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崇禎

?崇禎即位，正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內有黃土高原上百萬農民造反大軍，外有滿洲鐵騎，虎視耽耽。

崇禎元年（1628年）陝西鎮的兵餉積欠到30多月，次年二月延綏、寧夏、固原三鎮皆告缺餉達36月之久。

山河冷落，風煙四起。他決事果斷，雷厲風行，如處理閹黨一案，也有心細多疑，優柔寡斷之一面。

如關於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內，一直拿不定，遂誤國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臉無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腸之一面，對周皇后互敬互愛；

他自律極嚴，不耽聲色犬馬；他也經常徵求左右的意見，但剛愎自用，不能做到虛懷納諫；

他知人善任，如楊嗣昌、盧象升、孫傳庭、洪承疇，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們時，言聽計從，優遇有加，一旦翻臉，嚴酷無情，果於殺戮，導致用人不專，出現崇禎朝五十相局面；

他憫恤黎民疾苦，常下詔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無度，驅百姓於水火；

他勵精圖治，經常平台召對，咨問政之得失，與臣下論討興亡之道，為政察察，事必躬親，欲為中興之主，但求治心切，責臣太驟，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斷絕，常謂所任非人，終成孤家寡人，至於煤山殉國，從死者唯一太監耳。明思宗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闇（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恆多（孤立於上，而受到奸臣的蒙蔽）；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崇禎的性格相當複雜，在去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

如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說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

由於較之前任的明神宗、明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數皇帝，思宗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於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明史》評價思宗：「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談遷《國榷》稱：「先帝（崇禎）之患，在於好名而不根於實，名愛民而適痡之，名聽言而適拒之，名亟才而適市之；聰於始，愎於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貽伊戚，非***非昏懦，而卒與桀、紂、秦、隋、平、獻、恭、昭並日而語也，可勝痛哉！」

歷史學家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史稱「崇禎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換五十位內閣大學士、首輔），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鎖綠山人在《明亡述略》中評價崇禎，「庄烈帝勇於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

南明大臣則把思宗抬舉到千古聖主的地步，如禮部郎余煜在議改思宗廟號時說：「先帝（崇禎）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