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金國公主皇后

成吉思汗的金國公主皇后[轉帖]

劉曉

成吉思汗一生所娶后妃甚多，其中有一位公主皇后，為金廢帝衛紹王之女，系貞佑二年（1214）初由金宣宗所獻。這位皇后在《元史》中沒有專傳，以後《元史》諸家重修之作，像邵遠平《元史續編》、魏源《元史新編》、曾廉《元書》、屠寄《蒙兀兒史記》、柯紹忞《新元史》等，均為其補作了傳記，其中屠、柯二人還參考了拉施特《史集》的相關記載，為諸家所作補傳中最為全面之作。不過，筆者在翻檢史料的過程中，發現對這位公主皇后，仍有一些可探討的餘地。為此，特撰此文，冀希能對諸家補傳有所補正，並乞盼得到專家的批評指正

一

公主皇後為金帝衛紹王幼女，宮中稱為小姐姐，這是諸家補傳都已提到的，可公主皇后在衛紹王諸女中到底排行第幾，諸家補傳卻沒有交代清楚。其實，這一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的。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金主珣厚賂忒沒貞（即鐵木真～引者注），以允濟第四女小姐姐者妻之。」《大金國志》卷二六《義宗皇帝上》：「（天興元年）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蒙古將還師，於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為質，而前此東海郡侯（即衛紹王～引者注）之女小四公主已立為皇后，欲索其一位骨肉以北，隨予金帛無數而去。」以上兩條材料表明，公主皇后準確地說應為衛紹王第四女。

公主皇后出嫁前後的細節，諸家補傳也頗多可疑之處。像蒙古一方所派徵婚使者，屠寄、柯紹忞二人均認為是阿剌淺。據《金史》卷一四《宣宗紀上》，貞佑二年三月「甲申，大元乙里只扎八來。……庚寅，奉衛紹王公主歸於大元太祖皇帝，是為公主皇后。」是蒙古所派使者為「乙里只扎八」。楊志玖先生正確地指出，「乙里只」實際上為《蒙古秘史》中蒙古語「額勒赤」或「額勒臣」的對音，意為使臣。扎八才是使臣真正的名字，此人即《元史》中的札八兒火者，與阿剌淺並非一人。[1]此外，在敘述公主皇后與蒙古使臣會見的場面時，諸家補傳大體一致，像魏源《元史新編》卷一五《后妃傳》：「使者遂拜公主於階下，並請公主北向其國遙拜，主不敢拒。」屠寄《蒙兀兒史記》卷一九《后妃傳》：「阿剌淺即拜公主於階下，請公主北向蒙兀國遙拜，公主不敢拒。」柯紹忞《新元史》卷一〇四《后妃傳》：「引見阿剌淺，即拜後於階下，又請后北向拜，后不敢拒。」但筆者所接觸的材料，大都稱蒙古使臣令北拜者為金宣宗，而非公主皇后本人。像《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四《韃靼款塞》在談到蒙古徵婚情況后，稱：「又令珣（金宣宗名～引者注）向其國遙拜，珣不敢拒。」與之記載相同者還有《兩朝綱目備要》卷一四、《宋史全文》卷三〇、《大金國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等。諸家補傳是另有所據，還是根據當時形勢自己所作出的揣度，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

由於出身金室帝胄，公主皇后在成吉思汗后妃中的地位頗高。波斯史家拉施特在談到成吉思汗諸妻時，指出「作為長后與獲得充分尊敬者」只有五人，其中公主皇后名列第四，其它四位皇後分別為大皇后孛兒帖旭真、二皇后忽蘭、三皇后也速干、五皇后也速倫。對於「公主皇后」，他是這樣介紹的：

四皇后公主哈敦（哈敦為皇后之意，公主哈敦即公主皇后～引者注），乞台君主阿勒壇汗（即金朝皇帝～引者注）之女。我們知道，她長得不美，但由於其父是偉大的君主，就使她獲得身份，受人尊敬。她沒有為成吉思汗生下子女。她一直活到阿里－不哥時才死去。[2]

不過，在《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所列四大斡耳朵及各斡耳朵所屬皇后中，並沒有公主皇后的名字，與其出嫁背景相似的西夏公主察合，則名列第三斡耳朵，名「察兒皇后」。[3]對此，柯紹忞是這樣解釋的：「太祖於四斡耳朵之外，又為後建斡耳朵於斡兒洹水西。」[4]屠寄則認為公主皇后應主第四斡耳朵，指出：

《成文錄》稱漢公主與夏公主各分庭帳，據此，知察合既守第三斡耳朵，岐國公主當守第四斡耳朵。然按之史表，也速皇后列第三斡耳朵第一位，也速干皇后列第四斡耳朵第一位，而無公主皇后，蓋舊史失載。辣施特書則謂成吉思汗正妻五人，三曰也速凱特，四曰公主哈敦，五曰也速侖。多桑書則三曰也速干皇后，四曰也遂皇后，五曰古楚皇后，即公主可敦。然成吉思止有四個斡耳朵，每個正位只有一人，共四人，不得有五。蓋也遂、也速乾姊妹以長幼為次，同居一帳，而公主可敦則居第四斡耳朵第一位，與辣施特書符合。但辣施特分也速凱特、也速侖為二帳誤，與史表及多桑書同，殊不知也速凱特已以正位讓其姊也速侖矣。[5]

成吉思汗只有四大斡耳朵，《元史》言之確鑿，且此制度為以後蒙古諸大汗所繼承，不容置疑。柯紹忞認為成吉思汗又為公主皇后單獨建立一斡耳朵，無事實根據，屬牽強附會之論。相反，屠寄稱也速凱特（即也速干）讓位與也速侖（也遂）之事，卻可以在《蒙古秘史》第155節找到相應記載。由此看來，屠寄的說法似乎更具有說服力。

按蒙古習俗，斡耳朵即使在大汗及掌管斡耳朵的后妃去世后，依然繼續保存，「居則有曰斡耳朵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列聖賓天，其帳不曠，以後妃當次者世守之」。[6]公主皇后所在的斡耳朵當然也不例外。《元史》卷**《百官志五》在介紹「管領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憐口民匠總管府」的沿革時，有這樣一段話：

至元九年，撥隸安西王位下。皇慶元年，又屬公主皇后位下。延佑元年，改隸章慶司。天歷二年，又改隸儲政院。[7]

文中出現的「公主皇后」，顯然就是本文所討論的主人公，到皇慶元年（1312），公主皇后雖已去世約半個世紀，但她生前掌管的斡耳朵卻依然保留下來，此即文中所謂的「位下」，只是當時的主管后妃是哪一位，我們已不是很清楚了。無獨有偶，有的記載顯示，十年後的英宗在位期間，武宗皇后伯忽篤，又曾受命主「太祖皇后完顏氏斡耳朵」，[8]這位太祖皇后完顏氏，無疑指的也是本文所討論的公主皇后。

三

全真教為金朝中葉在華北地區興起的新道教，自丘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后，開始受到蒙古統治者的大力扶植，但公主皇后與全真教的關係，以前學者卻較少留意。其實，從現存道教石刻資料中，我們能找到不少這方面的線索，以下是摘錄自《道家金石略》中以公主皇后名義頒發的兩道懿旨。

皇帝福蔭里，公主皇后懿旨

道與衛州達魯花赤、管民官、管匠人官員每者：據汲縣城隍廟北極觀、劉村岱嶽觀、山彪村長春觀，俱系燕京大長春宮掌教真常李真人的宮觀。那底俺每不是功德主那是么？教大眾在意住持，與皇帝、皇后、太子、諸王、諸子告天念經祈福祝壽萬安者。應系有底宮觀地土、園果、房屋、孳畜，不得教人強行奪□□過往一應使臣、往來軍馬並諸色人等，不得觀中安下搔擾。如有違犯之人，照依先□□皇帝聖旨治罪施行者。

右付衛州汲縣北極觀常住收執。准此。

乙巳年五月初十日，圖剌里寫來。[9]

天底氣力，大福蔭護助里，公主皇后懿旨：

據代州神崗觀、孟州王屋縣靈都宮宗主寧神子張志謹，系早遇真師，參承正法，廣修善行，德業清高之士，可賜廣玄真人名號。所立宮觀具系長春宮掌教李真人所管底下院去處，仰隨路達魯花赤、管民官應據大小官員每，照依已先皇帝聖旨里丘神仙門人應有底宮觀院舍，大小差發都休教著者。有底田產、園林、果樹、水旱碾磨、頭疋，諸人不得扯拽鋪頭口，其餘宮觀下院等處一體行香者。仰隨處官司就便添氣力者，教這宮觀里道眾安穩住坐，念經告天，與皇帝、皇后、妃子、太子、諸王祈福祝延聖壽萬安者。

懿旨付靈都宮收執，准此。

庚戌年五月初六日發行。[10]

兩道懿旨都發布在蒙古大汗空缺期間，前一道發布時間乙巳年，為乃馬真后四年，即公元1245年；后一道發布時間庚戌年，為海迷失后二年，即公元1250年。此外，前一道懿旨提到的書寫地「圖剌里」，或許與蒙古發祥地之土兀剌河（即今蒙古共和國境內之土拉河）有關，《蒙古秘史》中的「土兀剌」，在《元史》中又稱「禿剌」、「禿忽剌」，[11]公主皇后所在的斡耳朵應該就在這一帶。這裡距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也不遠，丘處機一行西行覲見成吉思汗時，曾路過此地，並在行程錄中有過詳細記載。

公主皇后參與對全真教的保護，除了同當時蒙古統治者的宗教政策有關外，還與母女二人同全真教的關係密不可分。據《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載，丘處機師徒在西行覲見成吉思汗的路途中，與公主皇後母女都有過接觸。辛巳年（1221）六月二十八日，「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此處的漢公主即為公主皇后，而夏公主則為西夏襄宗安全之女。七月二十五日，「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師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此處之欽聖夫人袁氏，即為公主皇後生母。[12]欽聖夫人為金朝內命婦封號，敘正五品。由於這一制度系宣宗貞佑后所創，[13]袁氏的這一封號應當是在丈夫被廢，公主皇后被確定出嫁后才得到的。丘處機的弟子與繼承人尹志平與母女二人也保持著良好關係。在其傳世詩文集《葆光集》中，有一首寫給袁氏的《臨江仙》詞，字裡行間充滿了對袁氏坎坷遭遇的同情

十載飽諳沙漠景，一朝復到都門。如今一想一傷魂，休看蘇武傳，莫說漢昭君。

過去未來都撥置，真師幸遇長春。知君道念日添新，皇天寧負德，後土豈虧人。[14]

原詞有序云：「袁夫人住沙漠十年，后出家回都，作詞以贈之。」如從貞佑二年（1214）袁氏隨公主皇后北上算起，十年後當為太宗六年（1224）。大概在此年前後，袁氏從漠北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燕京，並拜丘處機為師，成為全真女冠。公主皇后對尹志平也非常尊重，尹志平晚年南巡期間，癸卯年（1243）「秋八月，蒙公主皇后懿旨，遣中貴請師還五華山，夤奉香火，預作壽宮，以嶺雲『怡老』。」[15]我們在研究全真教在蒙元時期的發展時，似應注意公主皇後母女與全真教的這段淵源。

[1]《〈新元史·阿剌淺傳〉證誤》，原載《文史雜誌》第六卷第二期（1948年5月），后收入作者《元史三論》第163～170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元代回族史稿》第370～377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按，蒙古語使臣的音譯，《華夷譯語·人物門》作「額勒臣」，《韃靼譯語·人物門》作「額里陳」，《登壇必究》所載《譯語》作「額兒臣」，見賈敬顏、朱風合輯《蒙古譯語女真譯語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第89～90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3]察合名見《蒙古秘史》第249節，為西夏襄宗安全之女。

[4]《新元史》卷一〇四《后妃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元史二種》本。

[5]《蒙兀兒史記》卷一九《后妃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元史二種》本。

[6]《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序》，中華書局點校本；《至正集》卷四六《勅賜崇源寺碑》，台灣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

[7]《元史》卷**《百官志五》另有「管領隨路打捕鷹房諸色民匠怯憐口總管府」，「掌太祖四皇后位下四季行營並歲賜造作之事」，下轄機構三處，分別為「管領大都上都打捕鷹房納米面提舉司」、「管領大都涿州織染提舉司」、「管領河間路清州人匠提舉司」，設置時間為延佑五年（1318）。這反映的當是管領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憐口民匠總管府撥隸章慶司以後，公主皇后位下機構的設置情況。

[8]《至正集》卷四六《勅賜崇源寺碑》。

[9]《道家金石略》第486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文字系筆者依原文語意所補。《全元文》第一冊亦收錄此文，但誤將其列入乃馬真后名下。

[10]《道家金石略》第508頁。

[11]《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至治三年）八月二日，晉王獵於禿剌之地。」卷三一《明宗紀》：「（天歷二年五月）乙亥，次禿忽剌。……己卯，次禿忽剌河東。」

[12]《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王國維遺書本。

[13]《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中華書局點校本。

[14]《葆光集》卷中，正統道藏本。

[15]《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跡之碑》，《道家金石略》第5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