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氣大得讓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1)

剛剛分手告別完，一起出電梯的男人馬上湊過來，問：剛才那位先生是不是姓余？我說是。余秋雨？是。他現出一臉的表情，重新往早已關閉的電梯那兒看。我偷笑。我想這會成為他今天的一件大事，他會對周圍的人說，他今天看見了余秋雨。許多人通過文字認識余秋雨，也有人通過電視、報紙這樣的媒體記住余秋雨的相貌。還是距離，讓他們對日常的余秋雨懷有各種各樣的想像、猜測。我的表弟問我：余秋雨是你導師？人家可是文化大家！——言下之意，你是誰？中學時代就瘋讀余秋雨散文的小齊，幾次迴避和我一道去見余秋雨，他說你的導師名氣太大，我更喜歡和他在文字中交流。單位的同事笑我：看看你老師什麼樣兒？你什麼樣兒？人家早把你這個學生的名字都忘了吧？朋友的女兒，脆生生的小中學生，擠在排隊等候簽名的人堆里，大喊：余先生，您認識馬小娟嗎？余老師說：認識啊，我們是很好的朋友。那女兒就足足地幸福和自豪了許多天。有人想不通，說你怎麼就撞上余秋雨做你導師？你運氣夠好的。這種時候，我只笑笑。多數時候我喜歡別人以為我狗屁。沒有關係的。一個是如雷貫耳的文化名人，一個是風一樣飄過成不了型兒的遊逛女，所謂名師出高徒，在我這兒沒有應驗。許多自信，卻恰好來自余秋雨老師。我一直喜歡聽他誇我的那些話。我的朋友少之又少，讀他書的人何止成千上萬。在心裏，我是學生，他是老師，我們又是很好的朋友，互相關注，私下也互相吹捧，談不上學術體繫上的所謂師徒傳承，只是氣場相投，總有話題可聊。在離開上海戲劇學院的的十幾年裏，我們通信，通電話。我們見面，喝酒，飲茶，聊天。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活躍於不一樣的領域，我們總能興緻勃勃，談論一切好玩的事情，好玩的人。他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說法，就像他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行動。我受到他的影響。我從他那裏學到主要的。我喜歡對他說：「我們是一夥的。」十幾年裏，我們一邊成為互為欣賞的朋友，一邊成為世俗眼裏毫不相干的兩類人。他以他的思索和才華，感覺與寫作，越來越被無數的人記住和接納，他成為無數人眼裏的大家。他的名氣大得令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有一天我讀米歇爾·芒索的《閨中女友》，她數叨她與杜拉斯之間的友情：「這種奇怪的地形絕妙地象著着我們在這友誼中的地位。她無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歡仰視她，她也喜歡我仰視她。我並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傷害。」「在大約三十多年裏，瑪格麗特不斷使我眼花繚亂。」「她教我主要的東西，她只教我觀察。」「在鼓足勇氣敘述這個故事之前，我好像數數有多少暗礁似的，重讀了她所有的書。接着，我估量了一下自己真誠的力量。」我就想，這是一種徹底和真誠的認同了，芒索定是從她們的友誼中獲得過太多，太滿，她也定是從杜拉斯那裏學到了許多許多，所以才從不躲閃她與杜拉斯曾有過的深厚友誼，更不在乎別人是否以為她是靠了杜拉斯才成為作家的。有時我會問自己，為什麼我通常選擇迴避自己與余老師的師生關係？因為他名氣太大，而我微不足道？因為我不喜歡別人否定我一直以來存在的狀態與生活的方式？可是難道我真這麼在乎外人的評判嗎？通常我的內心是驕傲的，從不需要社會的認同與許可。不反社會，卻堅持遠離；習慣獨來獨往，總是自由的。但是一個靠寫字行文為生的人，不是要靠作品來證明自己嗎？很早的時候余秋雨就對我們幾個研究生說：你們已經研究生二年級，要寫文章，要有創造意識，要把自己的信息量發射出去，要讓人看得見你！但是我們懶得很，我們全都淹沒在他的身後。那時的上海，是這樣一座城市，總是從從容容、不事張揚，從來不刻意提倡什麼，也不會有石破天驚的口號當街喧嘩。一切舊有的、新來的，彷彿都是天經地義、生來就有，不必大驚小怪，也勿需任何詮釋和過渡，自自然然地，就成為城市生活的本來。一場高水準的歐洲樂團的交響樂演出，無聲無息地，就會招來劇場外眾多等票的市民。一次難得的芭蕾舞演出，無需任何宣傳與炒作，不知從哪裏就冒出來滿滿當當的觀眾。他們平平靜靜地來了，又平平靜靜地走了，彷彿這本來就該是屬於他們的傳統生活，或者生活習慣。印象中上海就是這樣一座不會驚慌的城市，除了崇洋，中國任何其它地方其他人都驚擾不到她。她像一位見多了男人的大美人兒，冷傲、淡漠得不動聲色，以至看不到激情、**，惟有安之若素的泰然，和「本來如此」的平靜。她的由來已久的城市生活傳統，普通市民所掌握的最基本的現代公共生活的細節與要領，讓這個國家任何其它地區的富裕或是喧囂都顯出一股暴發或無知的浮躁。上海的大氣氛是迷人的，極度生活化，每一個最初進入她的青年人，總是無端地就把自己放低，不知不覺屈服於她的國際化準則之下，心甘情願接受她的熏染，迎合她的標準，慢慢地整個人就發生了改變。所謂潤物細無聲。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