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一把手的決戰

傑克·麥克洛伊計劃於1960年3月退休，但董事會在挑選他的接班人問題上出現了分歧，請他留任到年底，與此同時他們將捋出頭緒。從董事會的角度說，喬治是首席執行官的合理選擇。他當時56歲，比我大11歲，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就一直在銀行工作。另外，我相對年輕，董事會裡許多人並不把我看成是「真正的銀行家」。我的主要職責一直在管理和市場營銷領域。我從來沒有當過一線的信貸官員，雖然我與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和傑克·麥克洛伊不同—他們在幾乎完全不了解銀行業務內部運作的情況下就當上了首席執行官，而我在過去的14年裡一直接觸大通的經營，促成了幾項創造性變革。董事會絕大部分人意識到，我一直在致力追求的那種政策變革很有必要、不可避免。他們似乎很賞識我的創造力，但顯然他們希望董事長具有穩固的信貸和借貸背景，而這些領域是喬治的強項。我絲毫不懷疑，如果我願意擔任從屬的職位，董事會的絕大多數人會迫不及待地任命喬治為董事長、首席執行官。老實說，我不願意。我和喬治共事了14年—其中最後4年當中，我們的級別基本相等，我敢肯定，如果他擁有了獨一無二的權力，他就會帶領銀行走向一個阻止大通成為國際銀行業務中堅力量的方向。當董事會成員們試探我的態度時—尤其是對J·理查森·迪爾沃思（迪克）和傑克·麥克洛伊，我明確地說，如果董事會選擇賦予喬治全面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我就離開銀行。我的答覆導致了兩難境地。董事們沒有準備讓我當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如果他們這麼做的話，喬治就會辭職，這是誰都不準備冒的風險。面對我和喬治的角逐，董事會踟躕了。他們提出了一個保全面子的折中建議：喬治當董事長，我當總裁，但我們將被看成是「聯合首席執行官」。雖然喬治全面負責銀行的日常經營，但在政策問題上，我們共同負責。但我需要的不僅僅是表面上的權力相當。我擔心董事會的提議不能賦予我在關鍵問題上與喬治針鋒相對所需要的權勢。我咬牙堅持要董事會任命我為執行委員會主席兼總裁，且該協議必須以書面形式出現，由我們兩人簽字認可。沒有這些條件，我相信喬治最終會重新定義職責條款，而我會發現自己對這種修訂無能為力。最終協議是通過中間人來談判的—我和喬治從來沒有面對面討論這個問題—但最後，我們兩人都簽了字。聯合首席執行官的安排是惟一可行的選擇：我們兩人都有保留，但我們希望這種安排能夠奏效。1960年10月，我們兩人的聯合任命包含以下措辭：「每人都將關心並負責銀行的各個方面，但每人都將在自己全面負責的領域裡實施領導。錢皮恩先生將特別關注銀行的經營和借貸政策、銀行業務組合中的投資資金和信託業務。洛克菲勒先生將特別關注以人力、設施和市場為重點的未來規劃、海外活動和國內拓展。」我們的聯合任命是解決衝突和猶豫不決的一種「藥方」。聯合首席執行官的安排很少奏效，因為它體現了一種彆扭的讓步。當機構擁有強大而統一的領導時，才能有卓越表現。我和喬治永遠提供不了那種領導，因為我們在銀行發展方向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他不願意致力於我所提議的國際拓展，結果導致貽誤、錯失了機會。我們的地盤被我們的主要對手花旗銀行佔領，而該銀行在繼續自己的強勁擴張、鞏固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地位。真正的競爭應當瞄準花旗銀行和美國的其他國際銀行，而不應該出現在我和喬治之間。新聞發布稿隱而不宣的是鐵錚錚的現實：我和喬治都被賦予了否決對方舉動的權力。喬治一直是個頂級專業人士，但在他的內心，他從來不接受我們兩人簽署的協議。我估計，他從來沒有完全原諒我對他成為銀行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的權力的挑戰。（註：知名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被留下來，努力讓這項安排奏效，但即便彼得也未能成功。他把這個任務看成是他最大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