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
三
1963年6月下旬，到整個7月，在法國發生了一系列的槍劫案，許多銀行、珠
寶店和郵局遭到搶劫，那猛烈的程度在當時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
這些搶劫罪案的詳細情況。記載在警方的檔案里。
全國各處，從南到北，許多銀行被拿着手槍、短槍或手提機關槍的人所搶劫，
幾乎每天都要發生。在那段時期，珠寶店裏的櫥窗被打破，貴重珠寶被搶走，已成
為很平常的事。而當地的警察，面對着那些發抖和流着血的珠寶商和店員們，還沒
有來得及處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們的管區內又發生了另一件相類似的案件，
他們被請走了。
當人們奮起抵禦強盜搶劫時，有兩名銀行職員在不同的城市裏被槍殺了。到7
月底的前幾天裏，情況越來越嚴重。共和國保安隊，那是每個法國人都熟悉的反暴
力部隊，首次用機關槍武裝起來了。那些到銀行里去的人必須在大廳里先接受一個
或兩個身穿藍色制服的共和國保安隊士兵的檢查，每個士兵都配備着一支子彈上膛
的手提機關槍。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
銀行家和珠寶商們對這次搶劫風波，向政府提出了強烈的責難。為此，警察在
夜間增加了巡查次數，但是毫無用處。由於這些強盜不是專搞偷竊的小偷，專門在
深更半夜悄悄地撬開銀行金庫的那些人，而是一批持槍並戴着假面具出現的暴徒，
只要稍稍惹怒了他們，他們就準備開槍射擊。
最危險的時間是在白天，全國任何銀行和珠寶商都可能在買賣進行時，突然看
到兩三個手持武器的蒙面人闖進門來，大聲吼叫：「舉起手來！」
7月末，有三個強盜在不同的槍劫案中受傷並被抓獲。這三個人中，有的是打
著「秘密軍隊組織」招牌進行一般不法行為的無名歹徒，有的是不久前曾承認自己
是「秘密軍隊組織」成員的前殖民軍逃兵。不論警察局的審訊如何嚴酷，三人里沒
有一個人能說出來為什麼這股搶劫浪潮如此突然地席捲全國。他們只供認是受他們
集團的頭子指使，去搶劫某某銀行和某某珠寶商的。警方最後認為犯人並不知道搶
劫的目的，他們只是奉命搶劫，是坐地分贓的小人物。
沒過多久，法國當局就發現「秘密軍隊組織」是這次突發的搶劫浪潮的幕後人，
為了某些原因急需用錢。直到8月上半月，當局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發現了這些情
況。
6月下半月，對銀行和其他可以迅速搶到珠寶錢財之地的洗劫浪潮已相當嚴重。
因此，頗受尊敬的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莫里斯·布維埃專員接管了這類
案件。在塞納河畔凱德索菲弗街36號司法警察署的總部里，這位大隊長有一間異常
狹小然而事務繁忙的辦公室，牆上的一張圖表標明了所搶現款的數目和所搶珠寶的
估價。到了7月下半月，總數已遠遠超過200萬新法郎或40萬美元。據這位大隊長
估計，即使扣除一筆適當數目作為進行搶劫所需的開支，再加上付給進行搶劫的歹
徒和逃兵的報酬，還能剩下相當大的一筆錢。
到6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有一份報告放在法國保安總局局長尤金·紀博將軍的
桌子上。這份報告是從他駐羅馬的辦事處送來的。大意是說「秘密軍隊組織」的三
個領袖人物，馬爾克·羅丹、盧內·蒙克雷以及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在一家旅館
的最高一層樓上。報告補充說，他們住在這樣一個高級區域的旅館里，房費一定是
很高的，而他們三人卻佔用了整個一層樓，而且把下一層樓提供給他們的守衛人員
住宿。他們用一名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兵保衛著，日夜守衛，每班不少於8名，他們
都不敢冒險出去。情報人員起初以為是在召開會議，但是隨着日子一天天過去，發
現他們僅僅是採取一種特別小心謹慎的措施，以免造成另一次綁架，像安東尼·阿
古那樣遭到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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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紀博將軍看到那些恐怖組織的頭面人物現在像膽小鬼一樣躲在旅館里，
不僅露齒一笑，然後像往常一樣把報告作為例行公事歸了檔。
今年2月，法國人在慕尼黑的伊登·沃爾夫旅館綁架阿古的事情，波恩的德國
外交部始終認為這是一件侵犯主權的行為，經常以此責難法國外交部並提出抗議雖
然這一事件仍然煩惱着他，但他對於他的情報人員出色的工作，還是感到非常高興。
作為對自己工作有相當的了解而且深知政治和外交真實情況的人，他知道他很不容
易再得到一次許可去組織一次類似的綁架。一直到後來，當他了解到這三個「秘密
軍隊組織」的領袖人物為什麼要對他們自己的安全採取十分小心謹慎措施的真實情
況后，才使他清醒起來。
在倫敦，從1963年6月下半月到7月上半月，那位職業刺客即豺狼一直小心翼
翼地按計劃行事。從回來的那一天起，他主要是搜集和閱讀一切有關戴高樂的或戴
高樂寫的文章。他只需前往當地圖書館查看一下有關戴高樂的最新書籍，就搞出了
一份關於他的研究對象的相當全面的書目。
然後，他用假名和帕丁頓區普雷特街的一個轉信地址，寫信給各著名的書店，
通過郵購買到了必要的書籍。他在自己的套間里，每天瀏覽這些書籍直到深夜。他
在腦子裏給法國愛麗舍宮的那位執政者勾勒了一幅極為精細的畫像，從童年直到目
前為止。他搜集的資料有很多是毫無用處的，但他偶爾會在一個小練習本上記下他
的某個怪癖或某個性格特點。這位將軍的第三部回憶錄《寶劍利刃》，對了解這位
法國總統的性格頗有啟發。夏爾·戴高樂在這本書里極為清晰地闡明了他個人對於
人生、祖國和自己命運的看法。
豺狼這個人既不遲鈍，也不愚笨。他博覽群書，計劃周密，並有能力把大量事
實情況貯存在腦子裏，以備將來有一天會用到。
雖然豺狼通過閱讀夏爾·戴高樂的作品和熟悉他的人的著作，對這位高傲自大、
目空一切的法國總統有了全面的概念；但是這並未解決自6月15日在維也納羅丹房
中他接受這項任務以來一直困惑着他的問題。直到7月的第一個周末，他還沒有對
這個問題作出回答——應當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動手」？
作為最後的手段，他只能前往英國博物館的閱覽室，以他慣用的假名填寫了進
入閱覽室進行研究工作的申請表格后，開始翻閱法國最大的《費加羅報》日報。
不清楚他是在什麼時候得到了答案，但是可以大致估計出是在7月7日後的三
天。在那三天內，他起初是從一位專欄作家於1962年寫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一點啟
發，然後查閱了自戴高樂1945年出任總統以來歷年的報紙材料，這位刺客終於解答
了他自己的問題。
據他判斷，在那些年裏，有某一個特定的日子，夏爾·戴高樂哪怕身體不適或
天氣不佳，都會完全不顧個人安危，在公眾前露面的。從這一點開始，豺狼的準備
工作就從研究階段轉入了實際策劃階段。
在他考慮最後的行動計劃之前，他花了很長時間進行思索。他在公寓裏躺着，
仰望着刷成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習慣用的過濾嘴長支香煙。
在他最後決定謀刺計劃以前，至少考慮過十餘個方案，一個方案成熟了，然後
又放棄掉。他計劃着如何干，什麼時候干，以及在什麼地方干。最後他做出了決定。
豺狼非常清楚地知道，1963年的戴高樂，不僅是法國總統，而且在西方世界也
是戒備保護最嚴密的人物。事後證明，要刺殺他，比刺殺美國總統約翰·弗·肯尼
迪更為困難。雖然這個英國職業刺客並不知道法國的安全專家們曾經得到美國的許
可，有機會研究美國安全當局保護甘迺迪總統的安全措施。但他們回來后私下裏表
示看不上美國保安的保護措施。法國專家們拒絕採用美國的方法。但後來的事實證
明，法國專家對美國保安方法的否定是正確的。因為1963年11月甘迺迪在達拉斯被
一個近乎瘋狂的職業刺客刺死。而戴高樂則好好地活着，平安退休，最後病故在自
己家裏。豺狼完全知道他面對的保衛人員至少是屬於世界最優秀之列的。圍繞着戴
高樂四周的保衛機構，由於不斷得到警告有人可能正在策劃謀害他們的保衛對象，
因此處於高度戒備狀態。而僱用他的組織在保密工作上卻漏洞百出。有利的條件是
：他在暗處，隱姓埋名，無人知曉；而他的對象則暴躁地拒絕同他自己的衛隊合作。
在他選定的那一天裏，這位法國總統的驕傲、固執和完全無視個人安危的特點，
將迫使他不顧一切風險地公開露面，哪怕是幾秒鐘。
從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魯普機場飛來的瑞典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班機在倫敦
機場上空飛繞一周后，停落在跑道上，引擎響了幾秒鐘后也停止了。在幾分鐘內，
舷梯推了過去，客人們陸續出艙下梯，向機艙口微笑着的女服務員點頭告別。
在候機大樓的暸望平台上有一個淺黃色頭髮的人，正把他戴着的黑眼鏡往上推
到前額上，然後用望遠鏡觀望。他注視着從飛機上下來的旅客。這是今天早晨的第
六批了。平台上擠滿著接客的人群，在那暖和的陽光下等候着下機的客人。因此對
於這個觀望者的動作，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當第八個旅客走出飛機，在陽光下直起身來，平台上的那個人稍顯得有些活躍，
他看着這新來的旅客走下梯子。
從丹麥來的這位客人不是牧師就是神父，身穿灰色教會服，戴一個牧師的白領
圈。從他那鐵灰色、中等長短、從前額往後梳的頭髮看來，他已年近50歲了，但是
他的臉卻顯得較為年輕。他高高的身材，寬寬的肩膀，看來身體不錯。他和那個從
平台上觀察他的人身材差不多。
當旅客們魚貫進入入境大廳等待檢查護照和辦理海關手續時，豺狼把望遠鏡扔
進身旁的公事皮包里，關上包，悄悄地穿過玻璃門，下樓進入大廳。15分鐘后，這
位丹麥牧師提着一個旅行包和一隻箱子從海關走出來。似乎並沒有人來接他。他首
先到巴克萊銀行櫃枱去換錢。
六個星期後，當丹麥警察訊問他的時候，他說他並沒有注意到有一個淺黃色頭
發的年輕英國人在櫃枱前站在他身邊，表面上好像也在排隊等候換錢，但是卻從墨
鏡後面觀察著這個丹麥人的相貌。至少他並不記得有這麼個人。但是當他走出大廳
去乘坐開往克倫威爾路下客站的英國歐洲航空公司的班車時，手持公事皮包的英國
人距離他只有幾步路。他們一定是乘坐同一輛班車進入了倫敦。
到了下客站，丹麥人站了幾分鐘，等他的皮箱從班車後面的行李拖車上卸下來，
然後走過服務台·，走到標有箭頭和國際通用字樣「TaxiS」（出租汽車）的出口
處。在這一過程中，豺狼在班車後面繞過去，穿過班車停車場，來到職工停車場，
他已把自己的汽車停在這裏。他把公事皮包扔在一輛敞篷賽車的客座上，上了車，
把車開到下客站左手牆附近，然後停車注視着右邊圓柱拱頂走廊里停著的一長排出
租汽車。丹麥人上了第三輛出租汽車，車開上了克倫威爾路，向騎士橋開去。那輛
敞篷賽車跟了上去。
出租汽車把那位心不在焉的牧師送到半月街一家舒適的小旅館門口。賽車駛過
旅館門口，幾分鐘后，。在柯曾街的另一邊找到了一個空着的停車處。豺狼把公事
皮包鎖在車尾後備箱裏，在謝潑德市場的報攤上買了一份《旗幟晚報》的中午版，
不到5分鐘就進入了旅館的門廳。25分鐘后，丹麥人下了樓，把房門鑰匙交還給服
務台。女職員把它掛了起來，鑰匙在釘子上來回晃了幾秒鐘。那個坐在門廳里一張
扶手椅上的男人顯然是在等一個朋友。當丹麥人進入餐廳時，那個人放低了報紙，
看到鑰匙號碼是47.幾分鐘后，當女職員到後面辦公室為一位客人查找他訂購的戲
票時，這個戴黑眼鏡的人乘人不備悄悄地溜上了樓梯。
一片兩寸寬的雲母片，是不可能打開47號房門的，因為鎖比較緊。但是雲母片
加上有彈性的畫家用的調色刀，就非常容易把彈簧鎖的鎖舌推回去。因為牧師下樓
只是去吃午飯的，他把護照留下了，放在床頭柜上。豺狼只花了30秒時間就從房裏
出來，而把旅行支票的夾子留下沒有動。他希望不留下任何偷盜的痕迹，企圖讓當
局認為丹麥人僅僅是不留心在某處遺失了自己的護照。後來證實確是這樣認為的。
在丹麥人還沒有喝完他的咖啡以前，那個英國人已經走遠了。
丹麥人回來時並未注意到已經丟失了護照，一直到好幾天以後的一個下午，他
在房間里徹底尋找以後，才告訴旅館經理，說他丟失了一張護照。經理也幫着在房
間里尋找，後來他指出所有東西包括旅行支票夾子也原封未動，就用自己的見解勸
告那位受驚的旅客，不要把警察請到旅館來。他的護照很可能是他在外出時丟失的。
這位丹麥人很和氣，而且在國外人生地不熟，同意只怪他自己不小心。因此第二天
他向丹麥總領事館報告說他丟失了護照，就開了一張旅行通行證，用這張證件可以
在倫敦停留兩周，然後回到哥本哈根。回去之後，他就再不去想這件事了。在總領
事館的辦事員簽發旅行通行證時，填寫了牧師的名字：佩爾·詹森。遺失護照存檔，
也沒有再考慮有其他任何問題。那一天是7月14日。
兩天以後，從紐約州雪拉丘茲來的一個美國大學生，也經歷了一次很相類似的
丟失護照的事。他從紐約到達倫敦，在機場大樓里，他取出了他的護照以便在美國
捷運公司外幣兌換處兌換旅行支票。他換好支票后，把錢放進他的外套裏面的袋內，
又把裝護照的小袋塞在一個小的手提包內。幾分鐘后，他想去找搬運工人時，曾把
手提包放在地上。一會兒，手提包就不見了。起初他還責怪搬運工人，搬運工人把
他帶到泛美航空公司問訊處，那裏又指點他去找附近的警察。後者帶他到一個辦公
室，在那裏他說明了他丟失手提包的經過。
經過一番查找后，排除了這個手提包是由於某些人的疏忽而錯拿的可能性，就
作為一次故意的偷竊案件列在檔案內。
由於在公共場所扒手和小偷的活動頻繁，當局向這位高個兒的美國年輕人表示
抱歉和遺憾。而且告訴他機場管理人員已經十分注意到制止那些小偷從剛來的外國
人那兒去偷提包。他痛痛快快地承認他的一個朋友有一次在紐約中央火車站也遇到
一次相類似的被盜事件。
作為一樁普通案件的報告，終於輾轉到倫敦各區的警察局，並附有描述所遺失
的手提包內容，小袋內還有錢鈔和護照。報告及時列人檔案。但10個星期以後，不
論手提包或者裏面的東西，都沒有找到，也沒有人再想起有過這次事件。
這位美國大學生名叫馬蒂·舒爾勃格，他無奈中只好前往位於格羅夫納廣場的
美國領事館，報告了他的護照被偷，並領到了旅行證明，這樣他就可以和他的女友
在蘇格蘭高地度過一個月的假期后再飛回美國。領事館把遺失護照一事登記下來，
報告了華盛頓的國務院，以後兩個機構也把這件事淡忘了。
來到倫敦機場那兩幢接待海外來客的大樓里的外來旅客，他們在步出飛機走下
舷梯時，究竟有多少個曾受到瞭望平台上望遠鏡的觀察，那將永遠是個秘密了。這
兩個丟失護照的人雖然年齡差別很大，卻有些共同性。兩人都身高6英尺左右，寬
肩膀，細身材，他們都是藍眼珠，並且在長相上跟那個跟蹤並偷盜他們的、不引人
注目的英國人相當近似。不相同的是：詹森牧師的年齡是48歲，灰色頭髮，閱讀時
戴金絲眼鏡；馬蒂·舒爾勃格只有25歲，栗色頭髮，一天到晚總戴着一副寬邊眼鏡。
豺狼最後在南奧特萊街公寓裏的寫字枱上對這兩個人的面型仔細地進行了研究。
他花了一天時間，然後做了一系列的採購。他到了戲劇服裝店、眼鏡店、倫敦西區
特別製造美國式衣服的成衣店。他定製了一副紐約製造的藍色隱形眼鏡，兩副平光
眼鏡，一副是金絲邊的，另一副是黑色寬邊的。買了一整套旅行裝備，其中有一雙
黑色皮鞋，短袖汗衫和短褲，一條白色運動褲，以及一件裝有拉鏈的天藍色尼龍內
衣，領口和袖口是紅色和白色的毛織品，全部是紐約製造的。還有一件傳教士穿的
白襯衫以及黑色上衣。他把最後三件的商標都細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後一次出去，是到切爾薩的一家男用專賣假髮商店。他在那裏買了染
成灰色發和栗色發的兩種染髮劑，賣主還悄聲地教他如何在最短時間內使染髮劑達
到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還買了幾把蘸染髮水的小刷子。除了那一整套美國服裝以
外，他不在同一家店裏買兩件東西。
第二天，7月18日，在《費加羅報》第二版的右下角，登了一小段消息，說法
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副大隊長伊波利特·迪皮專員在巴黎凱德索菲弗街的辦公室
里中風，死在送往醫院的路上。接任此職的是兇殺處處長克勞德·勒伯爾，鑒於刑
警大隊各部門在夏季的幾個月里工作繁重，他將立即到任云云。豺狼每天都看倫敦
出售的各種法國報，由於標上的「刑警」字樣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這段消息，
但卻未加重視。
他開始在倫敦機場瞭望以前，就決定在整個行刺過程中使用假名。搞一張偽造
的英國護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豺狼採用了大多數雇傭兵、走私販和其他化名越
過國界的人的辦法。首先他開車走遍了泰晤士河谷與倫敦相近的各個郡，專找小村
子。幾乎每個英國小村子都有一座漂亮的小教堂，在教堂的後院則都有一塊墳地。
豺狼在他走訪的第三處墳地里發現了一個墓地雕刻的內容很符合他的要求。碑上寫
明：死者是亞歷山大·杜根，他於1931年兩歲半時死去。如果杜根這孩子現在還活
著，他就比1963年7月這時候的豺狼大幾個月。在教區辦公室里，豺狼對老牧師自
我介紹說他是一個業餘的家系學者，希望對社根家系的支系進行研究。老牧師很有
禮貌，熱心地接待他，告訴他有一個社根家族，幾年前住在這個村莊里。他表現出
很吃驚而有點感動的樣子。似乎牧師提供的材料對他的研究工作有些用處。
牧師很仁慈，在陪他一路去教堂時，豺狼誇獎這座小小的諾爾曼時代建築物的
美麗，並答應贈送一筆修繕費，這大大地改善了雙方交談的氣氛。
教堂的記載註明，杜根夫婦在過去七年裏相繼死去，很可憐，他們的獨生子亞
歷山大在三十年前就葬在這塊墳地里了。豺狼隨手翻閱了教區記載的1929年的出生、
結婚和死亡登記。在4月份里，用字跡難認的教士手筆登記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
注意。
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於1929年4月3日生於桑博恩·費修利的聖
馬爾科教區。
他記下了所了解的細節，對教區牧師大謝而特謝，然後離去。他回到倫敦后，
來到出生、結婚、死亡中心登記處，拿出一張名片，證明他是希羅普郡德雷頓市場
某律師事務所的助手。他解釋說他們事務所的一位主顧最近死了，把她的房產留給
孫子們。他的任務是尋找這些孫子們的行蹤，其中有一個叫亞歷山大·詹姆士·昆
丁·杜根，於1929年4月3日生於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登記處的助人
為樂的年輕辦事員毫無懷疑地相信了這一切。
英國的職員遇到有禮貌的詢問時，大多數都是以最熱忱的態度予以接待。這次
這位辦事員對這樣的情況，也是毫無例外。他根據詢問者的要求，仔細地尋找那個
要找的孩子的登記簿，指出這個孩子是在1931年11月8日一次車禍中不幸死去。豺
狼只花了幾個先令就得到了兩張分別有生死記錄的證件。在他回家途中，先到勞工
部的一個辦事處索取了一張空白的護照申請單，又在玩具店裏花了15先令買了一套
玩具印字機，到郵局去買了一英鎊郵匯。
回到公寓，他用杜根的名字填了一張護照申請單，其中年齡和出生日期等都全
部正確，而在身材和容貌等方面，則用他自己的。他寫上了他自己的身材高度，和
頭髮、眼珠的顏色。他在職業一欄里只填上了「商人」。他還填上了這個孩子的父
母的全名，這是他在這孩子的出生登記上抄下來的。在證明人一欄里他填上了桑博
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牧師詹姆士·埃爾德利。他那天早晨還和這位牧師說過
話，在教堂大門外面一塊牌子上，這位牧師還助人為樂地寫上了他的全名和法學博
士頭銜。豺狼用一個鋼筆尖蘸了淡淡的墨水，用細細的筆劃偽造了這位牧師的簽字。
他用印字機偽造了一個印章，印文為「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教堂」，端
端正正地蓋在牧師的姓名的旁邊。他把出生登記證明、申請表和匯票寄到了小法蘭
西區的護照辦公室，又把死亡證明毀掉。四天以後，當他正在看當天早晨的《費加
羅報》時，嶄新的護照寄到了他的專用地址。午飯後他去拿了回來。當天傍晚，他
鎖上了套間，開車到倫敦機場，用現款購買了去哥本哈根的機票，登上了飛機。在
他的箱子的底層，有一個比一般雜誌厚不了多少的夾層，除了極為徹底的搜查，幾
乎是看不出來的。在這夾層里，他放了2000英鎊，這是他那天早些時候在霍爾本一
家律師事務所的保險庫里他租的私人文件箱裏取出來的。
他到哥本哈根旅行，是來去匆匆好像是做一樁買賣似的。他在離開卡斯特魯普
機場以前，就預訂了第二天下午飛往布魯塞爾的比利時航空公司班機的機票。在丹
麥首都，買東西已經太晚了，因此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蘭飯店住下，在七
國飯店吃了一頓十分豪華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園散步時和兩個丹麥金髮女郎略為調
情一番，到半夜一點才上床睡覺。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家最有名的專營男子服裝的商店裏，買了一
套灰色輕質的牧師服裝，一雙黑色皮鞋，一雙襪子和一身內衣，三件帶領的白襯衫。
他所買的每樣東西裏面都有一小塊丹麥製造商的標記。他並不需要三件白襯衫，買
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要襯衫裏面的標記，可以換到他在倫敦買的牧師襯衫和圓領上去。
當時他假稱自己是一個即將授任聖職的神學院學生。
他最後的一項是購買一本書，內容是用丹麥文寫的法國有名的禮拜堂和天主堂
的書。他在狄沃麗公園湖畔的飯店裏吃了一頓豐盛的冷食，然後搭乘3點15分的飛
機去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