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全新的國際環境

傑克·麥克洛伊於1961年1月1日將一個健康發展的銀行交給了我和喬治·錢皮恩。在他擔任董事長的8年裡，銀行的資產幾乎翻了一番，達到90多億美元；存款規模超過了80億美元；貸款和按揭規模增長到了將近7500萬美元。大通成了紐約市首屈一指的商業銀行，在全國範圍內僅次於美洲銀行。但是，我看到了兩大致命弱點—沒有這些弱點，我們的地位將非常有利。首先是我們的存款規模。我們沒有跟上信貸需求的「爆炸性」增長速度，雖然我們另外有了曼哈頓銀行大量的零售型存款，並在紐約市範圍里—根據過時了的聯邦規定，我們被局限在這個範圍里—設立了許多新的分行。紐約州的金融規定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才鬆動開來，允許紐約市的商業銀行在毗鄰的郊區縣韋斯特徹斯特和拿騷設置分支機構。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海外貸款的低水平。雖然大通在外國代理行業務方面保持了美國銀行中名列前茅的地位，但無論是海外分支機構設置方面，還是在提供信貸方面，我們都不是「領先國際銀行」。我認為，守舊派在維持國內借貸業務這個主導地位的決心，等於是默認自己要成為二流機構，而這一點，從長期的角度說，可能會威脅到我們作為一家獨立銀行的生存。由於我堅持推行海外擴張的戰略而喬治堅決反對，因此我們在銀行的聯合領導任期就成了漫長的、常常是不愉快的爭奪工作重點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