蚤的叮咬，我們的腳被鋒利的石頭擦傷和劃破了……在一些地方，守衛士兵叫喊著'快乾'。他們用竹子做的棍棒瘋狂抽打着我們，好像它們也在叫喊'快乾！快乾！快乾！'這樣的聲音一直縈繞在我們的耳朵旁邊，甚至在睡夢中也是……當我們不能更快地勞動滿足他們的要求--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他們就抽打我們。"一些被打的受害者僅僅"滑落到地面上就死去了。"戈登回憶說。其他人死於乾渴、飢餓或者是勞累過度；還有人死於霍亂、痢疾和熱帶潰瘍。最後所有死掉的人大約佔參加修路工人總人數46000人的1/3--還有將近75000人的當地勞工。當最後的數字被了解到的時候，據估計，在250英里長的鐵路線上，每英里有64名盟軍士兵和240名當地工人死亡。而且，根據日軍估計，他們自己也有1000士兵葬身在那裏。總體上來說，在征服浪潮中被抓獲的敵國平民，很少像戰俘那樣遭受到**裸的野蠻行為。有一種狡猾的折磨方式：日本人僅僅把他們關在守衛森嚴的收容所里，讓他們在那兒自生自滅。東京認為沒有責任去照看他們和提供食物；收容所管理人員的心情決定了他們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微薄待遇，如果心情不好則什麼都沒有。卡爾·麥丹斯，一位在馬尼拉的聖·托馬斯大學被拘留的《生活》攝影師，後來評論說："我不能說我們的佔領者沒有給我們提供很好的或者說不充分的食物。在最初的6個月期間，他們根本就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食物。"如果沒有菲律賓朋友和他們以前忠誠的僕人--他們並沒有被校園周圍高高的、鐵制的警戒柵欄所嚇倒--每天透過柵欄向他們提供一袋袋的食品，麥丹斯、他的妻子以及他們周圍的難民們就將挨餓了。在其他地方的被拘留者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的生計依賴於從佔領者那兒收集的垃圾袋。生存變成了考驗個人機智和毅力的一件事情--對個人能力的一種考驗，在缺少醫藥、被褥、足夠的衣服、像樣的避難所的情況下人們如何生存。聖·托馬斯，向四周延伸到足足53英畝的範圍內，和其他地方相比它的不同之處是，日軍把它設計成了收容所。一個新加坡的監獄，設計擁有600間房屋，可以容納2800名英國人；在婆羅洲，33名婦女和小孩，包括作家艾格尼絲·基思和她的小兒子，生活在一個離檢疫站的麻瘋病患者收容所僅僅1/4英里的地方，那個地方原來是英國政府用來收容引入的亞洲人的。"臭氣熏天的糞便，腐爛的怪味，空氣不流通，沒有燈光，木質窗戶的建築，"基思夫人後來寫道，"是給我們歐洲人的一個報復，它以前曾經關押過很多其他的人。"精神上遭受的痛苦也和**上的一樣嚴重。麥丹斯回憶說，他曾經睜着眼躺在地板上"評定我的感受：失敗的，身陷囹圄的，被剝奪了一切權利。所有這些我都可以承受。但是令所有囚犯不能承受的是，缺少自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人沒有完全建成任何收容被拘禁者的監獄。犯人們被強迫要求設計他們自己的監獄，草擬解決大範圍的可能遇到的問題；在這些人中間包括教師、傳教士、商人、醫生和工程師。在蘇門答臘島的巨港監獄，按照所用語言的不同分別進行設計，包括荷蘭人、英國人、馬來亞人、西班牙人、法國人、德國人、蘇聯人和日本人。同時在巨港監獄還新建立了一個工程師協會，他們定期召開座談會，討論很多有關技術性的問題。日本人允許被拘禁者自己管理他們監獄里的事務--聖·托馬斯集中營里的居住者自己栽種蔬菜，每周都要打掃他們的居住地，保持着最乾淨的狀態。他們還出版了一份報紙（《拘禁者報》），舉行不同的演出（第一場參加演出的有：一位輕盈的跳舞演員，兩個聲音模仿者，一把單人手風琴）並把演出搬到校園中一些分散的居住區，那兒一般是用竹子和泥巴棕櫚葉搭建的簡陋住宅，他們稱之為"蛙穴"和"紅椿鄉居"。但是即使是在最鬆弛的集中營里，監獄的守衛者也到處表現著絕對的權威。被拘留者們要求看到監管人員要鞠躬，否則就要遭受鞭打或者拳打腳踢--或者類似的懲罰行為。行刑隊的幽靈一直籠罩在所有人的頭上。在任何時間，也無論有沒有借口，這些看管者都可以把居民從房屋裏趕出來進行搜查--發現一個短波收音機都意味着主人將被處死--或將他們帶走進行審問或者嚴刑拷打。在馬尼拉的聖地亞哥要塞，16世紀西班牙人進行審問建造的深邃的地牢和行刑室，超過12個被審訊的人擁擠在一間10平方英尺的小屋中，裏面到處都是蟑螂。沒有能夠躺下睡覺的空間。"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要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地站着，日復一日地站着。"弗雷德里克·史蒂文寫道，他是一個在聖地亞哥呆了7個月的美國人。這種痛苦可以在行刑之後的昏迷過程中得到暫時緩解。囚犯們被強迫灌了很多水，然後橫跨在兩塊行刑木中間，這樣他們的痛苦就集中到胃部。其他的酷刑有，雙手被反捆在背後，然後手腕被吊起來，直到腳尖剛好離開地面，接着用腳踢打，這樣一直要被吊幾個小時。一天，一個被激怒的審問者從史蒂文的手上切下來一塊皮，強迫他吃下去。"其他的日本人都站在旁邊，嘲笑着發生的一切！"他說。到了晚上，囚犯中間回蕩著不同的聲音："遭受酷刑折磨和毒打的囚犯們發出的痛苦的呻吟聲……腳上鐵鐐發出的丁當聲和拖曳的聲音……黑暗中人內心情緒發泄的痛苦聲，"史蒂文寫道："……有些人禁不住叫出聲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麼這麼快就拋棄了我？"東南亞的土著居民帶着複雜的感情，注視着他們的前殖民地主人所遭受的屈辱。一些人心滿意足；另一些人則感到心驚膽顫。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堅持他們最初的看法，日本人的勝利將會給他們帶來更加美好的生活。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