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康熙四十二三年穿越的原因以及饑民慘狀

康熙四十多年，全國特別是山東臨淄、河間等地水災旱災特別嚴重。

一、史書中有關水災的記載是這樣的：「四十二年五月...東阿、江陵...大水...平地水深丈余，民舍傾圮；青城、陽谷...陸地行舟.十一月...濟南府屬大水。」

「四十二年五月...昌邑、掖縣淫雨害稼；高密淫雨彌月，禾稼盡沒。八月，鄒平大雨害稼；齊河淫雨四十餘晝夜...濰縣、平度淫雨害稼。」

二、《康熙四十三年記災前篇》對水災的記載是這樣的：「癸未(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天雨丹，二麥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風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隴中清流瀚澈出焉。農苦不得耨，草迷疆界，與稼爭雄長」。

根據記載，災情很快發生了變化：「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復雨。低田水沒脛，久晴不涸，經烈日，湯若煮，禾以盡槁。」水災轉為了更為可怕的旱災。對於這場曠日持久的旱災，史書中僅有寥寥數語：「四十三年春，青浦、沛縣、沂州、樂安、臨朐旱。」

三、除了當時「田深半尺無潤土」越來越嚴峻的旱情形勢，還發生了蜚災（臭蟲災害）。「顧久旱，田深半尺無潤土，種麥愆期。」「中秋小雨，不可耕，農憋憋自急，」只好在「犁入地，僅沒其銳，耕且稷，濕覆而干承之」的惡劣條件下勉強種下希望的種子。

這種強種的結果是「初種者苗出斷復續，細才如絲；后種者不復出。爬視之，一二萌生焉...壟無斷際，但瘠不肥」。

更為不幸的是，一冬無雪，農民們最後的希望破滅了，一整年再沒有霖雨滋潤莊稼。種在高處的雖然勉強度過了旱澇災，卻遭受了蜚災，「高田差耐潦，然多蜚；蜚奇臭，族集禾籜，籜為墳起。」

這種蟲子「類最繁，又善蟄，冬冰雪之不死。」

又「不可逐，不可撲滅，為害無已時。」以致「禾被嘈以枯、以秕，蘸盡臭」。雖然豆子沒有遭蜚災，但同樣由於無雨，「人無復望」。各種農作物歉收最終造成了「六郡皆飢，粟暴貴，臘將盡，麥粱斗七百，菽粟五百」的結果。

四、根據史書的記載，在這緊要關頭，朝廷仍繼續推行新的貨幣政策：「四十一年，以循舊制改輕錢，私鑄復起，新舊錢暫兼行，新錢千准銀一兩，舊錢准七錢，然私鑄竟不能止。」

新貨幣政策對大災中的百姓來說真是雪上加霜：「而錢之選也苛。先是官諭：市中雜錢，姑從民便，都中新錢下，不許復行矣。」買賣的人都很怕這項政策，「非舊日官錢斥不用」，又有私鑄者將官錢一毀為兩，因此正常的貨幣流通受到了嚴重影響。

過了很久，新的貨幣還是沒有發行，「攜千錢並不能糴升米，膠、萊間多有抱錢而餓死者，上下官又嚴刑驅迫.」。這裡指出了朝廷推行新的貨幣政策是加劇自然災害的重要原因，天災加上**使得百姓只能以「殼倍焉」的糠充饑，處於社會底層的乞丐「即糠秕亦不能嗟來之」。

五、次年(康熙四十三年剛剛下了兩場雪又開始出現旱情：「麥秋種者旱死之，春種者蜚死之，轉灣種者高田亢死之」，「粟至此價亦騰，斗至千錢」。

百姓只好食樹葉果腹：「春初，榆皮一空，遙望玉樹成林，楊柳槐因葉及枝，髡之童童焉。」而山東淄川受災更為嚴重：「六郡皆患荒，淄獨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獨兼患蜚」。

老百姓在大災中絕望無奈，「人無復望」。

大災下，治安混亂，盜賊蜂擁，淄川則更為動蕩：「六郡皆患飢，淄兼患盜。自冬警盜，邑無寧村，村無寧日」。

家中如果存有滿斗的粟，成貫的錢，箱子里有完整的衣服，那麼就沒人敢閉眼睛睡覺，一旦防備稍稍鬆懈，就會「白刃加頸矣」。

社會財富急劇減少，又分配不均，導致「盜又益多」，「或至四五十人為族，縱火燒村舍，殺人行淫，罔不至」。

大部分百姓面對強人只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獨不敢報，亦不敢傷」；敢於反抗的百姓卻面對著「盜殺人官不問，人殺盜懼官問」的尷尬處境。出現了「蓋為盜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盜犯無死法，人命犯無生法也」的黑自顛倒、善惡不分的情況。

這些詳盡的記述使我們清晰地看到：大災當前，清朝政府亦失去了強制力；清代基層官吏管理無力、昏聵；法制軟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對盜賊只能進行「但矢去鏃，銃去丸以驚之」之類自欺欺人的反抗，只求盜賊「散焉則已」，小心翼翼地苟全性命於亂世。

但是這種軟弱的反抗只會造成社會更加混亂，混亂導致百姓進一步陷入困苦境地，形成惡性循環。甚至到了「盜日橫」，「惟賊不逃，如虱附物，物雖瘠，未死，尚可附也」的地步。當時底層百姓面對著三重災難：一重天災，一重**，一重盜賊。

六、大飢荒。史書中是這樣記錄大飢荒的：「四十二年秋，沛縣、毫州、東阿、曲阜、蒲縣、滕縣大飢。冬，汶上、沂州、莒州、兗州、東昌、鄆城大飢，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飢，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東平大飢，人相食；兗州、登州大飢，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大飢，人相食。」

當時淄川農村「淄至是彌望無青草...於是荷擔糨子，流離道中，皆淄人也。」淄人在烈日的烘烤下無奈地離開了故土，有的整個村子都空了：「是時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賊二。」

百姓們走投無路，「雖生亦忘情」，此刻也顧不得家族親情夫妻情深。自己家人餓死卻置之不顧者有之：「或偕口俱出，死其一，行矣不顧，屍橫路衢，無嗚哭者。」拋兒棄婦者有之；賣兒鬻女者有之：「至是人益賤，垂髫女才易斗粟。」

逃荒的隊伍中，有人餓死在路邊，「道瑾無人瘞，禽犬分葬之。」災民們流離失所，「蓋上無青草，無食所，下無濕土，無棲所，故子母皆焦斃。」只因無雨，土地乾燥，逃荒在外的妻女竟被活活曬死在驕陽下!

「郡城為流人所聚，國若焦」，「露穢眠道側」，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流民大量死亡，於是「郊關善士，為掘眢井，深數尺，納屍焉；既滿復掘，蓋十餘井，猶未已也。」這不能稱之為埋葬的埋葬，在活人看來卻是「得入眢井，猶大葬也。」

災情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人世間最慘烈的悲劇：人吃人!「貨人肉者，凌晨驅驢，載送諸市肆，價十分羊之一；或煉人膏而漬之，以杖荷壇，擊銅板市上，價視烏麻之槽磨者。」大災面前人竟恢復了動物的本性，吃起了自己的同類，人命尚不如羊值錢。

人倫社會在自然災害面前幾於崩潰!

而且康熙四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九年，是疫災高發期，根據史書記載，共發生了22次這樣的疫災。

而康熙元年到雍正十三年，一共發生了50多次的疫災，所以康熙年間根本不是什麼盛世。

而選擇這個時候穿越也是最容易拉起反抗大軍，席捲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