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我向我的祖國深深悔罪

方家幸在香港與方勇失散之後，經由漢城輾轉到加拿大，外逃11年，終被加拿大移民局依法遣返中國，2001年8月17日下午在北京首都機場被中國警方抓獲，當晚就被押回寧波。

2002年3月20日，現年41歲的方家幸，被寧波市中級法院以貪污罪和偷越國(邊)境罪兩罪並罰，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個月。

方家幸終於回到了家鄉，雖然是在看守所里，但他依然有了安寧的心情回顧往事：

現在，我正在靜靜地坐在我的家鄉寧波市看守所里，透過監室的鐵窗眺望著蒼茫的天空。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加拿大溫哥華，我相信妻子Lynn和孩子們一定在思念我。如果白雲能夠傳訊，我想請它告訴Lynn，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我的心境特別寧靜。我向我的祖國深深悔罪，並接受她對我這個不孝之子的懲罪。Lynn，十一年的噩夢不堪回首，至今我感慨萬千，追悔莫及。儘管這一懺悔已經晚了，但我願以這遲來的懺悔喚醒至今還做著"天堂夢"的人們，請再不要想入非非了。

1988年的一天，堂弟方勇突然跑到我家，看他神色慌張的樣子，我有一種不祥預感。果然，他匆匆掩上門，一看四下無人，"啪"地跪倒在我面前："哥哥，你要救救我。"

我大吃一驚。方勇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親近的人，我出生才三個月，父母就離異了。終身潦倒的父親從來沒有給過我愛，貧困的老奶奶也沒有能力關心我，我遊盪著、領受著生活的悲涼，唯有方勇，我唯一的堂弟才偶然讓我感到親情的溫暖。我一時不知道他惹了什麼彌天大禍。

方勇聲淚俱下地告訴我，他在前兩年利用電腦划帳的辦法，貪污了銀行十幾萬元。這次領導臨時決定將他從工商銀行調到交通銀行去。如果新會計一接帳，事情就會立刻敗露。

"這可怎麼辦？"我一邊將他扶起，一邊在想，"這麼大的一筆金額，就憑我這兩年販服裝賺的積余，還不夠為他還一個零頭"。方勇眼巴巴地望著我，眼光中充滿了絕望，"我這可是大案，十幾萬元的錢，查出來可是要吃槍子的。"按當時的刑法，這個數字夠得上死刑。我心中一陣茫然，我有什麼辦法救他呢？

方勇見我面有難色，立刻兜出他的預謀："哥哥，我要逃到國外去，你不是在廣州有朋友嗎？快幫我聯繫一下。"

人一旦失去理智是十分可怕的。在以後的幾天里，方勇象是發瘋似地接二連三做了幾把"大手筆"：他女朋友章惠珍的父親認識慈溪某銀行行長，他就以"提取現金"為借口，然後給對方可觀的"好處費"，要章父去聯絡，果然"搞定"了這位行長。方勇一次就從別人的戶頭劃去了69萬元。

到了廣州就遇上了麻煩事，"蛇頭"一時弄不到假護照。那護照是"蛇頭"僱人用非法手段先搞到一本他人的護照，再換去照片，讓持照人冒用他人的姓名去"闖關"。這就要求性別、年齡、身高、出生地（為了與方言一致）大體與冒用人一致。因為我們都不會說廣東話，只能裝成台灣人，所以要等合適的台灣護照，並有美國綠卡。這一等就是整整一個月。

大約等到第十天，方勇帶著章惠珍到了廣州。我們請翁文斌作中間人，把45萬元放在翁處，商定事成之後才能付給"蛇頭"。餘下的錢換了3萬美元和一些港幣。我與方勇他倆不敢住在一起，象做賊一樣躲在賓館里，等著"蛇頭"的消息。

方勇和我坐同一架飛機，但是"蛇頭"要求我們分開坐，裝成互不認識。他倆要象一對小夫妻，盡量有說有笑；而我卻裝成一個沉默的獨行客。"蛇頭"最後攤了底牌："保護只是暗中的，闖關還得憑你們的勇氣和運氣。"

果然，一上路就險象環生。在武漢安檢的時候，方勇他們先進去，我看見他們被邊防武警叫住了，受到了盤問。我的心猛跳起來，一種出師不利的預兆立刻躍上我的腦海。我屏息細聽他們的對話，大概聽到武警在問他們，你們是台灣人，為什麼報關填的都是簡化字？我想這下糟了，方勇確實不會寫繁體字，事先可根本沒有想到。我也聽不清他們到底作何辯解，只有干著急。好在不知怎麼七講八講，居然讓他們矇混過關了。我倒是過得挺順利。

這就到了香港。過關轉機時我先走到前面，又順利通過了，當我回過頭去時，看到方勇他倆被移民局的人帶走了。我想一定是他們心中沒底，神色慌張，自己露出了馬腳。我在候機廳里焦急地等著，既不見他倆進來，也沒有所謂的護送人出現。我想，這下可栽在"蛇頭"的手裡了。去漢城的飛機就要登機了，怎麼辦呢？我只得硬著頭皮先飛漢城，再在那裡等他們。

我已鑄成大錯，沒有了退路，一切聽天由命吧。

我在溫哥華一下飛機就被當地移民局帶走了。我按照"蛇頭"教的，說自己在大陸參加"6·4"遊行,呆不下去逃了出來。說這話的時候，我的良心特別地自責,我相信好多偷渡者為了找到非法移民的"理由",也都是這麼瞎編亂造,祖國的名譽都被我們這些人敗壞了。我在移民局被審查了八個多小時,終於被釋放了。臨走時,移民局的官員狠狠地教訓了我一頓,可我一句都沒聽懂,因為我不懂英語。一出移民局我就傻了眼，"蛇頭"說過，可以到唐人街，而唐人街又在哪裡呢？我問過路的洋人，他們都聽不懂我的話。我急了，這時候我口袋裡只剩下三千美金了，這在當地是很小的一筆數。我必須找到唐人街，找到工作。

後來終於被一家中國餐館勉強收留了。餐館收留我的原因很簡單，非法打工價格便宜。我在那裡洗碗打雜，每天干17個鐘點。按當地法定最低工資每鐘點5加元算，每月起碼是2550加元，可老闆說定只給我800加元。這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每月扣去400元房租、50元公交月票，再支出一些基本生活費，也能勉強混下去。我一無技術，二不通語言，成天挨老闆罵。很多時候，老闆罵得毫無道理，但想到自己是個偷渡者，有理都沒有地方去評。你想討個說法嗎？好，老闆就炒你魷魚；你要上法院評理嗎？法院首先就追查你的非法入境罪，而且你本身沒有工卡，是非法打工，還想評什麼理？所以只能忍，忍不了也得忍，我只能在自己的手臂上刻下一個"忍"字，把所有的委屈都刻進了這個使人百感交集的祖國文字里。確實，"忍字頭上一把刀"。

大約在我到溫哥華的一年後，我突然接到方勇的電話，說他也到了加拿大，在一個叫"滿地可"的城市裡找到了打工的機會。他在電話中說，他在香港被移民局拘捕后吃了官司，最後"蛇頭"買通人情才脫了身。他是伺機經莫斯科來到加拿大的。我就問起章慧珍，他說別提了，早跟人跑了。畢竟是意料中的事，大難來臨各自飛。

不久，我被加拿大警方逮捕了。事情的起因卻很偶然。有一天在喝早茶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廣州人，大家都覺得很談得來，談著談著就知道了他是溫哥華一個黑社會"大全幫"的頭，他告訴我準備去滿地可銀行用假支票騙錢。滿地可是方勇住的城市，我就說能不能跟著一起去，順便看看弟弟，那人滿口答應。到了滿地可，他們叫我在旅館里等著，別上銀行，那裡危險。我就乖乖地等在旅館里。不多時，突然有人打來電話，說他們在銀行失手了，警察從他們身上搜到了旅館的發票，叫我趕快走。我趕緊提上拎包出了旅館，就在我等"的士"的時候，警車到了。警察從我的拎包里搜出一張他們放的假支票，我就這樣到了警察局。

起先警方懷疑我是一條"大魚"，因為他們從互聯網上查到了中國警方對我的通緝，就懷疑我是黑社會的"老大"。我反覆說明實情，他們都不相信。我蹲進了外國的大牢，等著起訴。方勇來看我的時候，我將一肚子冤屈全倒了出來。我說真後悔到國外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我又說萬一說不明白，我只能將"大全幫"的真相兜了出來。

不久律師來了。律師告訴我，警方通過指紋鑒定，證明支票不是我的，但是我如果想無罪獲釋，至少還得等上半年，因為起訴的檢察官就要去渡假，一去就是半年。律師勸我還是承認那假支票是我的好，這樣只需坐一個月的牢。我想來想去，只有妥協。

我已經有了兩個案底，一個在國內，一個在加拿大。現在加拿大的警方又盯上了我的"非法移民"，我成了要"隨叫隨到"的嫌疑人。

我孤獨地坐在家裡，恐懼而又彷徨。我怕人敲門，也怕電話鈴響，說不定什麼時候又把我抓進了大牢。度日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