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圖)

喪父之後的魯迅，艱難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這時他已經成為一個「邊緣人」。母親在家徒四壁，生計幾乎無法維持的情況下，仍然讓他讀書，希望他繼續走科舉的道路。但是，兩次變故的巨大陰影籠罩着他，使他對於「正路」充滿厭惡和危懼。而作為一個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麼呢?當地讀書人最常見的兩條出路是做幕友或是做商人，其實是權力和金錢的奴隸，這是他所不願為的。然而，他已自覺長大成人，總不至於像家族中的其他子弟那樣，自甘墮落為遊手好閒者,甚至「破腳骨」；自然也不會拋舍文字，去做那類雖則自食其力卻如牛馬般慘苦，麻木而忍從的勞動者。他處在社會和家族的雙重脅迫之中。《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瑣記，說在這樣的時候，居然還有流言說他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使他覺得真如犯罪一般。於是，他決計出走。「但是，哪裏去呢?」文章回憶道，「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瞭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為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一個變動的時代為個人出路準備了意想不到的新的契機。物極必反。滿清政府統治中國二百餘年，最後一樣跳不出一治一亂的周期率。改革勢在必行。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外部壓力——從洋槍到洋貨——加速了這種來源於統治集團內部旨在苟延殘喘的變革。從戊戍政變可以看到，即使反動如西太后，血洗了一個政改班子，卻仍然得以以改革家的姿態亮相，可知到了世紀末，歷史的時針已經無法逆轉。雖然，改革進展緩慢，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遲遲不見實行，但是，在教育制度以及言論出版方面，則相對寬鬆許多。這些末代統治者，比起大興文字獄的先祖來，並不曉得意識形態的厲害。這種無知，正好使整個社會受益。這時，中西學堂出現了，洋學堂出現了，《知新報》和別的報紙以及一些翻譯的洋書也都相繼出現。陌生的世界成了一種誘惑。長期遭到禁錮的大腦，從此開始變得活躍起來。在紹興，魯迅同樣可以看到《知新報》，《點石齋畫報》，英人傅蘭雅編著的《格致新編》等新穎的讀物。可以想像，現代科學知識和各種文化信息給他帶來怎樣的騷動。這同他選擇洋學堂的道路，即所謂「把靈魂賣給鬼子」是有聯繫的。當然，他先後入讀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和礦務鐵路學堂，不用交付學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沒有退路。他太需要自立了。水師學堂的官辦色彩相當濃厚，到處烏煙瘴氣。而魯迅的觀念也不見得很明澈。在此期間，他曾經同周作人一起參加過一次科舉考試，不論出於何種原因，行為本身是倒退的。幸而，這種歧路彷徨的階段很快終結了。一所新型的學校拯救了他，在礦路學堂里，雖然學的漢文還不脫老八股，但畢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以及德語。特別是地質學和礦物學，對魯迅來說，是十分刺激的。整個課堂設置是西式的，連教科書也用洋書。第二年，總辦換成新黨人物以後，學校的空氣便變得更加活躍了，魯迅有一段文字，生動地記錄了新黨出現的情形：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這時，看新書的風氣在學校流行起來。魯迅懷着急迫而興奮的心情，閱讀了嚴復編譯的《天演論》。該書原屬英國著名生物學家，被稱為「達爾文的鬥犬」的赫胥黎的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譯者將導論及本論譯出，其實相當於改寫，結合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實行人治，同歸於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語，獨出機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闡釋。其中，着重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原理，為國人撞響救亡圖存的警鐘。《天演論》於1898年出版，隨即在知識界引起巨大的震蕩。魯迅深受達爾文學說的影響，危機感，鬥爭，科學和進步，從此成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後來接觸到其他不同的學說，於此也不曾有所動搖。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一面加速陸沉，一面奮力崛起。義和團運動以一種畸形的集體性行為，試圖依憑傳統的單向方式，解決帝國列強勢力所強加的殖民困境。這種民氣，很快隨同圓明園的大火一起煙滅了。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蛻變的封建士人和新興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上。他們深明所屬的兩難處境，因此深知，必須承受難堪的歷史屈辱，向強大的敵手學習生存。由於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迅猛發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賠款的教訓，中國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是學習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學生留學日本；至1906年，十年間在日的留學生總數共達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魯迅正是在這一潮流之中，作為官費生，由學校選派到日本去的。此間是1902年。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