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與學校難分(1)

學生與工人「生情」2000年9月，當一輛大巴士汽車把近30名中國十七八歲的年少學生從德國機場拉到這個「科隆語言學院」時，很多學生都不願承認這個荒涼破敗的地方就是他們理想中的德國學校，不願承認這就是他們的留學之地。離開中國前的熱熱鬧鬧與這裏的冷冷清清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反差。有一名來自河南的中國女學生對筆者說：「我們剛下車時認定，這裏肯定不是我們的學校，這裏也許是我們路過的地方，頂多是我們臨時居住的地方，因為這個地方實在太破敗了。」可是，當校方要求他們把從中國帶來的大批行李從車上卸下時，他們方才意識到這就是他們未來生活和學習的「科隆語言學院」，但仍然有很多學生心存僥倖，認為第一眼並不能代表什麼，後面的日子也許會很不錯。他們很自信的一點是，既然每人每年已經支付了一萬美金的費用，那麼，他們的留學生活應該與中介公司介紹的差不多，但現實的情況則差之甚遠。2002年5月31日晚，筆者乘火車從柏林趕到科隆。科隆火車站就在科隆大教堂旁邊，那天晚上，火車晚點15分鐘。專門來車站接筆者的是兩個小留學生：小高（化名）和小黃（化名），在科隆調查期間，曾得到他們兩人的大力支持和照顧，尤其是小黃會做簡單的飯菜，這不太容易。小高和小黃都顯得很稚嫩，畢竟只有十七八歲的年紀，臉上還有一種無助的憂鬱，甚至還有一種漠然的樣子。抵達科隆之前，筆者曾與小高通過電話，也發過郵件。小黃則是第一次打交道。給筆者的感覺是，他們都很善良，但在那個陌生的地方有些孤獨無助與無奈。到2002年9月，小高才19歲。2001年6月，他從河南新鄉來到科隆，是第二批來到「科隆語言學院」的中國學生，是當時一批中年齡最小的留學生。他的父親是團級現役軍人，母親是普通工人。來之前，他曾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的一個德語培訓班學過半年德語，然後通過中介來到德國。小高說話不多，問一句答一句，但心裏有數。2002年9月4日，小高給筆者發來一封郵件，信中說：「我即將結束休假返回德國，但我們還是想起訴那家中介公司。我們想請您幫助在北京介紹一位比較好的律師。」小黃來自廣西南寧，父親是當地文化局的處級幹部，母親是護士。他比小高要胖一些，會做飯，愛踢球，在國內曾學習過音樂。筆者見到他時，他正在跟一個24歲的台灣女大學生學習黑管，每小時要支付25歐元。小黃在送別筆者的途中說，受父親的影響，他對音樂有興趣。在國內，他在家有自己的琴房，而在德國，他只能在廁所和地下室里練習，而且都是在別人離開之後。因為練琴的噪音而招致別人的不快，小黃是有感受的，還感到了一份壓力。據小黃自己說，在德國，會一點兒音樂的面臨的前途可能比其他人的日子要稍微好過一些，畢竟有一技之長。筆者在柏林街頭和繁華地點好幾次看到中國人在拉二胡，曲子是《梁山伯與祝英台》。說實話，那曲子拉得實在不怎麼樣。也許是老外不明白的緣故，偶爾還扔下幾個硬幣。筆者聽一位在德國的中國朋友說，某位在德國上大學的中國人大牛（化名）因為無處打工，最後被迫開發自己最後那一點點音樂知識，到德國地鐵站口拉二胡。大牛拉二胡時，在德國拉二胡的中國人幾乎沒有，德國人見了也挺新鮮，更何況他自己真的會一些音樂知識，老外很大方，因此，拉二胡的收入還很不錯。後來，大牛索性就不上學而到處拉二胡了。再後來，聽說拉二胡的收入很高，中國人都紛紛操起傢伙在德國公共場所練了起來，好像現在的日子並不怎麼好過。但願小黃沒想到要走此道。小高和小黃都聲稱，他們父母「每月工資」加在一起也僅僅夠他倆在德國使用。可是，用在中國掙的「工資」寄到德國來花，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更何況他們的家庭都還是屬於薪水比較低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一對父母所掙全部工資只夠一個孩子在德國消費，如果沒有其他的資金來源，那麼，父母在國內只能喝西北風了。雖然德國上大學是不需要學費的，但是，小高和小黃現在所上的並不是大學，只是一家很不規範而且沒有得到德國當局認可的語言培訓班而已，而且必須支付龐大的學習和生活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