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陶謙（可看或不看）

陶謙這個人，也算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這倒不是因為他有多麼大的才能和偉略，人們對他的認識大都集中在「三讓徐州」上。他在曹操為父復仇、血腥屠城的困難局面下，求救於青州刺史田楷，田楷又同當時還是平原相的劉備同來協助。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陶謙對劉備讚賞有加，並在病故之前把徐州讓給了劉備（讓徐州的確有過，但「三讓徐州」卻是小說家言，不足為信。本文要討論的是歷史事件，因此不再贅述）。一下子把個之前還是默默無聞的大耳公推到了前台，劉備一夜成名，由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平原相躋身諸侯之列。要說陶謙此舉也說明他還是很有些見地和頭腦的，但偏偏史料上對他的評價卻是相互矛盾的：一種是時人張昭，他認為陶謙「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分明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好官，而另一種是陳壽，則說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最後是「昏亂而憂死」，這又像是個昏官。那麼歷史上的陶謙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為什麼史料上又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呢？讓我們去偽存真，對各種歷史記載進行認真的分析和對比，從內政、軍事、政治等各個方面來做一個綜合分析，看看這個陶謙的真面目吧。

（一）

歷史上的陶謙本是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勢力之中的重要一員，他的發展、滅亡對後來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都有著一定作用，特別是對曹操、劉備兩大勢力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不過，陳壽的《三國志．陶謙傳》及范曄的《後漢書．陶謙傳》中對他的記載基本相同，而且是語焉不詳，對於我們了解陶謙幫助有限，尤其是對陶謙的內政管理能力的記載很少，所以陳壽所言的陶謙「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的證據並不充分。不過我們可以綜合其他的相關史料，對這個問題進行一番討論。

陶謙（西元132—194年），東漢末丹陽（今安徽當塗東北）人，字恭祖，父親曾做過餘姚長之類的小官，但在陶謙幼年亡故（見《吳書》）陶謙從政是沒有什麼背景可言的，他只能是從基層做起，綜合《吳書》、《三國志．陶謙傳》的記載，陶謙步入仕途之後，在任職徐州牧之前，先後擔任過盧令、舒令、幽州刺史之類的地方行政官員。政績如何呢？證據不多。《吳書》中引用張昭的話說是「令舒及盧，遺愛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

聯想到張昭一生剛正不阿，從不溜須拍馬，雖說此言有點過於讚譽，還是基本可信的；另外在《吳書》中還有一個記載，也可作為佐證：陶謙在擔任舒縣縣令時，曾經得罪過上司，上司想伺機進行報復，但「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這也可以說明陶謙這官做的應該不差。

陳壽在《三國志．陶謙傳》之中說陶謙在擔任徐州牧的時候，「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封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琊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范曄的《後漢書．陶謙傳》中也說「（陶謙）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谷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這兩個記載基本是一致的，但都有個問題：按照陳壽和范曄的說法，徐州漸亂的時間，是在陶謙擔任了徐州牧之後，也就是在獻帝初平元年（190年）之後，而之前呢？這兩本史書都說是「徐州百姓殷盛，穀米封贍，流民多歸之」，那這個「是時」的時間誰是徐州的刺史呢？還是根據陳壽的《三國志．陶謙傳》及范曄的《後漢書．陶謙傳》的記載：是陶謙！綜合相關的很多史料，陶謙是在靈帝中平五年（188年）的時候出任徐州刺史的。也就是說是陶謙把徐州治理的「百姓殷盛，穀米封贍，流民多歸之」！陳、范二人自己打了自己一個大嘴巴！至於說到陶謙親小人、遠賢士，我們不妨從陶謙到徐州後由刺史到州牧這六年的在內政方面的所作所為來進行探討。

靈帝中平五年（188年），陶謙出任徐州刺史，首先迅速撲滅了境內的黃巾之亂，「境內晏然」，穩定了局勢。當時整個中原廣大地區「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徐州也不例外。據《先賢行狀》中記載：徐州當時是「世荒民飢」。針對這一情況，陶謙「表（陳）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粳稻豐積。」陳登時年僅二十五歲，後來陳登在「廣陵有威名」（《三國志．陳登傳》），這不能不說與當時陶謙對他的大膽任用有關。

是陶謙慧眼識英雄，使之名聲大噪，證明陶謙用人有方。

除了對待年輕的陳登，陶謙對於當時居住在徐州的士人也是多加任用和提拔的。後來的歷任曹魏御史大夫、司空的王朗就在陶謙手下做過會稽太守。王朗在歷史上以才華橫溢、知識淵博、經常不顧情面上書直諫著稱，這樣的人才對陶謙的幫助自然不小；劉備的小舅子、當時富甲一方的糜竺也被陶謙「闢為別駕從事」（見《三國志．糜竺傳》），顯然陶謙看中的是糜家的財力，委以重任，以便造福徐州；在《三國志．張昭傳》中還有一個故事：「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己，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為了求得一個人才，不惜把他抓起來，逼其出仕，可謂方法獨特了，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曹操為求司馬懿也用了類似的一招，都可說是求賢若渴了。雖然史料上沒有說明最後張昭有沒有到陶謙手下為官，但從張昭對陶謙的悼念文章看，張昭對陶謙沒有絲毫的怪罪，反而是大加稱讚，這也可說明陶謙為官的能力應該是很好的。

陳壽的《三國志．陶謙傳》及范曄的《後漢書．陶謙傳》中都提到了趙昱。據謝承《漢書》中記載：「（趙）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毋君受公羊傳，兼該群業。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簄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絜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回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范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趙昱一代名士的確不假，而且很有個性，不肯出仕，是陶謙硬把他請出來做官的，而且還親自提拔。《三國志．王朗傳》中提到陶謙先是任命趙昱為別駕，後來又提拔趙昱為一方太守，應該說是重用趙昱，而趙昱對於陶謙也是很忠心的，在關鍵時刻還同王朗一起幫陶謙出過主意。據《三國志．王朗傳》記載：「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從這一史料也可以說明陶謙對趙昱的建議不但是採納，而且事後還對他進行了提拔和重用，顯然是對趙昱的一種肯定，象這樣的有用之士，又是自己培養的部下，陶謙怎麼可能疏遠呢？讓人有點疑惑。至於陳壽的《三國志．陶謙傳》及范曄的《後漢書．陶謙傳》中都提到的讒慝小人曹宏，他又身居何職，又如何「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筆者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資料，不好妄加判斷，不過從上面陶謙幾個招攬、任用賢士的資料看，陶謙對於識人、用人都是很有一套的，就算陶謙一時失察，任用曹宏之類的讒慝小人，也翻不起多大的浪來，似乎應該不至於出現「良善多被其害「的現象。再加上陶謙本是文官出身，攘外必須先安內的道理他不會不知道，如果他沒有把徐州內部管理好，又怎能放心去參加對外的戰爭呢？陳壽說陶謙「昏亂」似乎是不能成立的。

（二）

上面提到，陶謙是個文官出身，但他在軍事方面倒也不是一竅不通，要說起來，陶謙還勉強算得上文武兼備呢。靈帝中平二年三月（185年），隨皇甫嵩出征三輔，陶謙被任命為揚武校尉，作為統兵的將領參加了這場戰爭，「與嵩征羌，大破之」（見《吳書》，下同），立有戰功；同年張溫司空西討韓遂、邊章，「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這也說明陶謙在軍事上面還是有點本事的，要不然張溫也不會請一個對軍事一竅不通的文人去參觀學習了。

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主力被鎮壓後，其他各地的黃巾軍依然堅持鬥爭，其中以青州、徐州為甚。為了穩定局面，東漢政權想到了既有擔任地方行政長官履歷、又有率軍作戰經驗的陶謙，「以謙為徐州剌史，擊黃巾，破走之」（見《三國志．陶謙傳》），《三國志．臧霸傳》中也提到：「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根據《三國志．朱治傳》中的記載，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孫堅也特意「表（朱）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對於這次戰爭的結果，范曄的《後漢書．陶謙傳》中還特意加上了一句：「境內晏然」，說明效果不錯，這也為陶謙的軍事能力做了一個正面的評價。

董卓專權時期，各路諸侯合兵討伐，而陶謙沒有參加（為什麼不去呢？下一節再談）。等到董卓逃到長安、各路諸侯散夥後，陶謙卻又推舉朱儶反董。據《後漢書．朱儶傳》記載：「卓後入關，留朱儶守洛陽，而儶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儶）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儶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儶。儶逆擊，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這是史料上記載的陶謙參與的第三次戰爭。這段戰爭的時間是在獻帝初平二年（191年），這時候的陶謙已經是徐州牧了。

董卓被殺後，各路軍閥陷入混戰，陶謙加入了袁術、公孫瓚的陣營，對抗袁紹、曹操。為什麼陶謙會選擇袁術、公孫瓚而與袁紹、曹操為敵呢？有人分析陶謙出任幽州刺史時，很可能與公孫瓚為了對抗北方少數民族而與其並肩作戰，所以關係比較好；而袁術的部下孫堅又曾經幫助過陶謙共討黃巾，加上曹操在兗州、青州大力發展勢力，對陶謙構成威脅，所以當袁術、公孫瓚與袁紹、曹操混戰時，陶謙選擇了自己的盟友，這個分析還是有點道理的。此時的袁紹雖然勢力較大，但還在與公孫瓚激戰，又與袁術不和，受到兩面夾擊；曹操尚在青州剿滅黃巾，陶謙選擇與此二人為敵，也有自己的道理。為了儘快消滅曹操，陶謙採取了主動進攻的方式。《三國志．武帝紀》載：「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救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乾，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戰鬥的地點是在屬於曹操勢力的兗州東郡發乾發生的，這場仗陶謙戰敗了，時間是在獻帝初平三年（192年）。

接下來還是陶謙主動進攻曹操。《三國志．武帝紀》載：「（初平三年）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關於這個闕宣，《三國志．陶謙傳》中也說：「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並其眾」。不過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考異》中指出「按謙據有徐州，托義勤王，何籍宣數千之眾，而與之合從？」。由於相關的史料一片空白，筆者無從判斷歷史的真相，不過筆者大膽猜測：鑒於徐州當時政通人和，闕宣不可能是個土匪；由於沒有資料記載，闕宣也不太可能是個商賈巨富，最多也就一土財主，陶謙之所以會和他合作，最大的可能性是闕宣對兗州一帶非常熟悉，甚至很有人脈，所以陶謙才會容忍他並讓他做先鋒去瓦解泰山華、費、任城的軍民，也正因為如此，一旦得手，陶謙立刻「遂殺宣，並其眾」。不過，筆者沒有任何證據，只是猜測，特此說明）。之後戰爭的規模逐漸擴大。這時是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夏。

緊接著發生的就是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之戰。起因是曹操的父親曹嵩死在經過徐州、去往兗州途中，曹操遷怒於陶謙，發起屠城之戰。關於曹嵩之死，史書上的記載不盡相同，主要有這麼幾種記載：

一是《三國志．武帝紀》：「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

二是《後漢書．應劭傳》：「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

三是《世語》記載：「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

四是《吳書》：「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

五是《後漢書．陶謙傳》：「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

綜合這幾種不同說法，筆者的看法是：曹嵩是在陶、曹交戰的初期打算移居兗州，去投靠曹操，中途被殺。因為如果曹嵩在等到曹操血腥屠城以後再去投靠，時機不對，曹嵩應該沒有那麼傻，而且曹操血腥屠城對徐州的震動非常大，以曹嵩「輜重百餘兩」這麼龐大的隊伍，想躲過徐州這麼多與曹操有著血海深仇的徐州百姓的眼睛應該是不可能的，說不定哪個衝動的老百姓就會要了曹嵩的命，曹嵩不會那麼的張揚，率領一支這麼龐大的隊伍招搖過市。再者，曹操聽說父親被害而血腥屠城，似乎更合情理，也就是說，曹嵩遷居的時間不會在興平元年（194年），而應該是獻帝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和陶謙交戰一年後局面相對平靜的時期，曹嵩看到局面相對平靜後立即慌慌張張舉家遷移。至於到底是不是陶謙殺了曹嵩，筆者認為極有可能是陶謙所為。陶謙怨恨曹操與自己為敵，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向曹操實施報復的機會。而在實施報復的過程中，陶謙的部下眼見曹嵩的富裕見財起意，同時進行了搶劫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夏，曹操為報父仇，第一次大規模進攻徐州。《三國志．武帝紀》載：「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三國志．陶謙傳》中也說：「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郯」。《後漢書．陶謙傳》中更是指出：「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就連當初為逃避董卓之亂而來到徐州避難的洛陽、長安一帶的百姓也在這場戰亂中喪生。這時的陶謙面對曹操的瘋狂進攻無力抵抗，只得固守郯城，同時向公孫瓚委派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便和劉備一起趕到徐州助戰。陶謙「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見《三國志．先主傳》）。由於曹操軍糧的供應出現問題，一時無法補充，無奈之下，曹操只得收兵回兗。

獻帝興平元年（194年），曹操捲土重來，《三國志．陶謙傳》中提到：「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由於在兗州境內發生張邈、陳宮的叛亂，曹操擔心有失，不得不匆匆撤兵。徐州免於失陷。經過這兩次的戰爭，陶謙的精神再也支撐不住，同年病重而亡，臨死前對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見《三國志．先主傳》）。

從陶謙一生的幾次戰爭情況來看，他在軍事上還是有一定的才能，可惜是在錯誤的時間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敵人，最後導致自己的失敗，陳壽說他「昏亂而憂死」，這「憂死」倒是名副其實的。

（三）

從以上兩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陶謙還算是一個比較有能力的一方諸侯，那麼到底該如何評價陶謙呢？這就是下面要談到的第三個問題：政治理想。這個話題在以往的文章中都很少談及。而陶謙的政治理想對他的發展和滅亡都有著直接的關係。筆者想順著陶謙的發跡史來進行分析，看看陶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封建官僚。

應該說陶謙是一個沒有什麼雄心大志的諸侯。他的一生從未有過什麼亂臣賊子之心。但通過對史料的仔細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陶謙的的仕途之道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擅長投機。不客氣的說：陶謙是一個政治投機商。

在之前筆者曾經提到：董卓專權時期，各路諸侯合兵討伐，而陶謙沒有參加。為什麼不參加呢？看到董卓和各路諸侯旗鼓相當，一時難以判斷誰勝誰負，陶謙乾脆躲在一旁靜觀其變。而後來等到董卓退到長安、各路諸侯也散了夥之後，陶謙一看形勢，覺得董卓的實力大為削弱，而自己可能會因為之前沒有參戰而引起這些諸侯的不滿，便開始採取行動來進行彌補。前面提到的《後漢書．朱儶傳》記載，「卓後入關，留朱儶守洛陽，而儶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儶）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儶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儶。儶逆擊，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為什麼當董卓尚在洛陽、諸侯群起而攻之的時候，陶謙不參戰，而要到了董卓西去長安的時候，陶謙才出來響應呢？其動機讓人懷疑陶謙所做的不是勤王，而是投機。果然董卓打敗朱儶後不久，陶謙的做法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使人更加看清了這個政治投機商的面目。陶謙《三國志．陶謙傳》記載：「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閑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當時誰都知道是董卓當權，皇帝只是個傀儡。陶謙特意「遣使閑行致貢獻」，看起來好象是關心皇帝，實際上是在向董卓示好，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投機行為。董卓西遷長安後，局面相對穩定，加上剛剛打敗朱儶，陶謙覺得董卓有東山再起的可能，便故做姿態，通過這種方式巴結董卓。當然，他的投機行為最終也得到了回報。董卓一看陶謙這番舉動，立刻也就明白了陶謙的用意，來了個投桃報李，「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不過這樣一來，陶謙進行政治投機的真面目則完全讓世人看的一清二楚了。這也就不難解釋在董卓死後，李傕、郭汜當權時期，陶謙為什麼又會聯合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去推舉朱儶為太師，共討李傕、郭汜了。說穿了，是為自己撈好處！

不過，投機者不可能永遠成功。陶謙在他的最後一次投機中，選錯了同盟，兩次主動去挑釁當時最偉大的軍事家曹操，還把曹操的父親給殺了，其結果自然是憂死於徐州了。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做出了這樣一個判斷：陶謙，作為一個白手起家的封建官僚，具備一定的內部管理和軍事作戰能力，但在宦海沉浮幾十年的過程中，成為一個善於政治投機、時時刻刻為自己謀取政治利益的投機政客，最後是「偷雞不著失把米」，以失敗告終。若在和平年代，陶謙或許能成為能臣乃至權臣，而在群雄割據的後漢三國時代，象他這樣的投機政客不能適應錯綜複雜的多變形勢，他的失敗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