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髮考

王金髮考

第一章

1

我最早知道王金髮,是從魯迅的文章中。魯迅的文章是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的教科書。熟悉魯迅,已成為每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看家本領。有個朋友曾經不明白地問我,說怎麼知道那麼多關於魯迅的事。我一下子被問住了,怔了半天,只好敷衍說,因為自己在大學里待過幾年,看得多,見多識廣,所以知道的也就多了。人永遠沒辦法免俗,稍稍知道些事,就技癢難熬,就想賣弄。我一直以為朋友是在表揚我,回話的口氣雖然想謙虛,也不無得意。然而終於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朋友其實是在揶揄和挖苦。世界上最愚蠢的動物,永遠是自以為是的人。忘了這句話的人,都是獃子。在醞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一方面胸有成竹,同時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朋友說話時的表情,我老是忍不住要想,這壞小子又該調侃我了。

老實說,要想寫王金髮這個人,還真沒辦法不提到魯迅。這就好比說唐詩不提到李白和杜甫,談電影不提到美國的荷里活,侃足球不提到巴西隊。有比較才有鑒別,有對照才有認識。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間接的。我們通過張三,認識李四,藉助甲,知道乙。人是一種很複雜很滑稽的動物。一方面,人比人,氣死人,另一方面,也只有人比人,才能最終知道人。歷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由於他們在坐標上特別亮眼,於是就成為發現另一些人的參照系數。這另一些人物並不亮眼,他們已經沉澱在歷史的泥沙中,只有通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像文物一樣出土。並不亮眼的人物出土,有時候也能反客為主,使我們重新認識那些特別亮眼的人。誰也不會不知道魯迅,但是說到王金髮,知道的人便大打折扣。

要重新挖掘王金髮這一特定的歷史人物,我不得不順帶提到一系列眾所周知的辛亥革命名人。王金髮和魯迅幾乎是同時代的人,歷史是無情的,雖然王金髮當年一度名震四方,可是時間已將他的名聲湮沒。雖然在歷史上,他曾經比魯迅這樣的文化人重要得多,他的傳奇在江浙一帶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可是他遭到的淘汰,也快得多。魯迅不止一次提到了王金髮,在《范愛農》這篇著名的散文里,他用小說家的刀筆,寥寥幾句,就刻畫出了一個活生生的強盜都督。因此,讀我的這篇小說之前,最好能重讀一下《范愛農》。我真的沒辦法繞開大名鼎鼎的魯迅。換句話說,說魯迅也就是在說王金髮。

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的原名叫周樹人,是浙江紹興人,生於1881年。魯迅有名,他的弟弟周作人也不弱。周作人比魯迅小4歲,生於1885年,文章也很多。我們在時間和空間上找到周氏兄弟的位置以後,就等於也為他們的同時代人物王金髮定了位。王金髮是浙江嵊縣人,比魯迅小,比周作人大,正好介於二者之間,生於1883年,這一年是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從地圖上看,嵊縣是紹興的一部分。嵊縣是越劇的故鄉和發源地,它和紹興的關係頗有些像今天的大興和北京,或者今天的嘉定和上海,是隸屬和被領導。什麼事都是相對的,紹興也不是什麼大城市,然而相對於嵊縣來說,已經足夠大了。紹興是嵊縣的頂頭上司。

還是先說說魯迅出生那年發生的一些事情,這也是王金髮的時代背景。這一年,清咸豐帝的遺孀之一,鈕祜祿氏慈安太后猝死了,慈安是東太后,東太后死了,天下便由西太后慈禧一個人說了算。不能說慈禧太后她老人家一點政績也沒有,魯迅王金髮周作人他們出生的那幾年,是康乾盛世之後,勉強算得上太平的時候,所謂清史的「中興」時期,大清朝糟糕的日子已經過去,更糟糕的日子暫時還沒有到來。在此之前,有兩次鴉片戰爭,清朝政府輸得一塌糊塗,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還有太平天國的起事。在此之後,發生了中日甲午之戰,八國聯軍再次攻佔北京,沒完沒了地賠款割地,加上義和團的鬧事,外患內亂,大清朝就再也沒安穩過。

老實說,國家搞得那麼糟,也不能就說是慈禧太后一個人的錯。在魯迅出生的那些年頭,還看不出這位後人提起來便咬牙切齒的老太婆,有什麼太大的不是。一個人的功與過同樣是相對的,慈禧太后未必就一定想把中國搞壞,事實上,她似乎並不像後人說的那麼保守,那麼頑固,那麼沒有人情味,起碼也不是一味地反對科學、反對進步。1881年,第一輛「中國火箭號」車頭,在唐山胥各庄遠煤鐵路首次運行。這樣,火車這個怪物,終於在它發明的80年以後,在中國的大地上跑了起來。要知道,火車的發展,在西方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還是在這一年,上海和天津的陸路電線開始通電,在魯迅出生的第二個月,上海的自來水公司開始創辦,兩年以後,也就是王金髮出生的那一年,自來水公司正式供水。

此外,電報線也在以很快的速度架設。中國人早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已朦朦朧朧地知道了信息的重要性。郵電大臣不再是個可以小覷的角色。這時候,國內最大的報紙《申報》,開始採用國內的電訊。帝國主義的大炮,已將中國的國門轟開了。門戶既然開放,就不可能再關起來。租界這個怪物,開始騷動着中國人的心,一方面,它是喪權辱國的標誌,是大清朝身上的瘡疤,讓人想到了就心痛;另一方面,它又是種種當時從未見過的新鮮事物的發源地。位於中國東南部的上海,以驚人的速度開始繁華,像加了酵母的麵糰一樣迅速膨脹,它的影響向四面輻射,很自然地就波及了同樣位於東南部的紹興和它下屬的嵊縣。

等到魯迅和王金髮他們這些人開始明白一些事理的時候,短短的中興時期已經差不多了。中興中興,曇花一現,說過去就過去。我們知道,人們最早的記憶,並不是從他們出生的時候就開始。一個人的記憶,是在兩三歲以後,逐漸存入大腦。等到他們開始懂事的時候,大清國早已病入膏肓,既腐敗又墮落,像魚肉一樣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無論是魯迅還是王金髮,在他們這一輩人的大腦里,產生不了「何必遠溯乾嘉盛,說起同光已惘然」的感嘆。這個由滿族人統治的龐大帝國,從來就沒給他們留下過什麼強盛的印象。這已經是一個垂死的王朝,再也不可能給人們留下任何美好的記憶。他們這一代人,註定沒有辦法去愛大清國,註定要當逆子。這個大清國糟透了,實在愛不起來。隨着他們的年齡一天天增加,大清朝也只有一天比一天更不像話,一天比一天更面目可憎。他們這一代年輕人腦子裏充滿了「反動思想」。他們註定了應該是反叛的一代,註定了是大清國的掘墓人。

2

謝震所撰《王季高君行述》,有助於我們形象地了解王金髮的童年,特別是這麼一段文字:

王逸,字季高,一字孑黎。隸籍浙江嵊縣,金髮,其乳名也。家本小康,早喪父,母延師教之讀,天資頗高,而性頑梗好弄,又孔武有力,與里中群兒戲,輒雄長其曹,能以手推倒牆壁,於是有大王之目。然畏母,一聞呼聲,即立奔。稍長,好獵,嘗於家園中學習打靶,久之,槍無虛發,能於空中落飛鳥。又好博,性起時,擲錢滿地不顧。此其幼年與成童時期之歷史也。

《王季高君行述》寫於民國五年,也就是1916年,王金髮殉難的第二年。作者謝震是王金髮共事多年的戰友,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時,印象最深之處,彷彿在看美國的西部槍戰片。難以相信,在一百多年前,正是清朝走向徹底沒落之際,一個中國的鄉間少年,竟然也會有如此英雄氣概。我所讀過的書,絕大多數都十分確鑿地告訴人們一個最簡單的事實,中國乃禮儀之邦,溫柔敦厚,稍稍讀了些書的人,皆文弱而不好鬥。按照我愚蠢的想法,中國在上個世紀,就算是尚武,大不了也就是打打太極拳、下下圍棋、耍耍未開刃的劍。舞槍弄棍,爭凶鬥狠,怎麼也不是中國人的本色。雖然火藥是我們的老祖宗發明的,但是中國人真喜歡玩槍玩炮的話,根本就不是現在的模樣,就不會是帝國主義列強欺負我們,而是我們欺負人家了。

時至今日,對於過去人的名和字,已經很難弄清楚。以我粗淺的那點古漢語知識,只知道名和字,通常都有聯繫,譬如屈原,名平,字原,平和原當然有關,又譬如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澤東和潤之,魯迅先生的樹人和豫才,都有沾得上邊的出處。王金髮的金髮既然是乳名,很可能出生的時候,頭髮是黃的,所謂黃毛。根據家譜上排行的譜名,王金髮是敬字輩,應該叫王敬賢,他的籍名是逸,為什麼取字「季高」,總有一定道理。「季高」這兩個字,似乎是針對譜名敬賢而來。「季」是排列第四或最後的意思,季高的「季」顯然是謙詞。名和字未必就是王金髮本人取的,但是從取的名和字看,對他的未來是寄託了希望的。

從小一看,到老一半。少年王金髮似乎天生就是做俠士的料。國父孫中山稱王金髮為「東南一英傑」,黃興也稱他為「東南名士,英雄豪傑」,蔡元培的評價則是「大節觥觥,在人耳目」。在這些典型的中國式評價之外,還有西方式的讚譽,譬如有人就稱王金髮是「中國的羅賓漢」。自從對王金髮有興趣之後,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他為什麼會和中國其他的讀書人不一樣。還有一點也讓人捉摸不透,王金髮小小的年紀,哪來的槍。槍杆子裏能出政權,豈可兒戲,難道清政府對槍支的管制,就那麼不嚴肅。

王金髮的先人,根據文獻可以查到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對於遙遠的先祖,我始終抱有懷疑態度。那些引以為豪的家譜,常常靠不住。過去人修家譜,總是發跡了以後,才會想到請人來修訂。地道的窮人用不着從墳墓里,請出有錢的祖宗來裝飾自己的門面。因此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就是,誰出了錢請人修家譜,誰在家譜上就佔便宜。野孩子認闊佬做親爹,暴發戶花銀子修譜牒,這種事在古時候就有。無論你姓什麼,都可能在歷史上找出同姓的有名人物,只要你肯花錢,自然會有那些不長進的文化人,言之有理地替你考證,涎著臉為你吹牛。上海灘的大流氓頭子杜月笙,做五十大壽時大修家譜,一群幫閑文人便查出了杜的先人,是漢朝的什麼大將軍。

那位根據文獻可以查到的王金髮在宋代的先人,叫王銍,此人當過官,與權相秦檜意見不合,便隱居在民間。有一天,王銍坐船路過嵊縣,正好趕上梅花盛開,兩岸幽香不斷,因此忽發奇想,打定主意在此定居。王銍能寫一些文章,這些文章如今仍然可以從縣誌中找到。再往後,到了南宋末年,王銍後裔中有一位叫做王勝三,是研究經學的,很有做官的才能。宋亡之後,有人推薦他當元朝的官,先提名為婺州提領,後來又薦為江西提舉,都被王勝三以「世為宋臣,恥食元祿」一口拒絕。王勝三后,又隔了若干代,到了明末,便有一位叫王三台的,有關他的記載要多一些,1984年,王舍村的村民基建,發現一處古墓,掘得會稽章正宸所撰的磚志一方,上題「明德衡南王先生墓誌銘」,銘文如下:

衡南王先生,蓋東越巨儒也,諱三台,字思位,能文,補諸生,師事海門周侍郎,講求性命之學,一切言視動聽,悉衷以禮,貧而能樂,即弊裘疏水,皆饒佳趣,開門受徒,不下五百餘人。

王三台是王金髮的第十四代祖。然而名氣更大,則是王金髮的第十三代祖王禹佐。王三台教子有方,清兵入關之際,兒子王禹佐已經有了些功名,在當時的昌平做官。此昌平不知是否就是今天河北的昌平,反正是抗清的前線,清兵來犯,王禹佐守城不屈,與兒子國宣同殉國難。即將滅亡的明朝廷,一本正經例賜祭葬,並謚「忠襄」。接下來,明亡於清,滿人跟玩似的就得了天下。這天下來得容易,因此氣量很大,往事過去就過去了,也不追究。到了乾隆爺時期,這位皇帝中的十全老人,心血來潮,乾脆跟着起鬨湊熱鬧,追謚王禹佐為「節愍」,並允許在王禹佐的出生地嵊縣,小興土木,修建紀念祠堂。也真虧乾隆他老人家能想到「愍」這個字,一般來說,「愍」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優惠和凶喪的意思,譬如屈原《九章?惜誦》的「惜誦以致愍兮」,《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朕以不德,少遭愍凶」。另一解釋是憐憫和哀憐,譬如《三國志?吳書?吳主傳》中,「孤甚愍之」。微言可以有大義,乾隆皇帝心裏怎麼想的,只有老天爺才知道。

王禹佐生前喜歡的一副對聯,是「願持白節酬君父,莫玷污名累子孫」。不累子孫,是古人做人的一個原則。「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流行的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爹若反動兒混蛋」。很多人吃盡了家庭成分不好的苦頭,都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過,其實古人也講成分論,古諺就有「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說法。強將手下無弱兵,虎門無犬子,王禹佐有七個兒子,幼子理齋義不帝清,看看苗頭不對,毅然從城裏搬到了嵊西董郎崗。王理齋先生便是王金髮家族在董郎崗的始祖。從他開始,一代代往後傳,又出現了一個叫王景風的人,這人就是王金髮的祖父。董郎崗的王氏家譜中是這樣記載的:

少豪俠,愛交遊而嗜飲,日常招致賓朋滿座。尤好學技擊,習戎馬,有整軍經武之志,以非其時,不敢發也。辛酉之歲,太平軍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從之,得為偏稗,率隊駐寧波,已而太平軍敗,知事不濟,乃散歸,恣飲以終其身。

偏稗應該是很小的軍官,有的文章誇大了這頭銜,恐怕也是由於「率隊駐寧波」引起的誤會。家譜的記載中,常會說些不切實際的大話,王金髮的祖父在太平軍里,如果真有作為,在其他的歷史書上可以找到名字,清政府也不會放過他。不管怎麼說,這位當過長毛的祖父,對王金髮肯定會有非同小可的影響。祖父死的時候,王金髮已經22歲了,他請人為自己祖父寫墓誌銘,曾簡潔地介紹說:「其為人也,大類余。」這話用現在的說法就是:「我爺爺這人,脾氣和性格,都和我差不多。」

通過對王金髮先人的考證,不難發現其祖先,都是在亂世大放光彩。如果真有什麼遺傳基因的話,王金髮也註定像他祖先一樣,只有在特定的時代里,才能煥發出不同凡響的光芒。歷史從來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亂世英雄起四方,英雄逢亂世,這也是機遇。沒有亂世,也就沒有什麼英雄。

3

有一個現象很值得研究者注意,這就是封建社會裏的早年喪父,對一個男人會有什麼樣的影響。王金髮和魯迅一樣,都是早年喪父。我們應該明白,家庭和家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家庭只是家族中的一個細胞,它沐浴著家族世世代代的榮譽,同時也忍受着家族頹敗的傷害。對於家庭來說,喪父意味着一個家庭的崩潰,因為這個家庭中的參天大樹和台柱子倒了。弱肉強食,一個崩潰的家庭最先受到的傷害,往往是來自家族。因此家族既是孤兒寡母依靠的對象,同時也是虎視眈眈的敵人。魯迅是長子,王金髮是獨子,早年喪父的殘酷現實,不得不使他們過早地就肩負起家庭的重擔,他們必須時刻準備抗拒家族對自己家庭的侵害。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無論是魯迅,還是王金髮,都不能算窮人家庭出身。魯迅家族在紹興的舊居之大,很多去參觀的人都會感到震驚。王金髮雖然是嵊縣的鄉下人,可是家裏也有田地一百多畝,有數十間寬敞的房屋,有很大的院落,還有園亭和花木,要不然也沒地方練習打靶。和城裏人魯迅一樣,王金髮的家庭顯然也是自己不用動手種田,靠吃租子剝削農民,否則他的母親也不會有錢專聘一位塾師,作為兒子的家教。我們過去常常講窮則思變。窮永遠是相對的,真正意義上的窮人,想變也變不了。真正窮人面臨的最大障礙,是溫飽問題,溫飽問題解決不了,想變也難。人只有從富人變窮了,家道中落,才會想到要變,要革命。魯迅的父親逝世不久,本家長輩集會商議,重新分配房產。在這樣的重新分配中,孤兒寡母總要吃虧,魯迅作為長子到場,看到分給自家的房屋又小又不好,在長輩的強迫下,也堅決不肯簽字。那時候,儘管魯迅還是個孩子,可是這點原則性已經有了。魯迅後來寫文章談起這段往事,頗有感慨地說: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世人的真面目,絕不會因為家族情面,就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封建宗法社會的虛偽,是在家族幌子下人吃人,是吃了人不吐骨頭。在今天的生意場上,我們常常會聽說宰熟人。宰熟人,就是家族吃人的古風遺傳。說白了,家族並不是什麼好東西。認識到這一點,也就明白為什麼中國的農村改革,最終不得不包產到戶,戶是家庭,而許多生產隊,便是由家族組成。只要是由家族組成的東西,就好不了。從正反兩方面來看,所謂家族,都有許多不可取的地方。家族往往意味着懶漢成群,意味着欺軟怕硬,意味着閑言惡語,意味着大搞裙帶關係和徇私舞弊。家族的徹底瓦解,是時代進步的重要標誌之一。

另一方面,早年喪父,會使人們終身擺脫不了母親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魯迅和王金髮這些名重一時的人物,會成為駭人聽聞的大孝子的根本原因。父親不在了,母親便成了唯一。魯迅本姓周,取筆名魯迅,其中魯是母姓,「迅」和「訓」同音。對於魯迅他們那一代人來說,孝道也許是碩果僅存的封建社會精華。為了孝道,魯迅只得十分痛苦地和並不相愛的朱安女士結為夫婦,其理由只是不讓自己的母親不高興。魯迅把朱安女士當做是母親送給自己的禮物,為了孝道,他必須好好地供養她。為了報答母親,魯迅活生生地和朱安過了20年沒有任何愛情的夫妻生活。孤兒寡母相依為命,造成了魯迅和王金髮這些人性格上的早熟。王金髮的孝道和魯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王金髮最後的悲劇,可以說與不願意違背母命有關。王金髮之所以成為王金髮,與母親的教育分不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最終的慘死,也與母親的教育分不開。過分的愛可以成為毒藥,幾乎所有談到王金髮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的孝。這種孝,在用詞上,可以稱之為畏母。嚴母出孝子,孝是母親恩威並重的結果。畏母,不能簡單解釋為膽小和怕,畏中間包含着崇敬,因此頗有些像西方人所說的戀母情結。

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六年為王金髮母親徐氏題字時,曾把她與為兒子刺上「精忠報國」的岳母相提並論。少年王金髮沒有因為頑皮而失學,也沒有因為是獨子而嬌生慣養,最新的王金髮研究成果發現,王金髮不僅會寫詩,而且還能寫毛筆字和刻圖章。書法和篆刻對於舊時代的文人來說,算不了什麼本事,但是對於王金髮這樣的草莽英雄,便可以當回事說一下。在王金髮短暫的生涯中,許多大事都和他母親分不開。王金髮參加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不少書本上都說王母大義凜然,積極支持兒子的行動。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毀家賣田,資助兒子革命。王母顯然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女性,兒子闖了禍,清兵就要來抓了,她只是哭着說:

汝未有后,宜遠揚,汝兩婦及三齡女孩,吾當送之外家,無妨也。惟家產也被汝用盡,旅費只怕不足耳。

寥寥幾句,一個革命老太太的形象躍然紙上,一個寡婦,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兒子培養成人,在這關鍵時刻,她沒有驚慌,甚至比兒子還冷靜,她首先想到兒子還沒有留下後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儘管此時王金髮已經25歲,娶了兩個老婆,有個女兒已3歲,然而在老太太眼裏,他仍然還是一個闖了禍的大孩子,況且只有個孫女兒,也繼承不了王家的香火。她果斷地安排好了一切。王金髮投身革命,他的母親跟着他東躲西藏,可沒有少吃苦頭。謝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這樣寫着:

孺人抱孫女銀娥避居孫拗嶺之綉雲庵。銀娥旋隨母徐桂姑歸外家,而季高次妻沈雄卿在紹興被拘入獄,閱數月始釋出。其後季高復返里,聚徒眾於朱仙堂,孺人親執歡。官兵來捕,季高奔上海,孺人亦偕雄卿於十二月間冒風雪奔赴之,寓同志楊俠卿家中,時孺人年四十有七矣。戊申年正月返嵊,售田得資,以供季高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進學之學費,自往新昌明德庵誦經度日。乙酉年至紹興隱修庵為人拜經,得錢以佐諸亡命者食用。庚戌秋,風聞以他事兵又來捕,乃奔楊望村之逢春庵,轉入大覺庵。

中國農村的老太太喜歡念佛,這真不是件壞事。縱觀王金髮母親的一生,在不同的地方念佛修行,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內容。王金髮發跡以後,在上海的租界買了花園洋房,他自己聲色犬馬,花天酒地,豪賭冶遊,沒忘了在家中設一佛堂,專門雇了尼姑,陪老太太念經做佛事。沒有比這更典型的中國式的孝子。王金髮母親似乎習慣凡事替兒子做主,她強迫他讀書,督責極嚴,兒子才17歲,就為他娶了一個長他4歲的女人做媳婦,這個女人便是徐桂姑。王金髮對母親為自己娶的這個髮妻一向不喜歡,因此一逮住了機會,年紀輕輕,就娶了個次妻沈雄卿。次妻就是小老婆。想想那個時候的人真有意思,上有老,下有小,中間還有兩個老婆,王金髮照樣能革命。

王金髮一生敬重自己的母親,只要是母親的命令,便無所謂原則,無所謂是非。既然母親跟着他吃盡了苦,他因此有一個非常樸素的念頭,這就是應該很好地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孝削弱了他的革命意志,成了他自甘墮落的借口。當其他的革命者再一次流亡日本,繼續從事倒袁的二次革命時,王金髮竟以老母阻撓為由,賴在上海不走。王金髮一生最大的錯誤,也許就是服從了母親替他作的最後安排。這個最後安排,不僅讓王金髮的輝煌的名聲毀於一旦,而且把性命也搭了進去。

4

王金髮顯然不是讀書的料子,早在16歲的時候,他就參加了童子試。到了1903年,也就是科舉制度被徹底廢除的前兩年,王金髮已經21歲,奉母命再次去應試,這一次似乎有了些結果,《王季高君行述》說他「居然得一青衿」。後人談到王金髮的學歷,都說是秀才,其來由恐怕是因為「青衿」這個詞。青衿是讀書人的意思,能稱得上讀書人的,自然應該是個秀才。

我總覺得王金髮的秀才身份有些可疑。事實上,秀才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每當一個朝代到了沒落之際,讀書人就沒有什麼大用處。在清朝末年,凡有些思想的人,都不會把秀才的身份看得很重。有趣的是,王金髮第一次參加童子試,名落孫山,碰巧魯迅和周作人也參加了,很可能還在同一個考場。當時考場什麼樣的人都有,有白髮蒼蒼的老頭子,也有乳臭未乾的毛孩子,要想重溫當時縣考的情景,只要去翻翻周氏兄弟的著作就行。所謂縣考,通常要經過初試、府試,然後還有院試,三榜題了名,才能算合格的秀才。魯迅和周作人顯然要比王金髮強一些,因為他們初試都及格了,只是可惜沒有能再往前走一步。我懷疑王金髮並沒有順利地通過三次考試,因為王金髮前後兩次參加科舉,試題已經略有不同,前者是考八股,後者則是策論。所謂策論,和八股文相比,換湯不換藥,不過多了些洋味,因此又叫洋八股。王金髮是嵊縣的鄉下人,改考洋八股,顯然不是他的所長。

科舉制度已經壽終正寢,考上考不上,算不了什麼大事。在1903年,科舉已差不多名存實亡,考上與否,對一個人的前途,並沒什麼太大的實際幫助。對於王金髮來說,這一年的重要意義,不是參加縣考,得了一「青衿」,而是在縣城結識了後來寫《王季高君行述》的謝震。謝震又名謝飛麟,比王金髮年長16歲,生於1867年,1923年2月,被當時的浙江督軍盧永祥槍殺。和王金髮一樣,謝震也是嵊縣以及浙江的辛亥革命名人。在王金髮的戰友中,謝震佔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王金髮一生中的許多重要活動,都和謝震有着密切的關係。王金髮遇難一年之後,謝震所撰寫的《王季高君行述》,無論是提供的第一手資料,還是其見解獨到的觀點,都成為後來研究王金髮最具權威性的代表文章。

在謝震為王金髮所作的長篇傳記中,沒有提到王金髮參加過烏帶黨。我不明白為什麼偏偏會漏掉這一筆。有文章說,烏帶黨是浙江東南一帶響應北方義和團而建立起來的義民組織,這觀點顯然不確。事實上,烏帶黨早在光緒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就有了,它最初的領導人叫錢老八。1900年,王金髮參加了烏帶黨,由於他孔武有力,又擅射擊,很快成為該組織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不用諱言,烏帶黨是具有亂黨性質的秘密組織,黨眾忽聚忽散,出沒無常,劫富濟貧,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土匪差不多。王金髮的確是烏帶黨的首領,因為民間有「金髮龍頭」這一稱呼,我們知道,「龍頭大哥」一般都是土匪頭子。由於烏帶黨是秘密組織,因此在1903年,王金髮具有非常有趣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亂黨,一旦真實身份暴露,便有殺頭之罪;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朝的順民,在母親的強逼下,竟然第二次參加了科舉。

不妨讓我們重溫一下1903年的歷史,不妨想一想這一年,讀書人都在想些什麼,幹些什麼。這時候,魯迅已去日本留學,並且憤然剪了辮子。科舉這條路再也行不通了,讀書人無路可走,只好亂闖。歐風東進,八國聯軍的大炮把舊中國原有的秩序,轟得七零八落。忽啦啦大廈傾,社會變化的節奏,突然變快起來,戊戌變法剛過去沒幾年,其變法的核心思想便顯得陳舊不堪。提倡保皇的康有為,不久前還是新派人物心目中的精神領袖,然而時過境遷,說變就變,在激進的革命黨眼裏,此時已無可救藥地墮落為老朽。革命、排滿、民權、天職、自由、流血,成了最新最時髦的詞語。

可以這麼說,在結識謝震之前,胸有大志的王金髮,還處在一種茫然的狀態。他既是不安分守法的亂民,又是孝順母親的乖兒子。雖然不滿足現狀,但是王金髮並不知道出路在什麼地方,因此只能徒有滿腔的報國熱情。年齡長於王金髮的謝震則不一樣,這是位地道的讀書人,對時局有着相對清醒的認識。他無意追逐清朝的功名,當時正在嵊縣主持東鄉公學,以講學宣傳民族革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志同則道合,王金髮和謝震認識以後,一拍即合,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正是在謝震的推動下,1904年,王金髮等人組織創辦了大同學社。大同學社的性質和烏帶黨有着本質區別,從表面上看,大同學社只是學術團體,研究一些學術問題,其實是網羅嵊縣進步人士的大本營,有組織有綱領,起著把一大幫進步人士團結在一起的作用。結果也是這樣,大同學社的絕大多數社員,後來都參加了光復會和同盟會。

說到了1905年的王金髮,就不能不提到當時浙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徐錫麟。徐錫麟不出場,王金髮的故事便沒辦法往下說。結識謝震,使得王金髮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他不再是無方向的孤軍奮戰。嵊縣的革命者已經結成一個小團體,但是他們還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和全國的革命黨人聯合在一起。他們需要一個有着更遠大理想的人來引導他們。換句話說,他們需要一名領袖。這個人就是徐錫麟。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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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徐錫麟,同樣得從魯迅說起。徐錫麟和魯迅是紹興同鄉,都是日本留學生。魯迅在1902年去日本留學,徐則比他晚一年。近代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是剪不斷、理還亂。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批青年人都渴望出國留學,歐美畢竟太遙遠,一衣帶水的日本成了走出國門最佳去處。由於文化傳統相近,許多中國人想學習西方,走捷徑的最好辦法,就是向日本人學。在學習西方方面,日本人要比中國快,也比中國人徹底。中國的百日維新失敗了,日本人的明治維新卻十分成功,因此日本無形之中,既是中國人的學習榜樣,也成為中國維新人士的避難地,成為醞釀一場新革命的大本營。有識之士紛紛蟄居日本,在這裏韜光養晦,中國近代史上幾乎所有的著名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黃興、蔡鍔、章太炎、蔡元培、陳其美、陳獨秀、李大釗、蔣介石、汪精衛,都有過在日本的經歷。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宣告成立,這意味着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大清朝,就要被在日本的中國英華們送進墳墓。

讓我們把時間向後撥一下,從王金髮和徐錫麟相識的1905年,直接跳到1907年。這一年,在日本東京的一家客店裏,擠滿了各式各樣的中國的留學生。清早起來,這些身在異鄉的學子,寂寞無聊,第一件大事,不是爭先恐後去上廁所,而是搶著看報紙。他們所看的報紙,多是《朝日新聞》或《讀賣新聞》,要不就是專登社會小道消息的《二六新聞》。看完了報紙便議論,有什麼好玩的事,就議論什麼,說着說着,很可能就吵起來。那時候的魯迅,也是這些好鬥的留學生中的一員,有一天,他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赫然登在報紙的頭版上:「安徽巡撫恩銘被JoShikiRin刺殺,刺客就擒。」

魯迅大吃一驚,正怔著,報紙已經被別人搶去了。消息立刻在留學生中傳開,人們開始研究這洋文注音的刺客究竟是誰,很快便弄明白是指徐錫麟。根據大清朝的法律,刺殺巡撫當然是大罪,果然不久,又傳來徐錫麟被凌遲致死的消息。聽了讓人最震驚的是,恩銘的親兵竟然挖了徐錫麟的心臟,當做菜肴炒了吃,而且那味道大約不壞,不僅是吃了,而且吃得乾乾淨淨。是可忍,孰不可忍,來自浙江的學生尤其激動和憤怒。於是立刻召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一個個情緒激昂。會上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清政府的無人道;另一派覺得人死都死了,沒必要多此一舉,發什麼狗屁電報和清政府理論。

大家都覺得自己有理,也確實都有道理,各不相讓。在《范愛農》裏,魯迅把自己說成是主張發電報,而范愛農偏和魯迅作對,魯迅說甲,他便說乙,魯迅贊成發電報,他就極力反對發電報。兩個人好像有仇似的,都有些意氣用事,你一句,我一句,臉紅脖子粗地抬起杠來。大家都是紹興人,紹興這地方專出能說會道的刑名師爺,既然是爭論,就各不示弱,誰也不讓對方佔上風。魯迅那天顯然是動了肝火,發自內心深處地感到憤恨,因為他知道這范愛農,是徐錫麟的學生,學生當然應該以維護自己的先生為天職,自己的先生被殺了,結果連打一個電報都害怕,真是太不像話。

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范愛農從來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他所以能夠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魯迅寫的那篇著名散文《范愛農》有關。這篇文章被廣泛編入各種各樣的教材,從中學語言的課本,直到大學學習散文創作的輔導讀物。范愛農之留名是小人物沾大人物光的典型例子。不過有一點,怕是許多讀《范愛農》的人不會明白,這就是文章中的魯迅,和現實的魯迅並不是一個人。前者只是虛構,事實是,魯迅也是堅決反對給清政府打電報的人員之一,在這一點上,和范愛農並沒有矛盾。主張給清政府打電報的是保皇黨,這些人曾被魯迅狠狠譏笑,甚至寫詩嘲弄,因為他們認為即使豬被殺,也應該悲哀地叫上幾聲。魯迅在寫《范愛農》一文時,耍了一個小小的花招,為了便於突出矛盾,敘述起來生動一些,他故意變換角色,讓自己處在了保皇黨的位置上,這是典型的小說筆法。不管怎麼說,那天集會上,他和范愛農的確老是吵。小說家的遊戲,常常會使一般讀者受騙,有時候,甚至會讓專家學者也上當,由郭紹虞先生題封面,復旦大學領銜主編的洋洋50多萬字的《魯迅年譜》上,就把魯迅稱之為「堅決主張發電聲討清廷殺害革命者的滔天罪行」,不知道這麼一表揚魯迅,反而把魯迅推到了他最討厭的保皇黨一邊去了。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魯迅在故鄉紹興,偶然碰到范愛農,時過境遷,又一次回憶起當年爭吵的往事,不禁啞然失笑。兩人找地方喝酒,或許就在咸亨酒店,兩碗家鄉的黃酒下肚,魯迅問范愛農,在日本東京的同鄉會上,既然大家的意見一致,為什麼總是和他作對,吵個沒完。范愛農也不否認,說自己當時有些看不慣魯迅,看不慣,當然要作對。魯迅摸不著頭腦,范愛農便重提了一段舊事,原來當初到日本的時候,魯迅去接他們,表情冷淡,動不動就搖頭,很有些看不起他們的意思,而范愛農這樣初到日本的「鄉巴佬」,最忌諱被人看不起,因此就結下了仇。有關范愛農他們剛到達日本橫濱時的情景,魯迅在《范愛農》裏有着生動的記載:

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細地看。我很不滿,心裏想,這些鳥男人,怎麼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裏小坐之後,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甲要乙坐在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很不滿,暗地裏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

也難怪魯迅生氣,連「鳥」這樣的髒字眼都罵了出來。我們都知道,魯迅是有脾氣的人,他的文風不失尖刻,用粗話罵人並不多。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屢屢被人看不起,本來就憋著一肚子不痛快,而男人頭上的長辮子,女人的一雙三寸金蓮似的小腳,在已經身居國外的留學生眼裏,那簡直就是國恥。這些同鄉們也太不爭氣,剛到日本,就被翻出一雙女人的繡花鞋來示眾,活活地丟中國人的臉。魯迅這一生氣,臉色自然不好看,而且還搖了頭。搖頭是無意的,剛到日本的范愛農卻記在心上了,他氣量不大,逮著了機會,便和魯迅過不去。

事情一說穿,大家都覺得自己有些可笑。魯迅有些想不明白,說中國人到了東京,害怕別人恥笑,女人就算是小腳,也得假裝大腳,帶着那繡花鞋,又有什麼用。范愛農說,他才不管它有用沒用呢,反正是師母的,說讓帶,就帶了。范愛農的話,頓時讓魯迅感慨萬分,無話可說。所謂師母,就是徐錫麟的夫人王振漢。提到她,自然會想起已經作古的革命先烈徐錫麟。徐錫麟在當時是讓大家一想到就不能不肅然起敬的人物。想到徐錫麟,魯迅立刻就想到自己當初的無知,並為此感到深深的慚愧。事實上,當初那十多個讓他看了生氣和搖頭的同鄉,並不是等閑之輩,用「鳥男人」來稱呼實在不妥,要知道這些人大都是革命黨人,他們追隨徐錫麟來到日本,其目的是為了推翻清王朝。魯迅在《范愛農》一文中,用很感慨的筆調,點明在這些人中間,既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還有好幾個人被清廷抓起來打入黑獄,直到革命成功以後才恢復自由。

和這些人比起來,魯迅不能不感到自責。按說咸與維新,魯迅也有一些可以吹噓的革命經歷。他參加過光復會,和光復會的領導人有些熟悉。有許多材料,說魯迅在日本曾參加過同盟會,雖然魯迅自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查過馮自由的《革命逸史》,上面附有同盟會成立最初三年的會員名單,在19名浙江籍人士中,沒有魯迅的名字,不僅沒有魯迅,甚至也沒有同盟會中大名鼎鼎的徐錫麟,沒有大名鼎鼎的陳其美,沒有我這篇小說的主角王金髮。此會員名單的真實性不用懷疑,但是顯然有差錯,至少說明當時有些馬虎。這馬虎當然也和當時的白色恐怖有關。革命成功以後,僅憑自己是同盟會會員,便可以大肆吹噓一通,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前,這可是掉腦袋的罪名,名單若是落在清廷手裏,捕快按圖索驥,後果將不堪設想。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除了這個粗疏的前三年會員名單之外,後來四年的詳細名單,都非常令人遺憾地被銷毀了。

再也沒有什麼比冒充同盟會會員更容易的事了。魯迅所以不曾說自己是會員,和後來有太多冒名的招搖撞騙有關。同盟會本身有其不嚴謹的地方,它的成員大多來自興中會、光復會和華興會,作為光復會成員,魯迅理所當然地可以算做是同盟會會員。但是魯迅羞於寫文章講述自己的革命歷史,他覺得自己的革命歷史沒什麼可說的。和那些功名顯著的革命黨人相比,魯迅的作用實在微乎其微。他對日本友人增田涉說過,革命黨人曾令他去暗殺,他猶豫了一下,說:「我可以去,去了可能會死,我死了,丟下母親,怎麼辦?」面對魯迅這樣的孝子,革命黨人很失望,只好說:「你既然擔心死後的事,就不用去了。」魯迅坦率地承認自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許廣平在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魯迅曾說過的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魯迅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價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2

魯迅在《范愛農》一文中,不僅變換了自己的角色,而且有一個最大的疏忽,這就是竟然沒有提到,在他去橫濱碼頭接同鄉的十多人中,有王金髮。由於王金髮在《范愛農》的後半部分,屢次被當做一個重要人物提到,魯迅不提他在自己所接的人當中,是有意遺漏,還是真的不知道,這一點有待於新的史料證實。根據目前的史料,王金髮在這十多人中,應該確鑿無疑。這十多人,可以查出名姓的是,徐錫麟的侄子徐學舜、弟弟徐學麒,以及龔味蓀、陳魏、陳伯平、馬宗漢、沈鈞業、沈樂年、范愛農、王金髮。說起來真可笑,我要寫的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孔武有力、性頑梗好弄的王金髮,竟然也會是魯迅感到生氣的「鳥男人」之一。

前面已經說過,因為有了大同學社,嵊縣的革命黨人已經組織起來,但是格局很小,僅限於在小小的嵊縣範圍內。這時候,徐錫麟突然出現了。他的出現,使原來很小的格局一下子打開了。全國範圍內的反清秘密活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新的大聯合正在醞釀。1905年初,作為光復會的重要人物之一的徐錫麟秘密來到嵊縣,他此行的目的十分簡單,就是招兵買馬。這次秘密來訪的結果顯然很讓徐錫麟滿意,事後他對知友說:「遊歷數月,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俊民數十,這數十人中間,當然王金髮是很重要的一名成員。

由於徐錫麟的緣故,王金髮參加了光復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不要小看了區區數十人,幾年以後,東南數省乃至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就和這幾十人的功勞分不開。在境界上,徐錫麟比謝震更高一層,對於王金髮來說,謝震只是益友,徐錫麟則是良師。1979年版的《辭海》上,關於徐錫麟的詞條是這麼撰寫的:

徐錫麟(18731907)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字伯蓀,浙江山陰(今紹興)人。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遊歷日本。次年在上海參加光復會。1905年在紹興辦大通學堂。倡體育,講武事,以積蓄革命力量。次年,為在清政府內進行革命活動,捐資為道員,赴安徽試用,任巡警處辦兼巡警學堂監督。1907年與秋瑾準備在皖浙兩省同時起義。7月6日在安慶槍殺清巡撫恩銘,印發《光復軍告示》,率巡警學堂學生攻佔軍械局。起義失敗,被捕后英勇就義。

《辭海》上的人物詞條一向言簡意賅。當我們對徐錫麟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以後,再進一步的描述便容易得多。1905年初,徐錫麟在上海有一個闊親戚叫許仲卿,此人也是光復會會員,捐了5000大洋給徐錫麟。許家在上海南京路這一黃金地段上,無意中置了10畝地皮,上海市區迅速發展,地價飛升,他們家頓時成了巨富。徐錫麟以紹興各學校兵式體操需用為理由,用這筆錢在上海購買了後膛九響槍50支,子彈2萬粒,經紹興知府熊起蟠批准,領了公文護照,明目張膽堂而皇之地經杭州,過錢塘江運回紹興。這批槍支彈藥是革命的本錢,有了本錢,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

王金髮積極參與了創辦大通學堂的工作。徐錫麟是創始人,王金髮既協助創辦,同時也是第一期學員。大通學堂的全名,是「大通師範學堂」,師範兩個字帶有明顯的掩護色彩,因為這樣可以麻痹清廷的耳目。在課目設置上,特設「體操專修科」,公開招收各府各縣的俊民入學。在第一批學員中,嵊縣那二十幾人成為骨幹,王金髮因為會射擊,又當學生,又當教師。大通學堂在同盟會成立的第二個月,在紹興古貢院豫倉正式開學,它很快成為培養革命人才的搖籃,成為聯絡會黨的秘密基地,為浙江安徽兩省輸送了一批又一批高質量的反清志士。那時候的學制,不像現在以學年計算,而是一期接着一期短訓速成班的形式。到了這一年的冬天,大通學堂辦得轟轟烈烈之際,王金髮又追隨徐錫麟去日本學習軍事。

辛亥革命前,既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同時也是浪漫主義大放異彩的年代。在這一代反清義士身上,充滿著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徐錫麟創辦了大通學堂以後,光復會的領袖們很快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念頭,這就是通過捐官,出國去日本學軍事。所謂捐官,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花錢買個官噹噹。於是徐錫麟的那位闊親戚許仲卿,又一次為革命作了巨大貢獻,他在捐了5000大洋買槍后,又拿出4.5萬大洋,供徐錫麟等買官出國。有錢能使鬼推磨,清朝廷糊塗,日本人也糊塗。徐錫麟捐的官是道台,相當於今日的廳級待遇,陶成章低一級,捐官知縣,是處一級,王金髮更低,是都司銜,算是科級幹部。徐錫麟和陶成章填了步兵科,王金髮則是填的體操科,大約是錢花少了,級別太低的關係。

花錢捐官聽起來總有些駭人聽聞。通常情況下,見到這個詞,首先想到的就是腐敗。類似的故事,在晚清譴責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前不久,中央電視台的東方時空節目,還報道過山西某縣長賣官一事,有人買,才會有人賣,反過來,有人賣,自然也會有人買。王金髮等當時的捐官,究竟怎麼回事,現在已經弄不清楚。不過他們的行為,多少也能讓我們明白另外一些事,花錢捐官,不一定都是壞事。關鍵牽涉到了一個根本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當官,動機是什麼。

捐一個知府要多少銀子,這個資料或許可以查到。《揚子晚報》今年3月17日「收藏沙龍」這一版上,曾刊登了大書法家伊秉綬的「捐官執照」,大約是舊的關係,加上製版時又縮小了,從照片上看,只能看到題頭的「戶部執照」四個大字。好在配有文字引文,其內容如下:

戶部為請

旨事據新授廣東知府伊秉綬遵例捐銀叄佰玖拾兩,准予加叄級。所捐銀兩於嘉慶肆年貳月貳拾日付庫收訖,相應發給執照,以杜假冒。

300多兩銀子可以加三級,扣除了手續費,差不多100兩銀子一級。我一向很喜歡伊秉綬的字,他的隸書剛直不阿,寫匾,寫對聯,都十分耐看。看到了這個捐官執照以後,最初的感覺,是伊秉綬有些對不住我,他怎麼可以這樣做人。轉念一想,他不當官,說不定就寫不出這麼好的字來。並不是什麼人都善於走進考場,手裏真有錢,花銀子混個功名,和發憤讀死書參加科舉,也沒什麼本質的不同。還是那句話,手段有時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和結果。做了官不貪贓枉法,就是好官,做了官,能寫一手好字,仍然是好的書法家。這就好比王金髮等人,為革命而捐官,沒什麼不光彩的。

毫無疑問,捐官去日本的王金髮,在這一年認識了魯迅。范愛農對魯迅最初的印象是反感,王金髮會怎麼想,不得而知。他是個莽男子,也許根本就沒注意到魯迅不住地搖頭。到了日本以後,王金髮立即進入大森體育學校。關於王金髮在日本的經歷,幾乎所有的文章都談到,但是失之籠統。謝震《王季高君行述》上寫着:

金髮入大森體育學校,乃至試驗成績,竟以第一人高標畢業,談者皆榮之,以大森體育會學員甚夥,非可以僥倖成名也。

至於王金髮是不是真的第一,現在恐怕很難找到第一手資料,反正所有的文章上,目前都是這麼寫的。認真想一想,王金髮得第一也沒什麼了不起。當時的體育和今天並不一樣,據考證,「體育」一詞也是從日本引起的,再往前追究,這詞最早出現在法國盧梭的《愛彌兒》一書上,意思是身體的教育,身體的教育形成了「體操」這一練身體系,1868年,日本從歐洲引進了體操,10年以後,一個叫做愛藤鎮三的人正式使用了「體育」這兩個字。那時候反正沒有版權,何況日本人的文字,本來就是從中國偷去的,留日學生毫不客氣地把「體育」的稱呼帶回國。1902年前,「體育」這個專用詞開始出現在中國的報刊上。那時候的體育,與我們今天在運動會上所見到的大相徑庭,概括地說,就是騎馬射擊,列隊出操。

在當時的年代,中國留學生能夠在國外取得優異成績,有很多現成的例子。中國人並不是真的笨,我們所以常常不如別人,不是天生不行,而是後天的功夫不夠。很多人在中國這個大環境裏,默默無聞庸庸碌碌,一旦出國,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環境裏,學習條件也未必見得好,反而大放異彩。譬如同樣是去日本學軍事的蔣百里先生,出國前,他是個體態清癯弱不禁風的文化人,可就是他,在1905年畢業時,卻獲得了步兵科第一名。根據日本軍部規定,士官榜首由天皇賜刀,這是日本人極以為榮的事,多年來,非日本學生莫屬,可是蔣百里硬是靠自己的努力獲得這一殊榮。王金髮榮獲大森體育學校第一名,得到什麼嘉獎不得而知。究竟還能不能找到這所學校,恐怕也讓人懷疑,大森體育學校自然不能和堂堂的士官學校相比,再好也只能算中等專業學校,因為從學制看,王金髮只讀了半年就畢業,仍然是速成學校性質。

3

王金髮是在1906年夏秋之際回國的,雖然只有半年多時間,然而好歹也算是學成歸國了。我懷疑他的日本話可能還不太會講。徐錫麟早在1903年就去過日本,這次率王金髮等再赴日本,其目的也不在好好讀書,而王金髮早就被證明不是讀書種子。那時候的留學,也實在太方便了一些,作為辛勤的職業革命家,徐錫麟不僅奔走在浙江上海安徽一帶,甚至頻繁來往於中國和日本之間。此次率領眾弟子到日本,徐錫麟待了還不到半年,就又回到中國。章太炎因為《蘇報》案,被判了三年徒刑,關在上海租界洋人的監獄里,到這一年的六月刑滿出獄,在出獄前,徐錫麟曾去監獄看過他,這說明六月以前,徐錫麟便已回國。王金髮回國的確切時間,當然是暑假以後,很多書上都說在7月到8月之間。

王金髮歸國以後,正式擔任大通學堂的體操教員,也就是說當體育老師。在本世紀初,體操和體育是兩個經常混淆的詞,直到1922年,北洋政府頒佈新學制,正式使用「體育」這個詞,學校的「體操」,才一律改為「體育」課。前面已經說過,由徐錫麟一手創辦的大通學堂,已經成為培養反清志士的基地,而作為體育教師的王金髮,其實就是軍事教官。科舉制度廢除了,新式的學校像雨後春筍一般湧現,而學校的新和舊,和有無體操課大有關係。自從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年老的慈禧太后,對一切和新沾邊的事物都帶有恐懼。如果清政府能想到體操課潛在的危害性,肯定會禁止開設這門課。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裏,甚至魯迅這樣的文人,也經常穿着白色的柔道服裝,拼搏和摔打在日本的柔道館里。由於20世紀初,是中國最虛弱的年代,因此強國夢幾乎激勵著每一位有識之士。體操課和強國夢名正言順地聯繫在一起。說起來都讓人不敢相信,國家越是弱,民心越是強,在這時期最流行的竟然是軍國民教育。不僅民間在做強國之夢,甚至朝廷也不切實際地陷入幻想中。

1906年4月,清政府欽定的教育宗旨為「忠君、尊孔、尚公、尚實、尚武」。其中尚武精神是軍國民教育的核心。它給了體操課大為發展的好機會。尚武就是全民皆兵,學校擁有真槍實彈已不屬於非法,騎馬,射擊,健強體魄,成了重要話題。世界之力在於武力的思想,已滲透到了民間,不妨重溫一首當時的兒歌:

二十世紀地行星,煌煌童子軍。

小鑼小鼓號,黃龍飛舞小旗旌。

哥哥華盛頓,弟弟拿破崙。

心肝雖小血白熱,頭顱雖小膽不驚,

進行進行!小人小馬武裝神!

二十世紀天演界,不競爭,安能存。

腳踢五大洲,氣吞東西球。

將軍飛將軍,誰雲孺子不知兵?

愛吾國兮如親,吾愛群兮如身,

萬歲萬萬歲,偉哉吾軍人!

這是流行於1905年的兒歌。在這樣昂揚的歌聲中,我們不難想像當時的一名體操教員,是多麼的威風和神氣。兒歌是孩子們唱的,流行於當時青年口頭的卻是《中國男兒》,開頭就鏗鏘有力:

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

睡獅千年,睡獅千年,一夫振臂萬夫雄。

煞尾卻是: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黃塵,燕然勤功,

至今熱血猶殷紅。

亂世出英雄,時窮節乃現。這一年,王金髮24歲,風華正茂,意氣昂揚。新學勢不可擋,清政府做夢也不會想到,正在興起的一切帶有「新」字樣的事物,都在悄悄扮演掘墓人的角色。新軍,民團,學生,這些和槍多少有些聯繫的組織,在後來的辛亥革命中,都起著不可埋沒的作用。我曾見到過一張攝於1906年日本的照片,照片上方寫着「徐伯蓀馬××陳伯平君回國留別紀念,丙午秋攝於早稻田」。這張照片足以證明我前面引用的材料有疏漏,因為照片上還有王金髮,這張照片可以確證他當時還在日本,也就是說,王金髮回國的日期,還可以往後推遲幾個月,而徐錫麟既然6月份已經回國,說明在秋天,他又一次去了日本,不過這次的時間更短,在這一年的12月份,徐錫麟便赴皖就任陸軍小學堂會辦。

這張照片恐怕是現在所能見到的王金髮的第一張照片,因為在日本拍攝,又都是革命黨人,自然是剪了辮子。大多數人都是日本式的短頭髮,唯有王金髮剃了鋥亮的光頭。在清朝,剪辮子幾乎和準備掉腦袋是同義詞,因為有了留學生這塊招牌,清政府對剪辮子只好睜隻眼閉隻眼。當時剪辮子的壓力主要來自民間,朝廷放過了,老百姓心裏卻有疙瘩。根據二百多年來形成的習慣,男人的一根長辮子是命根子,如果沒有了辮子,那罪名往小里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民間捉住姦夫,第一個懲罰就是立刻剪去他的辮子。往大里說,便是裏通外國,便是漢奸。因此留學生回國,首先要做的,是在上海買一條假辮子。

我想像王金髮的性格,大約是懶得去戴什麼假辮子,圍觀就圍觀吧,別人在他背後指指戳戳,就讓他們說個夠。大通學堂是王金髮的母校,雖然建校只有一年多,由於它的辦校宗旨在於培養革命人才,這個學校的氣氛顯然和別的地方不一樣。到了這一年的冬天,大名鼎鼎的女俠秋瑾因母喪從上海回故鄉紹興一游。不久,大通學堂便公舉她主持校務,請帖由王金髮親自送去。我懷疑這是事先策劃好的,因為在這之前,王金髮曾替徐錫麟送一封密信去過上海,很多文章都認為這次送信是王金髮和秋瑾認識的開始。密信的內容已不得而知,根據推想,徐錫麟是要她主持大通學堂。

在上海的初次見面,秋瑾顯然給王金髮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時,秋瑾因為試驗炸藥,不慎爆炸傷手,正匿居在摯友吳蘭石家中。革命友誼重如泰山,儘管是初次見面,秋瑾盛情款待了王金髮,酒過三巡,秋瑾離席抽倭刀而舞,害得並不擅長舞文弄墨的王金髮詩情大發,為此還留下了紀事詩,其中有兩句常被人引用:

莫道丈夫盡豪俠,

英雄還讓女兒占。

女俠秋瑾在王金髮的革命生涯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王金髮追隨徐錫麟參加革命,徐錫麟是他的恩師,如果說王金髮在精神上還有一位老師的話,這就是秋瑾。秋瑾主持大通學堂,她和王金髮有着雙重的領導關係,既是校長和教員,又是「革命黨人」的上下級。1907年5月,秋瑾在紹興的和暢堂故居,召集浙東會黨骨幹密謀創組「光復軍」,推舉在皖的徐錫麟為「首領」,秋瑾自任「協領」,首領和協領相當於正副司令。以「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個字為編製代號,下轄八個軍,王金髮被任命為分統,其頭銜相當於一個軍長。光復軍有三四萬之眾,其中僅嵊縣一地就有近萬人。

光復軍原定在7月6日這一天,在浙江安徽兩省同時起義。不料浙江的武義和金華等地泄密,黨人死難,牽涉到大通學堂,起義的日子不得不推遲到7月19日,即陰曆六月初十。到了7月6日這一天,徐錫麟在安慶刺巡撫恩銘起義失敗,以身殉難,又一次牽涉到大通學堂。霎時間,白色恐怖籠罩,各種傳聞謠言,擾得人心惶惶。7月2日,王金髮按照事先的約定,從嵊縣來到紹興,秋瑾知事已不可為,對他說「風聲不好」,讓他速離紹興。《王季高君行述》這樣寫着:

紹興郡守貴福,以浙省兵來圍捕大通,又分一支襲嵊公局,蓋恐金髮或在此也。時金髮適在校,欲謀抵敵,秋俠以已系女人,毫無證據,即被捕也無妨,而催金髮速行,與竺等為後圖。金髮不從,促之再四,聲色俱厲,金髮不得已,逾牆遠遁。

這是一個頗具戲劇性的場面,不過「逾牆而遁」可能不確。因為事實是,清兵在第二天,才開始對大通學堂圍攻,當時的情況雖然緊急,王金髮完全有足夠的時間,從學校的大門走出去。在後來的圍攻中,一些學生僅僅為了等逃亡費,沒來得及走,結果壯烈殉難。顯然,大通學堂的師生,對當時的時局還存在着不切實際的幻想,並且為這種幻想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好在王金髮已經逃之夭夭了。他走了以後的次日,也就是7月13日下午,秋瑾不幸被捕,從容帶縲紲去,見了紹興郡守貴福,只留下七個字的口供「秋風秋雨愁煞人」,於7月15日凌晨英勇就義。

4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梁啟超倉皇逃命,有人勸譚嗣同趕快走,譚嗣同平靜地說:「世界上凡變法,都要死人,中國還沒死過,就從我開始。」戊戌只是變法,死了以譚嗣同為代表的六君子。王金髮他們這一代人進行的是革命,死的人自然應該更多,更悲壯,更可歌可泣。從1907年徐錫麟刺殺恩銘起義失敗,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革命黨人就沒有停止過犧牲和暴動。清王朝已經壽終正寢,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王朝並不會自己退出歷史舞台。繼徐錫麟秋瑾取義成仁不久,1907年9月,同盟會員王和順等在欽州廉州防城三地起義。12月,同盟會員黃明堂等率部在鎮南關起義,孫中山和黃興等親臨前線督戰發炮。到了次年的3月,黃興率領由華僑組成的「中華國民軍南路軍」,再次發動欽州廉州起義。4月,黃明堂王和順又發動雲南河口起義。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駕崩,混入新軍的光復會員熊成基在安慶率馬營和炮營起義,這是新軍起義的開端。

1911年4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事後殮收烈士遺骸,共72具,因此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後來陸續查明還有14名烈士,也就是說,實際烈士應是86名。沒有一代人的流血犧牲,就不可能推翻清朝王朝。重溫這一段的光輝歷史,不妨重讀一下魯迅小說《葯》,小說寫一個父親為了給兒子治癆病,讓他吃人血饅頭。這人血,是一個叫夏瑜的革命者的鮮血。夏瑜雖是男的,但顯然是在影射秋瑾,因為夏和秋,瑜和瑾,都沾得上邊。我們習慣於把革命者的流血犧牲,看做是由於統治階級的殘暴,所以我們習慣於在事後謳歌先烈,控訴統治階級,卻輕易放過了人民群眾的麻木。其實革命者拋頭顱灑熱血,愚昧的人民群眾吃人血饅頭,這常常是最殘酷的事實,而我們自己很可能就是那些吃人血饅頭的人。

秋瑾英勇就義,王金髮成了清廷通緝的逃犯。徐錫麟被凌遲處死,秋瑾是怎麼死的,也許是砍了腦袋,只記得她提出過要求,自己死了,不得剝她的衣服,由此可見,女人被殺,弄不好還有掉腦袋之外的另一番羞辱。現在已經沒辦法查出來,王金髮在什麼時候知道秋瑾被殺的消息。他或許想到過要救秋瑾出來,劫獄或者劫法場,但是事情發展之快,根本就沒有這種可能。當時沒有電視,他自然也是看不到報紙的,唯一能感覺到的,就是事情越來越嚴重,形勢越來越不利。他不得不倉皇逃命,躲一天是一天。《王季高君行述》上說:

棘荊遍地,親友閉門,晝伏夜行,逾溪陡嶺,囊金已盡,本境未離,漂母不逢,浣女無跡。蘆中人其真窮矣!相從者有何策哉!乃擇向之與秋案有關,及目金髮為匪屢去稟官吏之紳富家,強行索借……

魯迅說王金髮出身於綠林大學的說法,曾被許多文章廣泛引用。所謂綠林大學,是當強盜的客氣說法。毫無疑問,亡命之中的王金髮,成了不折不扣的強盜頭子。嵊縣是越劇的發源地,聽過越劇的人,一定有委婉動聽女人氣十足的印象。有一點讓人想不明白,能夠出此軟綿綿曲調的嵊縣,卻同樣是強盜的發源地。在浙東一帶,民風屬嵊縣最為強悍,嵊縣強盜作為商標,與紹興的黃酒杭州的張小泉剪刀一樣著名。不妨解釋一下「嵊」這個字的確切含義,「嵊」由「山」和「乘」組成,古時候「一車四馬」稱之為乘,因此就有「四」的意思,嵊表示四面有山,意味着殺人越貨之後,往什麼方向逃跑,都可以逃之夭夭,躲在山深不知處。自從明亡於清以後,幾百年來,嵊縣的強盜就沒有真正地絕跡過,王金髮武功高強,一身是膽,落草為寇,佔山為王,對他來說,算不了什麼難事。他曾經是烏帶黨的頭目,再干土匪,大有重操舊業的意思。不過,盜亦有道,做強盜的並不意味着一定做壞事。據史料記載,王金髮之為匪,從不擾民。這裏的「民」,自然是指窮人。

《王季高君行述》中說,王金髮向富戶強借財物,往往以四分之一散發貧民,四分之一自己用,剩下的接濟黨人機關。由此可見,做了強盜的王金髮,仍然和革命黨保持着若即若離的聯繫。徐錫麟和秋瑾主持的皖浙起義失敗,清政府緹騎四齣,到處捉拿革命黨人,不但沒有嚇壞了王金髮,反而成全他過了一把梁山好漢式的英雄癮,當了一回中國的羅賓漢。儘管王金髮只做了半年的強盜,他在浙東留下的傳說,已經數不勝數。再也沒有比強盜的傳說,更能深入民心。譬如說在途中遇到了「飢餓垂斃者」,王金髮把身上僅有的600文錢,統統掏出來給了他,自己卻和同夥整整餓了一天,這600文錢是搶來的衣服賣的錢。又譬如某鄉有一位節婦,被村中惡霸逼嫁,此事讓王金髮聽說了,他怒眥欲裂,率領手下在途中攔截,痛鞭惡霸,然後送節婦歸家。

王金髮的名聲,正是因為他做了半年的強盜,才大增特增。民間老百姓難免一種小孩子心理,小孩子最喜歡玩的遊戲是「官兵捉強盜」,有時候成年人對強盜的傳說,要比對革命黨更有興趣。如要說王金髮追隨徐錫麟去日本,只是他輝煌的傳奇生涯開始,那麼他一度為匪,佔山為王,則是他的傳奇樂章的深入。在這之前,他根據徐錫麟的安排去做,後來又聽從女俠秋瑾的指揮。徐錫麟和秋瑾殉難了,王金髮頓時失去了革命的方向。白色恐怖日趨嚴重,革命陷入了短暫的低潮時期,和黨人的聯絡中斷了,作為清政府到處緝拿的重點對象,王金髮屢屢陷於十分狼狽的境地。當土匪自然有充分自由的一面,但同時也有非常艱難的一面。並不是所有的窮人都會站在「匪」一邊,恰恰相反,除了特別了解王金髮的人之外,大多數窮人很可能會去向官府告密。事實上,王金髮不止一次陷入困境,為了逃命,他不得不率部逃入深山。秋去冬來,天寒地凍,加上官府的追捕更加嚴了,王金髮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正當王金髮走投無路之際,遠在日本東京的孫中山,發出了指示:「秋瑾雖已捐軀,火種依然存在,毋忘我浙東受難同志。」1908年春,革命黨人浙江的另一位領導人陳其美,從日本風塵僕僕回國,為了重點浙江反清的革命烽火,再聚光復會舊人,陳其美多次派人密赴嵊縣。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個叫做楊俠卿的同盟會員終於找到了王金髮。於是王金髮再次和革命黨人取得了聯繫,脫身去了上海。手下人如何安排,史料上沒有留下記載。王金髮是大孝子,臨行,沒忘了帶上自己的老母,還有他第二個老婆沈雄卿。

5

現在,不打岔說一說陳其美,又很難繼續往下敘述。陳其美是蔣介石的恩師,沒有他,就沒有後來的蔣介石。陳其美介紹蔣介石參加了同盟會,在辛亥革命起義中,蔣介石和王金髮,是陳其美手下衝鋒陷陣的兩員得力大將,因為陳其美的關係,蔣介石終於獲得了緊隨孫中山左右的機遇,這機遇使得他得到了孫中山的重用,青雲直上,最後成為國民黨中的第一號人物。國民黨中著名的「二陳」,即陳果夫和陳立夫,是陳其美的侄子,這「二陳」在後來一再被蔣介石重用,顯然和蔣的報恩思想有關。1916年,陳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凱派人刺殺身亡以後,蔣介石曾將其屍首搬到自己家裏入棺成殮。當時孫中山也在上海,親臨現場吊視遺體,撫屍大慟。由此可見陳其美和蔣介石,陳其美和孫中山的關係,非同一般。

浙江籍革命黨中,由於徐錫麟和秋瑾已經殉難,老資格的革命黨人中,應該是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和陳其美四大將,前三人都是光復會員,是光復會的創始人之一,然而其中章太炎和蔡元培文人氣太重,是文化名人,不擅搞暴力革命,陶成章不一樣,他是光復軍的領導人,有一個咄咄逼人的綽號叫「煥強盜」。陳其美似乎沒有參加過光復會,他直接參加了同盟會,從資歷來說,陳其美要比這三位低一些,然而其功勞,卻在三位之上。陳其美是革命后的第一任上海都督,在光復上海,光復杭州,組織江浙聯軍攻打南京等歷史事件中,有着不可磨滅的特殊貢獻。孫中山曾說過:「陳君為吾黨健者,第一次革命,於滬上握東南之鎖鑰,其功最大。」

相反,蔡元培章太炎以及陶成章,在光復之役中,其功勞和衝鋒陷陣的陳其美相比,要遜色得多。陶成章於辛亥革命起義的三個月以後,也就是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不到半個月之際,被刺於上海廣慈醫院。1991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陳英士紀年》,在這一年的1月14日一欄,仍然明確無誤地寫着:「凌晨二時,指使蔣介石派人於廣慈醫院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後面還引用了當時報刊上的一些文章,確定陳其美是殺陶成章的主謀。陳其美是否真的指使蔣介石刺殺了陶成章,這一直是個扯不清的案子。有個化名叫岑夢樓的,寫了本小冊子《王金髮》,在王金髮死後不久印行,據說發行了幾萬冊,當時可算是了不得的暢銷書了。在這本編造痕迹很強的小書中,王金髮被說成是刺殺陶成章的兇手。這種說法一度很流行,即陳其美指使蔣介石,蔣介石又安排了王金髮。

對於這一歷史事件,我覺得魯迅的看法可能最接近正確,魯迅與王金髮和陶成章都認識,和陶的關係要更深一些。陶成章被刺大殮時,身穿黑呢大衣,拍了照片,有人將這照片寄給在紹興的魯迅,魯迅看了照片,還流了淚。魯迅的弟弟周建人曾問過魯迅,會不會真像小冊子上所說的那樣,是王金髮槍殺了陶成章,魯迅很生氣地說:「造話!」「造話」是紹興土語,意思是瞎說和編故事。人們所以會對歷史有興趣,有時候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文字和口頭流傳的歷史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瞎說和編故事。儘管魯迅先生和蔣介石也是同鄉,但是作為章太炎的弟子,魯迅對蔣介石從來就沒有什麼好印象。魯迅骨子裏是文人氣,他不喜歡蔣介石身上的浪人作風,有趣的是,魯迅明明知道陶成章的死和蔣介石王金髮無關,但是偏偏不寫文章辯誣。周建人說魯迅在南京和上海兩地,曾專門對陶成章之死作過調查,結果他帶些賭氣地說:「蔣昧了良心,寧可錯殺九十九,冤殺了千千萬萬好人。現在讓他戴着皇冠背黑鍋,活該!」此時,蔣介石已經得到天下,魯迅覺得自己根本犯不着替他說話。

也難怪王金髮會有刺殺陶成章的惡名。好事不出門,惡名傳千里。1908年春天,王金髮到了上海,很快就成了搞暗殺的職業高手。他本來就是綠林好漢,陳其美譽他為「聶政」一樣的英雄,搞暗殺正合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脾氣。在初到上海的一段日子裏,王金髮被人津津樂道的事,是毀家紓難,1908年的夏天,王金髮偷偷潛回嵊縣老家,將家產統統變賣了,然後將所得銀兩,全部捐給了同盟會,至此,王金髮成了徹底的無產階級。謝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曾說其母「售田得資,以供季高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進學之學費」,顯然不確,因為王金髮根本就沒有去日本。很可能是王金髮向母親隱瞞了這筆錢的正式用途,事實上,陳其美和王金髮等,正是利用這筆錢,在上海接盤了天保客棧。有了天保客棧,便有了一個聯絡各地會黨志士的機關。

王金髮成了天保客棧的老闆。上海有租界作掩護,清政府拿革命黨常常無可奈何。1908年冬天,「兩浙各府屬代表」聚集上海,籌議舉事計劃,會還沒開,就有人向官方密報,於是天保客棧被抄,一位叫張恭的同志被捕。經查,出賣這一情報的是劉師培。劉師培早年同情革命,頗負才名,也算是老資格的同盟會員,天保客棧被抄,張恭被捕,江浙武裝計劃就此夭折。陳其美召集黨人商議,說欲報此仇,非有「聶政」不可。於是王金髮「慷慨自任」,帶着槍便去找劉師培算賬。許多書中都記載了這一幕,王金髮拎着槍,找到了劉師培,二話不說,就要扣動扳機。劉師培嚇得跪地求饒,發誓將以自己的性命,確保被捉同志張恭的生命安全。事後,劉師培果然到端方那裏苦苦哀求,求端方萬萬不能殺了張恭。

這樣的故事今天說起來,多少帶有一些滑稽色彩。劉師培在學術上頗有成就,家傳文字訓詁之學,宗古文經學,擅長以字音推求字義,以今言通古語,並用比較通俗的文字,編定經學和文學等教科書。他的文學論文,也常有獨到見解,對中古文學史頗有研究,撰著很多,輯有《劉申叔先生遺書》,共74種。以學術地位而言,劉師培在近代學界,可以列入大師級,但為人,卻是小事清楚,大事糊塗,一生中有兩件大事永遠為人所不齒。一是當了同盟會的叛徒,出賣同志。一是後來袁世凱稱帝,劉師培名列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再次成為國人眼裏的小丑。

由於王金髮對劉師培的恐嚇,張恭的性命終於無虞。劉師培無臉面在上海住下去,逃之夭夭,他妻子何震的表弟汪公權不知后怕,繼續在上海灘鬼混,「花天酒地,吐漱生雲」,並打算進一步出賣革命黨人,「某日汪自妓院出,金髮邀之於途,拔槍擊斃之,從容而去」。從1908年到上海,直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王金髮在這期間,一直是陳其美手下的重要大將。他的身份,頗有些像鋤奸團長,或者是暗殺隊長,懲治叛徒,暗殺姦細,經他手送命的壞分子,可以開出長長的一串名單。在這個名單中,有專與革命黨作對的青幫頭子,有吞沒革命黨人募款的香港某公司經理,有與偵探差不多的石某。王金髮的活動範圍,並不局限於上海一地,他出入於浙西和皖南,曾到香港學習製作炸彈,而且還去過南洋的新加坡。

暗殺活動,在清朝末年曾成為革命黨人的重要手段。自徐錫麟暗殺恩銘以後,革命黨人幾乎就沒有停止過暗殺。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1910年汪精衛慷慨赴北京,「引刀成一快,莫負少年頭」,刺殺攝政王載灃。當時的宣統皇帝還是個毛孩子,刺殺攝政王等於刺殺當今皇上。和汪精衛的壯舉相比,王金髮的暗殺要遜色得多,可是也實際得多。在辛亥革命到來的前幾年,王金髮是一個富於傳奇的實幹家,是俠客,是義士,是革命的打手。在公理不申、黑白顛倒的社會裏,暗殺會使敵人受到震懾,使膽小鬼聞風喪膽。暗殺能解一時之氣,逞一時之勇,但是不可能解決最後的問題。暗殺雖然很刺激,很有英雄氣概,有時候卻會使問題走向反面。事實上,暗殺的手段一旦被濫用,就會表現為不分青紅皂白。

在王金髮諸多的暗殺中,譬如被許多人稱道的「槍殺胡道南」,就有些莫名其妙。胡道南被殺的理由,是因為曾聯名向紹興知府貴福告密,導致了秋瑾女俠的被捕和被害。這說法顯然有些牽強,把秋瑾蒙難這麼大的事,推在一個地方的鄉紳身上,那是不負責任的小說家的想法。以王金髮之身手,槍殺一名毫無防備的鄉紳,實在易如反掌。胡道南在完全不明白的情況下,被革命黨人在大街上擊斃。胡當時是清查公款公產董事,他以前辦過府學堂,辦過勸學所和禁煙分所,為人心平氣和,且品端學粹,蔡元培後來寫過《胡道南傳》,專門為胡辯冤。事實證明,暗殺有時候也會草菅人命。不過,殺錯就殺錯了,幹革命,真殺錯幾個,算不上什麼大不了的事,殺錯了,還不許辯誣,就有些慘了。王金髮死了以後,革命黨人寫文章紀念他,陳去病稱其為「莽男兒」,一個「莽」字,十分傳神。王金髮一生中,大多數的時候,是在扮演拚命三郎的角色。王金髮身上的戲劇性,就在這可愛的「莽」字上面。

王金髮似乎還沒到殺人如麻的地步。不管王金髮有多莽撞,光復會領袖陶成章的被刺,肯定和他無關。王金髮是個講義氣的人,和陶成章情同手足,下不了那個毒手。事實上,陶成章之死,不僅和王金髮無關,而且和陳其美蔣介石也無關。辛亥革命剛剛成功,革命黨人就是想自相殘殺也來不及。文字記載的東西,不一定都靠得住,查找舊檔案,閱讀民國時期的舊報紙,很容易產生這樣那樣的誤會,我們往往會忽略掉一個最簡單的事實,這就是當時有大量的報紙,是袁世凱的御用文人辦的。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御用文人更不要臉的。在有關王金髮的大量文章中,誣衊的文字要遠遠地超過讚揚的文字。因此,說陶成章死於王金髮之手,顯然是無中生有。

第三章

1

出生入死對王金髮來說,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謝震在《王季高君行述》中談到他辛亥革命前的經歷時,曾不無感慨地說:

黃花崗之役,不與其事,亦云幸矣,然今則轉為之可惜矣!

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王金髮曾跟隨陳其美如約前往。查史料,從上海經香港轉廣州的,還有宋教仁等人。由於聯絡不便,配合不當,起義軍奮戰一夜,便慘遭失敗。陳其美率領的這些人,根本就沒來得及參加起義。以王金髮之莽撞,加上他視死如歸的血性,若是參加了,必定也是七十二烈士之一,此所以「不與其事,亦云幸矣」。王金髮最後死於非命,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此所以「今則轉為之可惜矣」。

廣州黃花崗起義,是革命黨人在辛亥前夕發動的規模最大、犧牲最重的暴動。此次起義體現了革命黨人的英勇,同時也確證了在中國的邊遠地區發動推翻封建社會的革命,很難奏效的事實。早在一年前的日本,革命黨人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此時孫中山遠在北美,黃興遠在南洋,同盟會的東京本部,因為沒有孫黃二人的坐鎮,人心有些渙散,形勢也趨於低潮。在一次不是太重要的聚會上,宋教仁提出了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下策是繼續在邊遠地區進行,中策在長江流域進行,上策在首都和北方進行。大家經過一番討論,認為「下策太不濟事,上策太不容易」,於是折中取中策。

人們似乎沒有意識到這次在日本小石區聚會的重要性。由於在清政府控制比較薄弱的邊遠地區,發動政變要容易得多,在過去的若干年中,革命黨人已經在這些地區發動了無數次暴動,規模空前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仍然是遵循這種慣性。日本的這次聚會,事實上無意中作出一個新的決定,這就是將革命的重點,轉向長江流域。也許當時根本就沒想到這個轉變,會急速加快中國革命的進程。革命黨人醞釀組織了中部同盟會,機關就設在上海租界,這意味着革命的指揮所,也從遙遠的不便指揮的日本遷往上海。革命黨人計劃在沿江城市同時發動起義,上至武漢,下到上海,形成星火燎原之勢。1911年10月10日,由於泄密武漢革命黨人被迫提前起義,結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兩三天內先後攻佔了武漢三鎮。

武昌起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時離黃花崗起義失敗還不到半年,革命黨人尚未從慘敗的陰影中走出來。辛亥革命是一個意外的早產兒,當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打響的時候,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孫中山和黃興都不在國內,起義異常地順利,一夕之間,革命黨人迅速地控制了形勢,由於太意外,竟然陷入了群龍無首的境地。幾位參與發動起義的黨人,都覺得自己的威望不足以擔任都督,推來推去,於是把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讓,送給了新軍協領黎元洪。時隔八十多年,重溫辛亥革命,有許多讓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其中最讓人耿耿於懷的,就是革命黨人總是把勝利當做禮物送人。想當初,黎元洪是從床底下被硬拉出來,授予都督的頭銜。這個後來被人們譏為黎菩薩的胖子,糊裏糊塗地就成了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勛。

王金髮對於發生在武昌的起義,所知甚少。革命黨人奔走相告,然而受當時通訊的限制,真實的消息很難傳遞。在上海的報紙,只要是革命黨人控制的,每日都頻發捷報。捷報掩蓋不了武漢三鎮告急的事實,革命黨人明白,要想鞏固武漢的成果,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各地的起義響應。於是在短短的一個月內,上海、山西、陝西、重慶、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廣西、雲南紛紛起兵討虜,一個多月以後,有首義之功的武漢三鎮之一漢陽雖然失守,但是各地義軍捷報頻傳,大清的末日真的就到了。1911年11月3日,在陳其美的領導下,上海、杭州、蘇州三地幾乎同時發難,儘管有些曲折,至5日,這三地已全部光復,成為革命黨人的囊中之物。

王金髮在光復杭州的戰役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陳英士紀年》11月3日這一欄上寫着:

委派蔣介石、王金髮、張伯歧等率領敢死隊100餘人抵達杭州,參加浙江起義。

《王季高君行述》上也說:

孑黎亦由申來杭。遂決定於9月15日夜三時,筧橋、鳳凰山兩處軍兵,肅隊入城。張伯歧、蔣介石率敢死隊攻撫署,孑黎率所部攻軍裝局,一鼓作氣,馬到成功。

這裏的九月十五日是陰曆,也就是陽曆的11月5日。關於杭州光復,當年11月9日的《民立報》,以「浙江敢死隊之壯觀」為題,作了生動的報道:

浙江革命軍之編製,皆以敢死隊為先鋒,然後繼之以各標新軍。敢死隊之編製共分五隊,以蔣介石為指揮官……第四隊由王金髮為隊長,攻擊軍裝局。其實為天然之形勝,守易而難攻。自攻擊點起,以至軍裝局頭門,約有三千米之遠,巷道深奧,門柵重疊,城池堅固,守備嚴重,防禦綿密,乃為各官局之首。凡察杭垣陣地者,無不以此為最險、最難之區,乃敢死隊竟自起點以至軍裝局頭門,直前衝鋒,勢如霹靂。惟入頭門為賊軍偷刺隊員周堯吉君一員,而軍裝局遂入吾手矣。

從這篇報道可以看出,杭州之光復,有驚無險。對於驍勇善戰的王金髮來說,這樣的冒險根本算不了什麼。杭州光復以後,各界在咨議局開會,歡迎立憲派名流湯壽潛自滬抵杭。雖然王金髮極力反對,但大多數黨人都贊成湯壽潛為光復之後的第一任浙江都督。王金髮曾十分憤怒地說:「予等拼性命,炸軍庫,而湯某坐火車來,為現成都督,奈何坐視不管?」辛亥革命的戲劇性就在這裏,革命黨人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了天下,其結局都是拱手相讓。繼黎元洪當了都督之後,湯壽潛又成了浙江都督,而江蘇巡撫程德全也搖身一變,成了光復以後的首任江蘇都督。辛亥革命一開始便表現了它的不徹底性。革命黨犯了一系列錯誤,他們只想到要把清朝政府推翻,推翻了以後怎麼辦這個更重要的問題,卻從來沒有認真想過。

辛亥革命的真正受益者,是竊國大盜袁世凱。如果不是辛亥革命,袁世凱註定要老死在他的老家。我曾見過一張充滿田園風味的老照片,被清政府打入冷宮的袁世凱,穿着一身蓑衣,蹲在一條小木船上釣魚,彷彿一位地地道道的老農,讓我難忘的是他那雙並不安分的眼睛。清朝統治者顯然意識到,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對於大清的江山,有比革命黨人更潛在的危險。事實也是如此,已被解職遣回老家,而且打算永不敘用的袁世凱,在辛亥革命爆發的第五天,便被清政府任命為湖廣總督。袁以「足疾」尚未大愈,既不堅辭,也不請求賞假,借故拖延。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此時公然挾革命黨以自重,明目張膽地要價,誰都知道重用袁世凱是飲鴆止渴,但是走投無路的清廷,到了這節骨眼上,也只好閉着眼睛喝下這杯毒酒。1911年10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義后的第18天,袁世凱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於是,袁世凱走馬上任,非常嫻熟地玩弄他的兩面手腕,先給革命黨人一個下馬威,讓革命黨人知道他的厲害,然後繼續向清政府要挾。在他上任的一個月之後,袁世凱率兵攻佔了武漢的漢陽。

和姦雄袁世凱相比,所有的革命黨人都像天真的小孩子,王金髮反對湯壽潛當浙江都督,並不是他的覺悟比其他革命黨人高,而是他有一種最樸素的農民思想,這就是憑什麼要輕易地把自己應得的東西讓給別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麼雅緻,那麼從容不迫,那麼文質彬彬。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有時候也需要一些小小的手段。袁世凱的厲害,就在於他讓革命的正方和反方都奈何不了他。袁世凱攻下漢陽之後,完全可以一鼓作氣,趁勢拿下武漢三鎮,但是他故意不打了,要和革命黨人談判。軍事上完全處於上風的袁世凱,要談判,當然佔盡便宜,革命黨人在漢口英租界開會,決議「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大總統」。幾個月以後,袁世凱果然成為了大總統。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大總統。在他之前,孫中山雖然當了一個多月的臨時大總統,可是很快便被袁世凱所取代。

革命黨人還真應該向袁世凱學幾招。在江浙革命聯軍攻克南京的當天,同盟會領袖之一的章太炎提出的口號是「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光復會誓言中也有「功成身退」的警句。所有這些政治高調,抬高了革命黨人的身份,也給革命黨人帶來了許多無形的傷害。辛亥革命的成果,真正落到革命黨手中的微乎其微。很多並不革命的人搖身一變,從清朝政府的官吏變為民國的新官僚。繼江蘇巡撫程德全成為反正的江蘇都督,廣西巡撫沈秉坤,安徽巡撫朱家寶,福建的統制孫道仁,統統變戲法似的成為了省一級的大都督。好在陳其美和王金髮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他們沒有溫文爾雅,趁亂撈到了都督的頭銜,管他做得長久不長久,先當了都督再說。在辛亥革命的一系列反正運動中,再也沒什麼場景,比陳其美當都督,更充滿了戲劇性,《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一書上有這樣的記載:

開會時,李平書先生先發言,跟着李英石、陳英士等幾位依次講話,場內很安靜。但在推選都督時發生了爭執。李平書和商團代表及起義軍官,都推李英石當都督,說他軍事學識淵博,指揮上海光復任重功高。同盟會方面的代表則推陳英士當都督。雙方爭執不下。黃郛脾氣躁,第一個拿出手槍來威脅平書先生,說是陳英士首先進入製造局有第一功。在場的起義軍官也都把手槍拔了出來,說陳英士進位造局后即被拘禁,後來是李英石指揮起義軍和商團打下來的,彼此爭論不休。劉福標原在會場內靠牆站着,這裏突然高舉一顆手榴彈,大呼:「都督非選陳英士不可,否則我手榴彈一扔,大家同歸於盡!」

2

王金髮當上紹興都督,同樣有趣。陳其美在上海選都督,那時候,王金髮和蔣介石等皆在杭州。以此二人的脾氣,若在上海,扮演逼宮角色的必是他們無疑。王金髮完全可能拔出手榴彈來,做和劉福標同樣的事。事實上,就算是在杭州,王金髮也不是省油的燈。據說他也一度拔出了手槍,威脅大家預備推舉的湯壽潛,由於陶成章的勸阻,才又把槍放了回去。王金髮當時打出的一張反對湯壽潛出任浙江都督的王牌,就是「秋瑾被害,喧傳湯壽潛曾贊一詞」。這裏面難免有莫須有的意思,純屬是搗蛋,然而湯壽潛拿王金髮這樣的莽男兒也沒辦法,自己在眾人的擁戴下,當了浙江光復后的第一任都督,總得分一杯羹給王金髮。最初的位置是浙江都督府的實業部長,王金髮堅辭不受,於是改派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

辛亥革命最初的那幾個月里,中國最大的奇觀,就是一下子不知冒出來多少都督和民政長。城頭變幻大王旗,改朝換代的機遇終於來了,人五人六地都跳了出來。僅以我比較熟悉的江蘇而論,就有蘇州府的江蘇都督程德全,清江浦的都督蔣雁行,松江府的上海都督陳其美,鎮江府和江寧府的都督林述慶,無錫軍政府司令秦毓鎏,揚州府軍政長徐寶山,太倉州軍政長洪錫范,常州府軍政司令何健,淮安府軍政長盧根鏊,徐州府民政長朝志正,海州民政長何鋒鈺,以及海門廳民政長梁孝熊。光復前,江蘇共轄八府三州一廳,不到一百天的時間裏,各有其主,革命的成果被迫不及待地瓜分一空。

浙江的情況我不太熟悉。反正王金髮放棄了寄人籬下的實業部長一職,寧為雞首,不為牛後,選擇了紹興軍政分府都督。出任紹興都督,是王金髮生涯中,繼落草為寇當土匪、在上海灘當殺手之後的又一傳奇。由於王金髮當過強盜,許多人都知道他的莽撞,因為在他上任伊始,他便以強盜都督而聞名。王金髮人還未到紹興,民間已經紛紛傳言,說王金髮要回紹興替秋瑾報仇。一時人心惶惶,那些和秋案有關的人士,知道革命黨人饒不了自己,要麼逃之夭夭,要麼變戲法似的,趕緊把自己也打扮成擁護革命的模樣。在王金髮到達紹興之前,紹興的舊官僚們,見風使舵,打着「咸與維新」的招牌,由曾在浙江巡撫衙門當「摺奏師爺」的章介眉,串通紹興的末代知府程贊清,臨時拼湊成立了一個「紹興軍政府」。這章介眉恰恰是第一個應該對「秋案」負責之人,當年正是他主張先斬後奏,動筆草擬了浙江撫署處理秋案的奏稿,「正法」了女俠秋瑾,後來又是他出壞點子,慫恿繼任的浙江巡撫增韞,平毀西湖邊的秋瑾墓。

魯迅是紹興假光復的見證人,他在《范愛農》中寫道: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都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箇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

據說王金髮本來準備向東南方向發展,帶兵去浙江的衢州,光復衢州只是王金髮的一個借口,其目的是為了要向剛上任的浙江都督索兵索餉。湯壽潛被他逼得十分為難,合署不寧,甚至都有了辭浙江都督的打算。這時候,徐錫麟的三弟叔蓀從紹興來,報告了紹興的假光復,希望王金髮能去紹興。王金髮先是不肯,因為他此時正好讓湯壽潛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王金髮採取的是胡攪蠻纏的「搗蛋法」,好歹和湯壽潛耗著,看這個窩囊的浙江都督怎麼辦。那天晚上,王金髮春風得意地去杭州的挹芳菜館赴宴,席間經叔蓀的再三勸說,加上幾杯酒下肚,王金髮終於動了心。他一鬆口,湯壽潛求之不得,立刻封他為紹興軍政分府的都督。

史料上並沒有說王金髮為什麼鬆口,想像中,一定是來自紹興的叔蓀在言談中,搔到了王金髮的癢處和痛處。紹興是王金髮的革命根據地,在老百姓心目中,王金髮既是革命黨人,也是著名的強盜頭子。不管怎麼說,王金髮在紹興大名鼎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富貴不還鄉,如穿錦衣夜行,革命既然已經成功,應該是王金髮露露臉擺擺威風的時候了。王金髮當時的神氣勁是不難想像的,當叔蓀來杭州剛和他見面時,面對昔日恩師徐錫麟的三弟,王金髮不等對方開口,就十分爽快地送了一支手槍給他。他這人顯然是一身的山大王脾氣,想怎麼就怎麼。凱旋班師回紹興,無疑有讓他興奮的一面,而且去紹興不比去衢州,紹興有許多舊部下,王金髮只帶兵三百就足夠了。

王金髮回紹興真是出盡了風光,人們排著隊,在西門等了一天等不來,忽然聽說是第二天才會到,並且不就近從西門進來,而是繞道從東門走,理由從東門進紹興比較吉利。這也不知是哪位風水先生占的卦,過去出兵,班師回朝,都習慣從北門入城,所以北門也稱得勝門或德勝門,譬如北京的德勝門就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又一次排了隊等到天黑,好在月色很好,加上有火把、風燈和新糊的紙燈籠,還能湊合著看清。原來的紹興知府程贊清,由兩個舊差人攙扶著,戰戰兢兢地站着恭候,遠遠地看到王金髮的革命軍來了,非常做作地衝到河灘邊上,兩手高舉,向前打躬,行的仍然是前清的官禮。這也不能難為他,「咸與維新」,究竟怎麼叫新,小小的知府怎麼弄得明白。

王金髮一行是乘白篷船來的。在江南水鄉,人們出行,照例都是坐船。幾支快櫓搖著,搖幾櫓,便朝天胡亂放幾槍,彷彿扔爆竹似的。那船終於到了城門口,大兵浩浩蕩蕩地上岸,穿着軍服,打着裹腿,腳上是草鞋,持槍分兩排站好,如臨大敵。那情形好像做戲,鑼鼓聲響了一陣以後,英雄人物才可出場,早了,就沒那個效果。於是王金髮慢騰騰下船,慢騰騰上馬,在前呼後擁中,在夾道歡迎的紹興老百姓的眼皮底下,慢騰騰進城轉一圈。此時的王金髮,自然不會把那位前來歡迎的舊知府,放在眼裏。王金髮騎着馬,高高在上,誰都能看見他剛剛剃的光腦袋。我不知道這剃光腦袋,是否因為留學東洋,從日本人那學來的,後來的蔣委員長也是這毛病,硬是把腦袋弄得賊亮賊亮,有莊嚴的一面,但是也難免有滑稽的一面。要知道,辛亥革命男人們才開始剪辮子,光光的腦袋讓老百姓看了,真不知會怎麼想。王金髮在大街上繞了一圈,神氣十足地過完了頭一把都督癮,來到府衙門,堂而皇之地進去了。那三百士兵也跟了進去,排隊站在那唱歌,唱了幾首才解散了。

這以後,前來犒勞的就沒斷過。人們牽着手,趕着豬,抱着雞和鴨,挑着酒,進出府衙門。王金髮也沒什麼架子,誰來了都見。最先拜訪他的,自然是那些地方上的革命黨人,譬如魯迅和范愛農。後來成為大文豪的魯迅,此時不過是紹興一家中學里的監學,這監學也還是臨時的,因為四個月前,魯迅憤然辭去了該校的普通生物教師一職,後來由於學生的強烈要求,因為辛亥革命爆發,學校工作無人主持,才勉強上任。革命軍興,謠言四起,紹興地處偏僻,什麼樣的傳說都有。反革命的謠言不斷,於是以其矛還其盾,魯迅等便用革命的謠言對付反革命的謠言。魯迅當時提出的辦法,是組織學生「武裝演說隊」,上街進行革命宣傳,散發「溥儀逃,奕被逮」等傳單,煽風點火,滅敵人志氣,長自己威風。

魯迅領導的學生,雖然拿的只是體操用的槍,但是在安定地方這一點上,起了積極作用。說起來真可笑,那體操用的槍,並沒有真的子彈,就算能找到幾顆,也是那種光能噴火,卻不能殺敵的練習彈。當時傳說有一隊潰散的旗兵將從紹興經過。民間最怕的就是潰兵,潰兵比土匪更不像話,於是店鋪紛紛上了鋪板,怕潰兵搶劫。為了安定民心,魯迅率領學生「武裝演說隊」上街闢謠,學校里教體操的體育老師,當時還沒有剪辮子,把辮子在頭上打了個結,滿頭是汗地走在最前頭。體育教師平時上課,用的是一把細而長的指揮刀,這時候也換了把可以砍死人的大刀。這一招還真管用,學生「武裝演說隊」所過之地,店鋪膽子立刻就大了,立刻開門做生意。

王金髮要來的第一天,魯迅親率學生在西門外,白白地等了一天,一直等到深夜,眼見着沒希望了,才散隊回家睡覺。那天晚上很冷,大家不得不生火取暖,肚子餓了,學生年紀輕,扛不住,便去附近的小館子敲門買東西吃。魯迅有個叫孫德卿的同事為人慷慨,掏錢購了幾百個煮熟的雞蛋給學生。在王金髮到紹興當都督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魯迅和范愛農專程到都督府拜訪他,因為大家在日本時就熟悉,范愛農和王金髮還有一段同船的經歷,且都是徐錫麟的學生。從目前可以查到的資料看,不知道他們當時說了些什麼,唯一可以留給人們談天的材料,是范愛農看着王金髮的光頭有趣,毫不客氣地上前摸了摸,說:

「金髮哥哥,儂做都督哉!」

王金髮當時很窘。剛做了官的人,有時候非常想見熟人,因為唯有熟人,才能想到你是混闊了。有時候也怕見熟人,因為熟人最知道自己的老底,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自己混得再闊,你還是你,有些事永遠改不了。

3

王金髮當紹興都督的功過,是他最引人爭議的一筆。毀之者,一味惡毒攻擊,譽之者,找出種種理由為其辯護。為了寫這篇小說,我重新系統地閱讀了一些書,獲得的印象是,對於王金髮,過去的評價,毀超過了譽,近年來的評價,卻是譽超過了毀。所引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材料,區別只是在於解釋。魯迅仍然是必須被借用的,毀譽雙方都能在魯迅的著作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證據。王金髮遇難已經八十多年,事實上,他早就被人遺忘了。正像我在小說一開始所說的那樣,王金髮能在後來偶爾被人提起,還是大家讀了魯迅著作的緣故。

事實上,王金髮只做了八個月的都督,而在這八個月中,他也不是一直留在紹興。從1911年的11月,到次年的7月,在這所謂當紹興都督的日子裏,王金髮曾數次離開紹興。1912年1月1日,孫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據說王金髮應陳其美之邀,化裝為「總統專列隨員」,身攜雙槍,暗中保護孫中山。沈鵬年所撰《孫中山和王金髮》,記載了當時陳其美對邵力子解釋這麼做的必要性:

我們革命黨慣用暗殺手段對付清廷的顯要權貴,也要防止他們用暗殺的手段來傷害孫先生。有王金髮擔任秘密保衛工作,就可以放心了。

我不知這資料是否靠得住,反正從當時的舊報紙,如記載革命黨人事頗多的《民立報》上,見不到王金髮在隨行人員名單中。既然是化裝,自然不會在名單上了。王金髮屢次去上海是無疑的,否則,發生在1912年的陶成章被刺案,就不會和他有絲毫的牽連。王金髮在陶成章遇刺前兩天,曾在上海的匯中旅館飯廳和陶見過面。這次見面時,陶成章告訴王金髮,自己擬入廣慈醫院治病。兩天後,陶成章在廣慈醫院被刺,王金髮因此也背上了黑鍋。其實王金髮屢去上海的真正原因,是想和陳其美等革命黨人,保持密切的聯繫。因為此時革命雖然成功,但是革命的成果並不掌握在革命黨人手裏。

王金髮的紹興軍政分府,雖然只管轄府屬八個縣,客觀上起著和在杭州的省都督府分庭抗禮的作用。從一開始,王金髮就沒把不是革命黨人的浙江都督湯壽潛放在眼裏。以王金髮的資歷,一個省的都督位置,還輪不到他來做,不要說是他,就連陳其美,也只是挂名上海都督。當時的上海和今天的概念大不一樣,屬松江府,歸江蘇管轄。雖然都是都督,在性質上有着本質的區別。陳其美在上海,王金髮在紹興,都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兒。這兩個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紹興,遙相呼應,大搞獨立王國,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嵊縣文史資料》第八輯上,刊登了湯壽潛致王金髮的一封信,註明日期是1912年9月29日。這日期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此時,湯壽潛已不是浙江都督,王金髮也不是紹興都督。正確的日期應該是1911年的11月16日,信尾的日期「九月廿九」是陰曆:

季高仁兄大人麾下:

在杭得聆偉論,許為血性男子,恨相識之晚。司令部言,麾下願往紹興彈壓土匪,畫錦一行,便擬北伐,心焉壯之。一到紹城,即以軍府聞,旋且以都督聞,初猶疑告者之過,今且接奉電告矣。下走無分寸功勞,且靦然而屍素於此,若麾下之勞苦功高,裂土而封,誰曰不宜。以懷負偉略如麾下,必不待一都督為重輕,且都督可也,因都督而越許可權,竊以為過矣。浙江收入,悉抵洋款,鹽茶局為收入一大宗,此款一經截留,彼族必來指詰,其時斷非空言所能應,勢必藉詞幹涉,是瓜分之端,自吾紹而開,且自下走所許之好男子而開,下走同為紹人,不敢不盡言以相告,無為此得小而失大也。猶記麾下瀕行,以同為紹人之故,諄諄焉以尊重榮譽相勖勉。麾下豈不知都督之榮譽,遠不如英雄之榮譽為尤大乎。里人來,盛傳麾下遇衛士小有所擾於市間,輒槍斃之,執法之嚴,保民之切,所謂英雄者自宜如是。鹽茶局票據簿冊,似應發還該局,派員監督以促其進行,防其混匿則無不可,尚有存款,除扣下五千元外,還祈照解省城。敢因麾下之嚴於衛士,而冀英雄決不嚴於人而貸於已,不辭饒舌而告前途之榮譽有信於都督者。願垂意省覽,惟亮察,不盡。

意城兄均此致意。

弟名正肅九月廿九日

重讀這信,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此時的王金髮,不過當了一個多星期的都督,無法無天,膽大妄為,已經可以窺一斑而見全豹。原信中,凡遇「麾下」這一敬稱時,無不另行頂格。這真不像一個上級給下屬寫的信,正如湯壽潛信中所言,他於光復無分寸功勞,然而既然尸位素餐,已經當了浙江省都督,有些話卻不得不說。光復以後,到處都是些自稱「草」字頭的人物,「草」字頭是革命黨的另一種說法,湯壽潛活脫是一個受氣都督的形象。好在他受氣的時間並不長,當王金髮在紹興鬧得越來越不像話的時候,他已經調到南京擔任臨時政府的交通總長。

據說孫中山從海外回國,陳其美曾電召王金髮赴滬進見。見面時,孫中山想不明白,問王金髮為什麼寧願去紹興,不願留在省城杭州任職。王金髮愣頭愣腦的回答讓孫中山很滿意。王金髮說自己想在紹興練兵,然後率兵北伐,滅此朝食,直搗黃龍。他一生的可愛,都體現在這莽男兒的「莽」字上面。孫中山稱王金髮為「東南一英傑」,就是在這次見面時說的。不久,孫中山便任命王金髮為北伐軍副司令,這可是一個不算小的職務,由於南北議和,北伐並沒有真正實施,王金髮的副司令,也就是一個短暫的空銜。不管怎麼說,在紹興招兵買馬,積極備戰,這也許是王金髮的初衷,但是隨着革命形勢的變化,王金髮很快就把自己說過的話,忘到腦後去了。

辛亥革命帶有很強烈的速成性質。從日期上看,10月10日,武昌首義,隨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11月初,上海和杭州光復,11月6日,陳其美任上海都督,11月16日,王金髮任紹興都督,12月29日,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一個多月以後,孫中山辭職,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變化實在太快,半年前,由於黃花崗起義失敗,革命跌入低潮,然而從低潮轉入高潮,這中間連過渡都沒有。革命成功如此容易如此省事,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只要清朝政府下台,革命黨人和昔日的仇敵握手言和,化干戈為玉帛。王金髮的練兵,準備北伐,顯得毫無意義,也完全沒那個必要,歷史並沒有為王金髮提供帶兵打仗的契機,像他這樣善於衝鋒陷陣的莽男兒,是否會成為一名卓越的軍事指揮官,這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被勝利沖昏頭腦,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革命黨的好心,給了壞人可乘之機。不要說是像王金髮這樣的草莽英雄,聖賢如孫中山和黃興等傑出人物,對袁世凱的竊國野心,在當時也缺少必要的認識。孫中山就曾一度以為天下太平,親自投身鐵路考察,想以實業讓中國迅速富強起來。許多革命黨人自命清高,功成身退,羞於做官,乾脆去歐洲留學念書。王金髮當了都督以後,也頒佈了許多改革措施,他是山大王出身,辦起事來說一不二,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還有一招也讓老百姓皆大歡喜,這就是開倉放賑,豁免一年的錢糧,減除苛捐雜稅,飭令富商糶平價米,平抑市場糧價。此外,在殺人方面毫不手軟,據說王金髮先後殺了五十多個魚肉百姓、反對維新的地頭惡霸,其中有不少還是王金髮親手處決的。

王金髮隆重公祭了徐錫麟和秋瑾等革命先烈,厚恤先烈家屬,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王金髮當年被迫逃進深山當土匪,如今衣錦還鄉了,所有欠的舊賬都一筆筆清算。那個對「秋案」應負責的章介眉自然不會放過,由於他已經先一步「咸與維新」,夥同原知府程贊清搞了一個所謂「紹興軍政府」,並自任治安科長,王金髮便以「有要事商量」,將章介眉誘至府衙門猝然逮捕。王金髮顯然喜歡戲劇性的場面,在逮捕章的同時,他派兵出其不意地封鎖了章宅,然後調齊章告密的案卷,準備舉行公開會審。在那段日子裏,章介眉被戴上紙糊的高帽,遊街示眾,並讓他跪在秋瑾烈士就義處的古軒亭口,在他頭頂套上一隻火油箱做的桶,邊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塊,供路人經過時敲打和投擲。

公審章介眉本來可以成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公祭了秋瑾和徐錫麟兩位先烈以後,人心都很激動,殺了章介眉,猶如大熱天裏吃一塊雪糕,既降溫又解渴。殺了章介眉,「秋俠雖死,亦可瞑目九原,含笑泉壤矣」。在大家看來,章介眉是死定了,章介眉死有餘辜。事實上,王金髮一開始也打定主意要殺章介眉,這樣的社會蟊賊,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嚴懲就對不起革命先烈。可是結果卻出人意料,王金髮似乎心慈手軟起來,稀里糊塗地就把章介眉給放了。王金髮不殺章介眉,是後人一直指責他的地方,魯迅在許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此事,很有些怪王金髮徒有婦人之仁。落水狗不痛打,待一上岸,輕則灑人一身水,弄不好還會被他咬一口。事過二十多年以後,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魯迅仍然憤憤不平地說:

終於將那主謀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

其實不殺章介眉,恰恰是當時最流行的大趨勢。王金髮在一篇告示中煞有介事宣佈:「現在共和之局已定,斷無再有反對之人。」這種糊塗思想,很自然地會導致輕敵的麻痹思想。因此不殺章介眉,不能僅僅看做是婦人之仁。王金髮寬宏大量地說:「本都督推誠相見,無詐無虞,願我同胞,共喻斯義。」王金髮的用心是好的,革命的形勢發展實在太快,昨天的敵人,轉眼間都成了一條戰線上的朋友,中華民國說成立就成立,大清朝說沒影就沒影。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糾纏在王金髮腦子裏拐不過彎來。殺一個章介眉,對於出身綠林大學的王金髮來說,小事一樁,能有這個器量不殺他,還真不容易。有些資料把王金髮刀下留人,看成是因為章介眉的能言巧辯,是他搖尾乞憐,蒙得王金髮相信了他的鬼話。

依我的想法,王金髮再糊塗,還不至於如此輕易地就上章介眉的當。所謂「際此光復,毀家紓難,我亦不辭,故罄我所有,以充軍餉,以謀公益,以營秋社,均無不可」這番鬼話,打動了王金髮的說法實是靠不住的。章介眉已是死老虎,他的那點家產,即使是不想交出來,王金髮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將其沒收。王金髮當土匪的年頭雖然不長,可是綁票勒索這些小伎倆,再熟悉不過。章介眉無論如何狡猾,都逃不出王金髮手心。王金髮放過章介眉,最重要的原因,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僅是王金髮,所有的革命黨人,都陷於形勢一片大好的迷糊之中。同盟會的第二號人物黃興,竟然特意派人從南京趕來說情。如果我們說王金髮錯了,那麼就是說黃興也錯了,在當時的大背景下,不是王金髮不想殺章介眉,而是革命黨人的大多數,不想殺人積怨。

王金髮作為一個小小的紹興都督,不殺章介眉,有着十分合情理的歷史必然。辛亥革命后的中國,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許多。殺人解決不了問題,不殺人又會出問題,這事實上是中國革命者在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尷尬。殺人不眨眼的王金髮不得不向形勢讓步,忽然有了菩薩心腸,他非常戲劇性地抓了章介眉,同樣帶有戲劇色彩地釋放了章介眉。章介眉果然「毀家紓難」,將自己財產的一半,即田產3000餘畝,現洋5萬元,捐獻給紹興軍政分府。王金髮派出16名衛兵,用轎子抬着章介眉,將他浩浩蕩蕩地送回家。

4

如果王金髮所頒佈的政令都能實施的話,他會成為一位了不得的父母官。他雷厲風行地禁止鴉片,說不讓抽,就不讓抽,誰抽就殺誰的頭。他委任魯迅為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用魯迅的話說:「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王金髮甚至還允許紹興那麼一個小地方,可以辦一張《越鐸日報》,這張報紙的創刊詞就是魯迅寫的,當時署名是黃棘。這時候的魯迅還沒開始後來的白話文學創作,偶爾寫幾篇小說,也是文言文。他的《〈越鐸〉出世辭》頗有些文學青年的味道,在聲明辦報宗旨時,拋出了一大堆口號:

紓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這其實是一些書獃子在自說自話,不過是鑽了王金髮這個粗人的空子。在一開始,王金髮便被大家稱做強盜都督,他雖然時不時要擺擺都督派頭,可是許多舊相識,依然稱呼他為「金髮大哥」。要知道,王金髮身為革命黨,從來就沒有什麼革命的理論,更沒有什麼遠大的革命理想。他以驍勇善戰敢於出生入死而名噪一時,一旦政權到手,根本就不知道應該如何當都督。坐天下和打天下常常是兩門完全不同的學問,王金髮從來就不是一個當官的料子,革命的結局卻造成他可以做官。魯迅在談起他們當時為什麼要辦報時,曾說過是害怕王金髮走向腐敗,要用輿論監督他。謝震《王季高君行述》在談到王金髮督紹時的表現,曾委婉地指出了他的不足:

逸之為人,天性豪邁,而急少涵養,又無遠慮,故其行亦瑕瑜互見。

瑕是玉上的斑點,瑜是玉的光澤,中國人說話的藝術通常是滑頭,所謂瑕瑜互見,包括瑕不掩瑜,其實都是指的缺點和毛病。一個做老百姓的父母官,瑜是應該的,為官不做好事,還做什麼官。事實上,王金髮當都督沒多久,就開始變得不像話起來。像他這樣的草莽英雄,躲得過戰場上的真槍實彈,未必躲得過糖衣炮彈。舊的習慣勢力,總是比我們想像中的強大還要強大。當舊不是新的對手時,它最絕妙的一手,就是迅速地把新也變成舊。王金髮當了都督以後,很快就被祖傳的捧法,捧得忘乎所以,今天送衣料,明天送魚翅,耳朵邊全是肉麻的好話。難怪魯迅他們會看不慣:

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裏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越鐸日報》充滿了戰鬥性,這張報紙令人想起魯迅先生後來的文風。開首便罵軍政府,罵那裏面的軍人,接下來膽子更大,罵都督,罵都督的親戚,罵都督的姨太太,罵都督的同鄉,凡是一切不順眼的,都罵。魯迅在《軍界痛言》一文中指出:

今也吾紹之軍,其自待為何如乎?成群閒遊者有之,互相鬥毆者有之,宿娼尋歡者有之,捉賭私罰者有之……身膺軍國民之重政,而演無聊賴之惡劇。

敢罵王金髮,還真要有些膽子才行,魯迅是條漢子,一起辦報的也都是硬骨頭。革命能讓所有的人都頭腦發熱,連皇帝都下台了,一個小小的都督,有了錯,憑什麼不能罵,而且這錯都是禿子頭上的疤,明擺着的。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一開罵就是十幾天,連篇累牘,不順眼的事實在太多,罵完了這個,又覺得那個也應該罵,於是接着再罵。有人傳話到魯迅家裏,說王都督很生氣,他出錢辦報紙,怎麼還老罵他,真是太不給面子了。消息傳得有些走樣,又說王都督要派人拿手槍來殺人。魯迅的母親自然嚇得要死,害怕自己的寶貝兒子有個三長兩短。王金髮那強盜脾氣真犯起來,十個魯迅他也敢殺。

身為山會師範學堂校長的魯迅,雖然比王金髮大了兩歲,這時候也不過才三十剛出頭,年輕氣盛,不相信王金髮真敢殺了自己。王金髮畢竟是革命黨,革命黨如何會胡亂殺人?魯迅當了校長,本來是有200元開辦費的,於是索性幽默一回,再去找王金髮要經費。王金髮氣不打一處出,板着臉說:「又來拿錢,人家都把銀子送到我這來孝敬,你倒好,反而還要來拿錢。要,就給你一些,下次沒有了。」魯迅得了錢,並不高興,因為辦學就得要錢,沒有錢就辦不了學校,將就著又幹了沒幾天,錢用得差不多了,便辭職。王金髮那裏仍然憋着火,魯迅辭職,他也不挽留,照準,派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魯迅交出賬本,賬本上的餘款僅剩一角又兩銅元。那接收大員也不問錢是如何用的,一邊擤鼻子,一邊打哈哈。

魯迅辭職以後,便離開了紹興,到南京的教育部任部員,這部員大約也就是職員的意思。那《越鐸日報》在魯迅走了以後,繼續辦着,風格不見收斂,反而越罵越凶,越罵越尖刻。王金髮先禮後兵,派人偷偷地給報館送了500大洋去。這是變相的行賄,幾位主持報社工作的就兩個問題展開討論:問題一,收不收錢;問題二,收了錢,還罵不罵。結果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即錢照收,人照罵。收錢,是因為報館缺錢,王金髮拿錢來,收了他的錢,等於把他當做了股東,讓王金髮當股東,這是給他面子,收錢是看得起他,此其一。股東有錯,有錯必糾,當然不能徇私了斷,當然還應該罵,橋歸橋路歸路,此其二。王金髮沒想到會被如此對待,這下子可真惹火了,於是一班兵大爺衝進了報館,不管三七二十一,見誰打誰,逮住了來不及跑的書獃子們一頓暴打。最糟糕的是報館的主持人孫德卿,大腿上活生生地被刺了一刀。秀才碰到兵,從來都是有理說不清,當初王金髮來,正是這孫德卿熱心地買了大批熟雞蛋,慰問前去迎接王的學生,轉眼不過幾個月工夫,竟然受此虐待,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幸好魯迅先生已經離開了紹興。要不然,活生生地刺一刀,吃幾拳頭踢幾腳,怕是最起碼的。那孫德卿吃了一刺刀,疼得大怒,從此以宣傳軍政府橫暴為己任。他跑到照相館,脫了衣服,拍照為證,可是究竟如何才能展示那刀痕,卻讓攝影師十分為難。若拍全身照片,刀痕小得幾乎看不見,不拍全身,只取刀疤,又如何能證明受傷者的身份。結果還是拍了全身,印了幾十張,到處送人。想想那個時代的人真有趣,雖然不能像今天這樣動輒電視實況轉播,但是似乎也已經很科學了。拍照送人在當時似乎很時髦,如陶成章被刺以後,遺容便被拍了照送人收藏。魯迅收到孫德卿所寄的照片,委實嚇了一跳,照片上赤條條一個男人,春宮不像春宮,若不看文字說明,還以為是一個瘋子呢。

王金髮的督紹,很快就有了禍紹的惡名。無論現在有人如何替他洗刷,王金髮迅速走向腐敗,這一點不容置疑。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天下自然得由老子來坐,這種不可一世的態度,不僅體現在王金髮一個人身上,更體現在他的手下一群人身上。軍紀敗壞成了大問題,滋擾民間的事情時有發生。《王季高君行述》上記載着:

一日王微服查緝,見有兵士在店強買,立命捉之出,舉槍疾擊死之。又一日,查得有屢在途調笑婦女之兵士一名,暗記其營哨號數,歸召其排長及該兵至,將該兵士縛大樹上,先以軍棍擊排長十百下,數其縱兵殃民之罪,然後起身自舉槍,斃此士兵……

王金髮當了都督以後,其管理手段,仍然是綠林好漢的一套,而且他對殺人有癮,喜歡親自執行。事實上,軍紀並不因此改觀,恰恰相反,在王金髮督紹的八個月里,自上而下的腐敗越演越烈。孔夫子曾說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孟夫子也說過:「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於王金髮不能正確對待自己,他也不可能正確對待別人。譬如在用人方面,王金髮對自己的親戚故舊,大放肥缺,他的舅舅是鹽稅局長,他的姨表弟是酒捐局長,禁煙局長是他的表兄,便宜都讓他熟悉的人佔盡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昔日對王金髮有恩的人,此時如買了績優股,大收股市飛漲的回報。那些平時從不來往的親戚,此時只要腆著臉上門,王金髮就絕不讓他們空着手回去。王都督如今已經是個闊佬,他反正有的是錢。

王金髮身上的浪漫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他是個喜歡排場的人,敢做敢當,居則警衛森嚴,出則前呼後擁。就連小老婆回娘家,也要帶着衛隊,一路吹吹打打。英雄難過美人關,王金髮納妾征婢,經常帶着她們「各乘駿馬,馳驟郊外,以為笑樂」。他還把自己的外公,從嵊縣接到紹興來共享富貴,用四人大轎抬着,並派人出城鳴炮列隊歡迎,嚇得老人家差點從轎子裏摔出來。敢如此折騰,自然是要錢的,而且要很多錢,於是他剛到紹興時的種種許諾,便成了說過就算的空話。造福百姓很快變成了魚肉鄉親,為民請命變成了要老百姓的命。王金髮打着籌餉的招牌,拚命撈錢,尤其是為手下的「三黃」大開綠燈。所謂三黃,即黃伯卿黃介卿黃競白,此三個位居要職,未及三個月便搜刮民財80萬,搞得當時的紹興人咬牙切齒。魯迅先生就說過「三黃弄權,混蛋透頂」。民間百姓乾脆利用戲文中的現成句子,大唱「可恨三王太無禮」,在江南方言中,「黃」和「王」同音,罵三王就是罵三黃。在1958年的鄉土史調查中,令人難以相信地發現,事隔已近50年,民間老百姓還能記得罵王金髮一夥的順口溜:

吃的油,

穿的綢,

遲早要殺頭。

第四章

1

紹興是越王勾踐卧薪嘗膽、演義吳越爭霸的地方。古越多俠士,像王金髮這樣的人,艱難困苦壓不倒他,對他有威脅的,是榮華富貴溫柔鄉。沒有什麼比醇酒和美人,更能消耗英雄俠士的鬥志。王金髮一共只做了八個月的都督。如果繼續做下去,結果當然好不了。從王金髮身上,不難看出辛亥革命的先天不足。辛亥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首先是袁世凱篡國,其次和革命黨人自身的毛病分不開。革命黨人有其幼稚不成熟的一面,譬如拱手把勝利的成果獻給了袁世凱。革命黨人還有其良莠不齊的一面,表現在一群人身上,是有好有壞,表現在一個人身上,也是有好有壞。晚節不保,是許多革命黨人致命的弱點,在不久以後的袁世凱稱帝的醜劇中,臭名昭著的「籌安會六君子」中,有一大半便是變質的革命黨人,其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顯然都在王金髮之上。革命黨人的迅速腐化墮落,是歷史值得引以為鑒的經驗之一。

袁世凱當了臨時總統以後,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決政令不統一的問題。這是他收拾革命黨人的第一步。除了保留省一級的都督之外,袁世凱下令解散各地的軍政府,王金髮領銜的紹興軍政分府自然也在解散之例。至於王金髮離開紹興時,究竟帶走了多少錢,一直是個算不清的賬。各種說法都有,反正他是帶走了一筆民脂民膏。正是用這筆錢,王金髮在上海舒舒服服地做起了寓公。他在上海花了5萬元購買了一棟建築精巧的洋房,地點在嵩山路附近,其豪華說起來讓人咋舌。內有議事廳、迷樓、花房、船室、佛樓、荷花池、汽車間、馬棚、屋頂花園等等。王金髮擁有兩輛私人汽車、四輛馬車,有司機,自然還得有馬夫。他到滬不久,便納名妓花寶寶為妾。花寶寶即楊月娟,是王為其贖身後改的名。有材料說王在上海同時或先後納花楊兩妾,其實錯了。一個人真要富起來,實在沒有底,王金髮揮金如土,生活奢靡,與革命時的莽男兒相比,早已判若兩人。

我見過有不少文章為王金髮在上海的聲色犬馬辯護,共同點是說他佯狂,是藉以掩蓋自己反袁的政治活動。這說法很難靠得住。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娶姨太太,捧劇場的坤角,以至吃喝嫖賭,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但是既當婊子,又豎牌坊,反而弄巧成拙。風流就是風流,沒必要硬為風流遮羞,硬往瀟灑臉上貼金。譬如蔡鍔和小鳳仙的故事,一定要把妓也描繪成俠的模樣,實在不符合情理。換句話說,把蔡鍔說成是佯狂還湊合,因為他儘管早在反袁稱帝前,就和小鳳仙有了感情,但是畢竟把袁世凱和小鳳仙兩個人都給蒙了。蔡鍔畢竟沒有當真娶小鳳仙為姨太太,他們畢竟只是臨時湊合。郎才女貌,男人在京城遠遊,在解決性的問題的同時,把感情問題也順帶解決了,把這些事說白說直,也沒什麼了不得。小鳳仙怎麼說,也只是個妓,有些人的毛病,就是不肯實事求是,不是把妓說得太好,便是太壞。

蔡鍔英年早逝以後,有人代小鳳仙擬了輓聯:

不信周郎竟薄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這是七言聯,文人好事,七言不過癮,又代擬更長的:

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因緣成一夢;

幾年北地燕支,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文人的感覺往往和妓差不多,當然主要是指的那種失意感。中國的古代詩人就喜歡以美人遲暮自比。我不是想在此調侃文人,而是想藉此說明一種風氣,這種風氣就是男人有風流韻事,在辛亥革命前後,不僅不遭受譴責,相反被人們津津樂道地讚賞。無情未必真豪傑,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這些現成的詞都是送給風流男人的。老實說,和妓女在一起尋歡作樂,未必就妨礙了王金髮的英雄本色,但是風流瀟灑,有時候也確實可以成為掩蓋男人慾望的遮羞布,當做走向墮落的敲門磚。大上海的十里洋場,是一個巨大的銷金窟,王金髮有多少錢,在這也派得上用場。早在紹興當都督時,王金髮做了什麼過頭的事,就有人向他委婉地指出,然而他不屑一顧,為自己開脫:「古今成功者,都這樣!」

充分享受榮華富貴,這便是王金髮對成功的理解。很多革命者,在卧薪嘗膽時期,他們生命中所有帶光澤的東西都閃閃發亮。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們身上的卑鄙猥瑣,便統統暴露無遺。想想也是,幾年前,王金髮亡命深山,風餐露宿,革命意志不移。現在他作為成功者,作為民國的功臣,作為上海的闊佬,和那些被革命的對象已經沒什麼太大的區別。難怪毛主席他老人家後來要提出繼續革命的理論,繼續革命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僅王金髮變了,王金髮的母親也完全變了。在最艱難困苦的日子裏,她老人家寄食於廟堂,與討飯的老婦幾乎沒差別,現在也成了住洋房的闊老太太,享受着西式抽水馬桶,享受着一拉就亮的電燈,而且還有一棟專門為她佈置的佛樓,她要拜佛念經,就有雇來的尼姑陪着。

陳其美剛當上海都督的時候,有一次去上廁所,正好有一位士兵也在裏面方便。陳其美的衛兵大聲呵斥,讓那士兵趕快離開,陳其美因此很生氣,覺得自己的衛兵不應該這麼做。他十分嚴厲地批評了衛兵,並就此警告自己。革命成功以後,只是從上廁所這一件小事上,便能看出特權的可怕。不矜細行,必累大德。孔融《臨終詩》中有這麼一句:「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特權常常會給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喜悅,它能夠迷惑人,使人從喜悅不知不覺地過渡到自然和應該。王金髮就把自己今日的腐敗行為,看做是老子出生入死換來的,看做是天經地義。這也是王金髮的思想境界,和陳其美不能相比的地方。境界不同,結局也就不一樣。

王金髮為其在上海的寓所,題名「逸廬」。這個名字起得不俗,「逸」正好雙關,因為他的籍名就是逸。事實上,他真正安心做寓公的時間也不長,因為辛亥革命之後,容不得革命者當寓公,你不去惹別人,別人未必就會放過你。革命黨人以為天下從此太平了,卻不知袁世凱正磨刀霍霍。在初到上海短短的幾個月里,王金髮吃喝玩樂之外,興趣似乎轉移到了書法和篆刻上面。王金髮既然參加過鄉試,一手館閣體的小楷大約總是能寫的,我見到的則是行書,不算好,也不算太壞。值得一提的,是他刻的圖章,刀法沒什麼可取,內容卻像青年學生,有白文也有朱文,其中有化《論語》中的句子,「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還有「志士多苦心」,最有趣的是「無可奈何」和「逸廬主人」兩方章。「無可奈何」四個字組成了一個官的背景,這官還是明朝的打扮,那帽子上有兩根細細長長的小棍子戳出去。逸廬主人則是把「人」安排得非常小,小得還不到「廬」的六分之一。

從篆刻的內容來看,王金髮彷彿還不甘心墮落。但這仍然不足以當做是他佯狂的證據,有文章說王金髮所以走向墮落,是受了陳其美的熏染。因為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陳其美曾請王金髮和蔣介石到上海「一品香」吃過大菜,又請他們到清和坊的堂子裏打麻將。我不知道是否屬實,但是革命黨人在妓院秘密聚會,和革命成功之後的花天酒地,絕不可同日而語。陳其美從來沒像王金髮這麼胡鬧過,他們在人格上畢竟有區別。由於陳其美是蔣介石的恩師,蔣後來成為蔣委員長,反對他的人很多,而且蔣也確實留下了許多話柄,因此,陳其美既沾了蔣介石的光,也跟着他一起挨人唾罵。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就見過有文章稱陳其美為「楊梅都督」,意思是說他嫖妓時染上楊梅大瘡,這種謠言都是袁世凱僱用無恥文人捏造的,根本不足以為信。人們不太喜歡蔣介石,所以也和魯迅一樣懶得替他的老師辯誣。

2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這是袁世凱向革命黨人正式動手的信號。在此之前,武昌起義三位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張振武,被袁世凱和黎元洪找了借口,在北京殺害。宋教仁被刺以後,流言很多,正如兩年前,光復會領袖陶成章被刺時一樣,有人散佈謠言,說宋教仁是陳其美派人暗殺的。散佈這種謠言的目的很簡單,既可以掩蓋袁世凱的罪行,又可以挑撥革命黨人的不和。陳其美不作任何聲辯,他此時和王金髮一樣,已被解除了上海都督一職,以社會名流的身份蟄居海上,知道只有偵破此案,才可以真正令人信服地告白天下。陳其美熟悉上海秘密會社的情形,和各階層人物有着廣泛的聯繫,他暗中佈置自己的舊部,積極配合租界的捕房搜查兇手。

有文章談到偵破宋案的關鍵人物是王金髮,這種說法有些誇大。事實上,宋案被偵破的兩個突破口,其一是因為陳其美的一個手下,當了上海的電報局長,袁世凱及其爪牙與上海往來的電報,都能被其掌握。最初的線索都是在電報上發現的,哪幾個人有電報,哪些人有關係,按圖索驥,想跑也跑不了。其二是一位叫王阿發的古董商,在案發前,曾至宋案的嫌疑人應桂馨家去售字畫。應托王找人為其刺殺一個人,王找了一位姓鄧的朋友,鄧答應了,去應家面談,談妥之後,又後悔。宋教仁被刺以後,鄧看報紙,發現死者正是應桂馨讓其刺殺之人,於是把這事說了出來。

王金髮在偵破宋案時扮演的角色,就是陪同租界的巡捕前去捉拿應桂馨。他在辛亥革命前,曾是上海灘搞暗殺的好手,和敵人的殺手也算是同行,對這些熟門熟路。當時有着廣泛讀者的《申報》,以「妓院之尋緝」為題,報道了捕應桂馨的經過:

先是國民黨特派員某君出外偵察,知應夔丞近常在妓女胡翠雲家吸食鴉片,乃由總巡率領巡捕多名,至其處先向胡翠雲盤詰。胡謂應未至此,現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系蔡爾卿所請者,密訪不虛。乃復由總巡率領巡捕至迎春坊,先將該四弄弄口派人把守,以防逃竄。國民黨特派員入內上樓問,應君夔丞在座否,應答曰我在,某君曰,樓下有人與君會晤,應乃匆匆隨某君下樓,至門口即被捕。

這裏的特派員某君,就是指王金髮,而應夔丞就是應桂馨。隱去王金髮的真名本義是什麼,有各種推測,有人認為王金髮和陳其美有很深的關係,在案還沒有完全偵破的時候,讓人預感到和陳其美關係深的人介入此案,容易引起誤會和異議。不管怎麼說,王金髮重操舊業,牛刀小試,好歹又立了一功。應桂馨束手就擒,從他的住處抄出了許多證據,這些證據不僅有一支兇犯用過的三彈五響手槍,還有大量的足以證明袁世凱是本案主謀的真憑實據。宋案完全是一次有計劃有預謀的刺殺,元兇除了袁世凱之外,還有當時的政府總理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應桂馨不過是具體的執行人,由他直接收買刺客實施暗殺。

宋教仁在4月20日被刺,三日後,抓獲應桂馨,又過一日,抓獲應所指使的刺客武士英。至此,宋案已基本查清,袁世凱一夥完全陷入被動。到了第五日,孫中山聞訊風塵僕僕地從日本趕回上海,當天晚上在同孚路的黃興寓所,與陳其美、戴季陶、居正、柏文蔚等密商對策。孫中山認為,袁世凱破壞民國的罪惡已不可掩,應該乘着人心激憤之際,武力討袁,以除後患。他提出了「聯日」和「速戰」兩策,說日本與中國相鄰,關係密切,「助我則我勝,助袁則袁勝」,並願意親自再往日本接洽。黃興和陳其美等人,認為以法律解決為好,既然已經抓住了袁的把柄,是非自有公斷。畢竟國民黨已經成立了,天下已大同,對此複雜問題,宜持冷靜態度,而等待正當之解決。從感情上來說,反袁若藉助日本人,的確也為大多數革命黨人所不能接受,但是不藉助外援,以南方數省不足恃的武力,苟或發難,必致大局糜爛。

王金髮似乎還不夠格參加最高層次的密談。革命黨人最後決定聽由國會裁判。國會在袁世凱的控制下,所謂秉公裁判,自然成為一句空話。就在報紙上披露44件確鑿證據的那天,袁世凱和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善後借款合同》。這是中國歷史上借的最大一筆外債,有了這筆錢撐腰,袁世凱再也不怕國民黨和自己搗蛋。他解除了國民黨擁有的幾個省都督頭銜,他們是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革命黨人和袁世凱客氣,袁世凱就老實不客氣。在王金髮當了將近一年寓公的時候,討袁的二次革命終於爆發了,江西、安徽、廣東、福建四省差不多同時宣佈獨立,成立聲勢浩大的討袁軍。可惜討袁軍在戰場上,並不是袁世凱的對手,很快就處於下風。

二次革命中的王金髮,已不像辛亥革命時那樣衝鋒陷陣,出生入死大放光彩。儘管他那拚命三郎的餘威還在,然而終究是雷聲大,雨點小。1913年的7月20日,由於浙江的都督朱瑞宣佈「中立」,王金髮便在上海自任浙江駐滬討袁軍總司令,協助陳其美攻打製造局。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次王金髮變得有些理智,沒有冒冒失失地再次充當敢死隊隊長,而是申請後勤,為衝鋒陷陣英勇犧牲的將士輸送酒食。他的後勤工作十分差勁,據說行至半途,被人暗算,有壞人向汽車投擲炸彈,汽車受損,此事便不了了之。王金髮顯然沒有受傷,但是,從此就再也沒有在戰場上見到他矯健的身影。二次革命時,陳其美領導的討袁軍,在上海打得十分頑強,翻閱當時報紙,我們可以見到許多熟悉者的名字,譬如蔣介石、鈕永建、陳果夫、黃郛、居正,可就是很難找到王金髮。

說王金髮貪生怕死躲起來,無疑是一種不負責的說法,不過說他不像過去那麼積極,這一點大致不錯。也許是事出有因,王金髮的舊部都在紹興,在上海灘,他只是一個空頭駐滬總司令。陳其美雖然和他有很深的關係,但是他也不能把別人的人馬借給他用,和辛亥革命時一樣,革命黨人的武裝總是帶有組合成分,譬如什麼商團、浙軍、蘇軍、光復軍、奮勇軍,各有其主,別人調遣不得。除非王金髮放下架子,去做一位馬前卒,而他畢竟是當過都督的人,這個委屈如何受得了。有文章說王金髮向陳其美要餉,有了餉才能回家把舊部帶出來,陳自己忙得焦頭爛額,根本顧不上他,兩人因此有了齟齬。

事實上,滬上討袁之戰很快就失利,從7月18日陳其美在滬宣佈就任討袁軍總司令開始,到8月13日,上海討袁軍完全失敗,陳其美不得不避居租界,成了受通緝的要犯。在這段時間裏,除了那次半途而廢的輸送酒食,王金髮在幹什麼,找不到什麼文字記載。他的「逸廬」是不是在租界裏,我不清楚,能確切知道的,是儘管他表現消極,仍然被列入受通緝的名單。不管怎麼說,他是浙江駐滬討袁軍的總司令。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躊躇滿志的袁世凱通電全國,查緝「重要名人」70餘人,並開列賞格,一律以現大洋計算:拿獲黃興者10萬元,陳其美5萬元,王金髮竟然和柏文蔚李烈鈞等並列,值2萬元。

3

二次革命后,王金髮再一次陷入了亡命生涯。有人認為這一次他沒有去日本,其根據是《王季高君行述》上說:

亡命復亡命,其亡而之東西洋乎,海天遼闊,以遨其游,豈不快哉!季高初意如此,其母不欲令其子遠去,且以金錢有限,旅費不足資,而應酬又廣,不如暫伏內地之為得。於是季高仍蟄滬上,其母則住舊宅。

但是1913年8月18日《時報》,一則標題「福建路天然旅館發現私造炸彈」的報道,卻透露出這麼一則消息:

業經捕房查明,該旅館實係為前紹興都督王金髮所開,各情已志前報。王於此事發生后,當即攜其愛妾,即前在新清和為娼的花寶寶潛行東渡。

王金髮在二次革命失敗后,是否真的亡命日本,本身並不重要。以上兩則消息都不可以作為鐵證。說王金髮去不了日本,是金錢有限,旅費不足,雖然不是實情,而報紙上說王金髮已逃亡日本,也很可能是煙幕彈,偌大的一個上海,十里洋場,藏一個王金髮,比當年落草為寇,躲在深山裏更安全。問題的實質是二次革命雖然失敗了,王金髮雖然遭受通緝,他的生命安全還是有保證的。上海的租界幾乎就是外國,袁世凱的密探也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樣賣命。事實上,沒有幾位被通緝「重要名人」落網,明正典刑的更微乎其微,袁世凱是奸雄,善於用心計,他寧願搞暗殺,也不願意落下濫殺的罪名。

當時最嚴重的問題,不是對於白色恐怖的恐懼,而是看不到革命黨人進一步的出路。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稀里糊塗地就大獲全勝,二次革命,又莫名其妙地便輸了。這裏面不僅僅是因為對手發生了變化,關鍵在於革命黨人自身發生了變化。早在1907年,陳其美剛去日本留學時,曾指出留學生中只有二十分之一,腦子裏有「國家」二字。換句話說,這應該包括魯迅和王金髮等人的二十分之一雖少,畢竟是有革命思想的精華。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精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陳其美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曾說過:

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眾數日,武昌一呼,全國振蕩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擁兵十萬,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消沉之所致也。

陳其美把二次革命的失敗,歸結為黨人「無團結力,吝自為謀所致」,在後來和孫中山的一次談話中,他承認自己在當初宋教仁被刺時,反對起兵討袁是錯誤的,是對袁世凱的險惡用心認識不足。正是在這次談話時,陳其美說:「二次革命之發生,由於第一次革命敷衍妥協;而第二次革命之失敗,由於我黨之不統一。」

革命黨人的不統一,是直接地表現在了最高層領導人孫中山和黃興之間,有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孫中山認為失敗是因為黨內同志「致黨魁有似傀儡」,根本不服從他的命令。有鑒於此,孫中山決定重建中華革命黨,他在給黃興的信中,口氣十分堅決地說:

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耳。所以,今天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也。

重建的中華革命黨,凡入黨者,都得寫誓約,蓋手印,以表明願意犧牲一切,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在辛亥革命首義有功的功臣中,尤其是那些做過高級將領的同志,對這種做法都持異義,如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張繼等,黃興更以「前者不夠平等,後者跡近侮辱」,堅決反對。持贊成態度的有陳其美、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蔣介石等。孫中山再次被選為中華革命黨的總理,他過去是同盟會的總理,然而此總理非彼總理,後來的國民黨談到先總理,那些參加中華革命黨的人,關係似乎更要近一層,更有嫡系和正傳之感,像蔣委員長。而在蔣介石統治的時代,修訂民國史,當時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的民國元老,顯然要吃虧。黃興和孫中山意見相左,離開革命黨人的根據地日本去了美國,讓開了第二號的協理位置,孫中山提議陳其美擔任,陳其美堅決謙辭,協理的位置空缺著,這樣,陳其美在黨內的地位迅速提高,為他的得意弟子蔣介石作了極好的鋪墊。

在如此複雜的黨內鬥爭中,以王金髮的莽撞,沒有辦法分清是是非非。在他的第二次逃亡中,王金髮顯然是去過日本的。當時的革命黨人,從上海去日本實在太容易,在80年代初期,有人曾訪問王金髮的女兒王俠雄,她對父親攜其去日的情景記憶猶新,她記得自己身穿日本女孩的和服,常常有朋友來看望她父親。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王金髮參加了重組的中華革命黨,甚至都見不到他在二次革命失敗后,繼續和黨人保持來往的記錄。許多革命黨人已經喪失了繼續革命的鬥志,而王金髮無疑是喪失鬥志的人之一。

王金髮大部分時間都躲在上海,其處境有些狼狽。《王季高君行述》上這樣記載:

然斯時內地之亡命者麇集於此,無論從前與季高有否關係,覓一介紹人,即向其母索借旅費,至再至三無已時,甚有一次不遂,遽出惡言以相詈者。而各處暴動案,輒雲受王逸委任,報紙上數數登載。其母殊懊惱,嘗曰:「吾兒季高,以奔走革命故,家產盪盡,逃難時,吾如老丐婦,向親友借貸不得,唯有質布衣,惑忍餓飲泣耳!吾前半世辛苦至矣!今年已老,猶若此,豈必不許我吃一頓安穩飯乎!」

這位岳飛之母式的革命老媽媽,似乎也有些不耐煩了。以她的覺悟,當然不明白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如何奸壞。清朝的皇帝已經下台,革命已經成功,漢人的統治已經恢復,天下都已經太平了,為什麼還不讓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吃頓安穩飯。老太太越想越氣,抑鬱成疾,卧床不起。有一天,一位客人來探病,問起王金髮的處境,王母於是大訴苦衷。客人別有用心地說:「你兒子是大本事的人,還怕無用武之地。不如你親自出面,代他向政府自願悔過投誠,為國效力,肯定能得到特赦。」王母頓時心動,待客人走了,便和兒子商量,王金髮人雖莽撞,卻不敢答應,知道這一步險棋不可以隨便走的。

然而王金髮最後還是走了這步險棋。《王季高君行述》上,強調是王母瞞着王金髮,偷偷地給陸軍部寫了信,並花兩萬元巨款為兒子疏通。結果,在1915年1月,陸軍部發出「奉部批准免於通緝」的批文。於是王母大喜,強迫兒子赴京面謝。事已如此,想回頭也難,王金髮是大孝子,母命不可違,臨了,不得不勉強赴京。我對王金髮對母親給陸軍部寫信,完全被蒙在鼓裏一事,始終表示懷疑,總覺得有「為賢者諱」的成分。事實上,王金髮在滬期間,與陸軍部駐滬代錶王百川和李魯生時相過從。那封請求陸軍部「免於通緝」的信,顯然和這兩人有關。

王金髮在去北京謝恩前,心情十分矛盾,這是無疑的。投誠事小,失節事大。他找來了老朋友謝震,希望他幫他拿主意。謝震明白王金髮去意已定,所謂拿主意,也不過是求其諒解罷了。謝震快人快語,說:「丈夫貴立志,能成事,何必斤斤求諒於人哉!」王金髮仍然猶豫,怕過去的戰友忌恨自己。謝震只好安慰他,說只要不改革命的初衷,作為好友,他自然會為他解釋。謝震提醒王金髮,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去了北京,就不要白去,應該撈個職務,手中有了權,養勢待時,他日再起,要方便得多。

4

王金髮就這樣在母親的安排下,稀里糊塗地去了北京。這時候,他的智力狀態已經出現問題。去北京無疑等於上賊船,上去了,就不是那麼輕易可以下來。所謂撈個職務,以圖他日再舉,根本就是自己騙自己的笑話。憑王金髮的莽撞,和袁世凱玩心眼,那是班門弄斧,關老爺面前耍大刀。袁世凱和他的陸軍部,絕不像謝震想像的那樣容易欺騙,王金髮到了北京,銀子花了不少,官沒封到,卻還要他拿出投誠的實際行動來。這實際行動就是要王金髮限期拿獲韓恢、詹大悲、蔣介石、姚勇忱等革命黨人。既然當了婊子,就得賣身,這是人之常情,天經地義。王金髮十分為難,賣友求榮,這是不能接受的條件,可是人已經到了北京,這條件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絕。王金髮陷入進退兩難走投無路的尷尬境地。

王金髮的請求免於投誠,走的陸軍總長段祺瑞的路子,然而軍政執法處聞訊王金髮已入京,「威擬逮捕,以伸國法」,並指責「段總長信小節而不顧大局」,這種傳聞也許只是想嚇唬嚇唬王金髮,而王金髮的確也被嚇得不輕,於是「踉蹌出京」,趕快逃跑,北上僅逗留了一個星期,所有的事情不了了之。投誠之事,在一開始就草率,臨了,還是草率。投誠的雙方都沒有太多的誠意可言,王金髮得到的唯一好處,就是可以免於通緝,從此可以公開活動。對於王金髮來說,這顯然不是一個壞的結局,因為他花錢投誠的目的,很可能就在於此。過分強調王金髮準備東山再起,顯然不是事實。

此時的王金髮,已經不是越王勾踐。越王勾踐為了報仇雪恨,卧薪嘗膽,而王金髮回到上海灘的十里洋場,從此車水馬龍,花天酒地,所謂「入聲色也消愁」,「終日以醇酒婦人自遣」。

兩次亡命之王季高,一變而為豪賭冶遊之王季高矣!

事實上,早在二次革命前,王金髮身上的許多壞毛病,就已經露端倪。現在有了苦悶這個堂皇的借口,更是順理成章名正言順,索性一條路走到盡頭。「投誠」之舉,害得王金髮裏外不能做人,兩頭不能討好。袁世凱方面要他限期捉人,潛伏在上海的黨內同志,聽說他從北京歸來,疑懼萬端,只怕自己成了王金髮獻媚袁大總統的禮物,一個個都躲他遠遠的,海外同志更不相諒,紛紛來信質罵,並雲將派人暗殺。王金髮有口難辯,也不知怎麼辦才好,只好聽天由命。漫道溫柔消壯志,醇酒婦人亦英雄,於是他以吃喝嫖賭來更加迅速地墮落自己。

再也沒有什麼比王金髮的死更窩囊的事情。王金髮似乎忘記了自己處在雙重的危險之中。在1915年的5月,也就是在他去北京投誠的五個月以後,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政府對中國的「二十一條」,準備稱帝前夕,王金髮忽發奇想,「以調查舊部動靜,並消弭亂萌為辭」,向上海的鎮守使鄭汝成請示,要去浙江一游,並打算在西湖邊上建別墅。鄭汝成批准了王金髮的要求,親自打電報給浙江都督朱瑞,請其保護接洽。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是袁世凱在南方的心腹,陳其美領導的上海二次革命,就是慘敗在他的手下。鄭是革命黨人的心腹大患,陳其美後來不得不派人將其暗殺。而浙江的第三任都督朱瑞,卻是一位變質的老革命黨人,他早在1907年,就由秋瑾介紹參加了光復會,辛亥革命率領新軍攻打杭州時,曾和王金髮並肩作戰。

按說王金髮和朱瑞真應該有些舊交情。從王金髮去杭州時要請示,要保護,說明他當時被軟禁監視,也害怕革命黨人行刺。王金髮犯的一個最大錯誤,就是沒想到昔日情同手足的戰友會加害自己。他沒想到早在自己沒去杭州以前,朱瑞便密電袁世凱,說王金髮「來杭意圖叵測」。王金髮到杭州后,揮金如土,會客請酒,相續不絕。過了三天,一向躲著不見面的朱端,忽然決定在百井坊巷自己的公館,宴請王金髮。有人勸王金髮,說朱瑞可能沒安好心,此去弄不好便是鴻門宴,還是不去為妙。王金髮也心存蹊蹺,但是想到朱和自己畢竟有過交情,絕不會如此負義。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凱的電報,很痛苦地說:「上峰有令,我已無法幫忙。」就這樣,王金髮被關進了陸軍監獄,一關就是二十多天,至6月2日下午4時,慘遭殺害。

我曾見過王金髮臨刑前的照片,照片上的王金髮毫無恐懼,兩個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被綁着雙手,捆在用樹棍搭起的架子上。行文至此,我又一次找出了這張照片,不由得百感交集。這張照片曾登在報紙上示眾,當年一定很轟動,魯迅的二弟周作人沒見過王金髮本人,第一次看到他,也是見的這張照片。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對王金髮記憶最深的莫過於這張照片。這張照片是王金髮傳奇一生的終結,是他不平凡人生的一個句號,一個很不圓滿的句號。王金髮實在不應該是這樣死的。

王金髮被殺,當年那位被他釋放的章介眉,曾起了推波助瀾投井下石的作用。這位為殺秋瑾女俠出謀劃策的千古罪人,此時又混到北京的總統府里當秘書,掌管機要,王金髮當年沒有痛打落水狗,饒他不死,他卻不肯感恩放過王金髮,據說他曾急電政府,振振有詞,「有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懇即明斷,以張紀法」,促成了袁世凱下決心殺王金髮。這好像又是個農夫和蛇的故事。為此,魯迅幾次寫文章警世,最著名的就是《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此文曾經被選入「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學課本。那時候上中學的人,都應該讀過這篇文章。「費厄潑賴」是寬容的意思,對敵人寬容必吃苦頭,王金髮的教訓就是例子。不過一個小小的章介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還可以提出疑問。朱瑞身為一省的都督,想殺王金髮,也必須是有了袁世凱的電報才敢動手,把王金髮之死賴在章介眉身上,可能也是覺得這樣更有戲劇性。

5

王金髮這樣的莽男兒,最適合馬革裹屍當英雄。他應該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應該是徐錫麟和秋瑾,應該死於前清時的捕役,應該死於光復時的槍林彈雨。歷史讓王金髮選擇了一個最不應該的死,不死於節,不死於義,偏偏死於投誠之後的鬼魅官場。王金髮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糊裏糊塗地送了命,不管後人如何為他辯解,他一生的名譽隨「投誠」二字而毀。這真是一個最糟糕的死法。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應該死而不死,往往不是件好事。譬如汪精衛,他正好和王金髮同年,如果在刺殺攝政王未遂后,當真被判了死刑,立地正法,了卻他「引頭成一快」的心愿,也不會在後來留下一輩子的罵名。晚節不保向來就是個嚴重問題,很多人都是小事清醒,大事糊塗,一失足成千古恨。

大事萬萬糊塗不得,王金髮死了以後,頗有大快人心的一面。人們自然會很輕易地相信報紙所說,除了極少數的親友之外,大多數人都覺得他死有餘辜。據說在紹興,人們開會慶祝,堅信這是王金髮「禍紹」的報應。前清的遺老們心頭一定很痛快,彈冠相慶,因為大清的江山,就是被王金髮這樣的亂黨推翻,殺一個王金髮雖不足以解恨,但是殺總比不殺好。最讓人心疼的,是昔日並肩作戰的革命黨人,也覺得王金髮活該,這就是投誠和變節的惡果。王金髮被殺的一個重要罪名,是他不肯出賣昔日的戰友,換句話說,他的投誠有些莫名其妙,毫無「誠」字可言。他從北京回上海以後,政府「派員赴滬監督,意延宕數月之久,迄未捕獲一匪,反與亂黨隨時往來」。於袁世凱的角度,殺王金髮也沒殺錯。

袁世凱是一個很懂得利用輿論的高手,他知道如何不惜重金,收買那些無聊的文人,編造一連串的謊言,顛倒黑白,攪亂是非。既然要殺一個人,就必須徹底把他搞臭。王金髮冤枉,就在於所有的人都覺得他該死。人總是容易輕信那些無中生有的東西,日本的古屋奎二所撰《蔣介石秘錄》,就為當時報紙上的謊言所矇騙,其中有一段,煞有介事地說蔣介石在上海,因為王金髮的告密,差一點落入袁世凱的偵探手中。這樣的小道消息,蔣介石自己是否相信,不得而知。

蔣介石所以能夠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比王金髮著名得多的人,很重要的一點,是他比王金髮更有眼光。儘管他們的經歷差不多,年齡相仿。蔣介石的故鄉奉化,和王金髮的故鄉嵊縣相鄰,但是蔣介石的展望未來,要比王金髮遠得多。作為戰士,辛亥革命成功,王金髮的革命生涯也就走到頭了;而對蔣介石來說,雖然不時也去過妓院,對前途也沮喪失望過,但是醇酒婦人並沒有消亡他。他們的起點差不多,發展的軌跡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結局完全不一樣。歷史證明王金髮這樣的莽男兒,絕對不會成為蔣介石那樣的人。我們可以為王金髮辯護,說他是假「投誠」,說他胸有大志,還想東山再起,然而美好的願望,畢竟不能代替血寫的事實。

吳越爭霸的故事中,越王勾踐是最終的勝利者,然而從感情上來說,我不喜歡勾踐。這也許和小時候看過的故事有關,我記得在林漢達先生所寫的《春秋故事》中,寫到越國失敗以後,勾踐為了麻痹吳王夫差,不僅俯首聽命「請為臣」,而且還把老婆獻出去「妻為妾」。更有裝孫子到了喪心病狂的一步,竟然用嘴去品嘗夫差拉的屎。吳王夫差生病許久,有一天勾踐說,大王的病就要好了,因為我嘗過大王拉的屎,味道有些酸,說明大王的消化系統已經有所改善。吳王夫差很感動,覺得勾踐對自己很忠心,從此放鬆了警惕放虎歸山。結果勾踐卧薪嘗膽,發憤圖強,終於打敗吳國,殺了夫差。我不明白勾踐的行為有什麼可稱道的,士可殺不可辱,說什麼也不應該吃屎,也不應該犧牲西施,搞美人計,更不應該把自己的老婆貢獻出去。對於有些人來說,最終的結果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過程那麼無恥,再好的結果又有什麼意義?

差不多同樣的道理,王金髮身上有許多比蔣委員長更可愛的地方。王金髮之為人,任其天然之性,嬉笑怒罵,皆露本真。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誤,就是在最後關頭,不自量力地強學越王勾踐。勾踐並不是什麼人都能學的,以王金髮的莽撞和修養,要學也只能半截子,畫虎不成反類犬。不會演戲就別演戲,演戲演到一半,想下台,也下不了。謝震《王季高君行述》在結尾部分說得非常好:

凡人當常提自覺心,與其硬學智巧,何如率其本真。

學勾踐只學一半,臨了還把命給搭進去,這就是王金髮的悲劇。臉皮不夠厚,就別去做那種丟人現眼的事。王金髮硬學智巧,以己之短,去和工於心計的袁世凱斗,結果就只能是找死。事實上,王金髮已不可能卧薪嘗膽,他的思想已經變質,婦人和美酒已經消磨了他的壯志。王金髮已經徹底落伍了,他註定應該是被歷史淘汰的對象。

王金髮死的時候,只有33歲,在他死後的一年左右,辛亥革命時期的幾位重要人物相繼去世。先是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刺殺。緊接着是袁世凱自己,因為稱帝眾叛親離,在國人的唾罵聲中死去。然後是黃興和蔡鍔的病逝,兩人僅相差八天。人都有一死,這些如此了得的人物集中地離開,預示著辛亥革命作為一個時代,已經真的結束了。黃興和蔡鍔功不可沒,他們死後不僅享受了國葬的待遇,而且修建了十分壯觀的墳墓,供後人緬懷和瞻仰。國民黨人曾力爭要為陳其美舉行國葬,國葬不成,於是就募款厚葬,在陳其美死後的第二年,在他的家鄉湖州,建造了一座美麗的英士公園。袁世凱的死也頗讓人咀嚼,雖然有豪華的葬禮,有很不錯的墓穴,但是從他死的那天開始,他的罵名就沒有停止過。

我的這篇小說,其實可以加一個小小的副標題,那就是「重溫辛亥革命」。王金髮這個人物是小說的圓心,半徑便是整個辛亥革命時期。有人流芳百世,有人遺臭萬年。至此,我不由得想起黃興寫給袁世凱的一封信,這是在武昌起義的一個月以後,袁世凱剛復出不久,黃興希望袁世凱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面建拿破崙、華盛頓之功」,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南北各省人民都將拱手聽命」。歷史不止一次賦予袁世凱極好的際遇,早在戊戌維新的時候,如果他不出賣譚嗣同,無論變法成功與否,他都是名垂千秋的人物,可是袁世凱偏偏選擇了告密,在自己身上留下一個極大的污點。同樣,現成的民選大總統不當,非要過一把皇帝癮,前後做了幾十天皇帝,結果連三歲的小毛孩,都知道他不是個東西。歷史不能假設,他要是早死幾年,說不定還真成了中國的拿破崙和華盛頓。狗肉不上台盤,豎子不足為謀,在流芳和遺臭之間,袁世凱咎由自取選擇了後者。不妨把楊度悼蔡鍔的輓聯借來一用:

魂魄異鄉歸,如今豪傑為神,萬里江山空雨泣;

東南民力盡,太息瘡痍滿目,當時成敗已滄桑。

這是一個失意者發自內心深處的感嘆。豪傑為神,所謂一死重如泰山,黃興也好,蔡鍔也好,包括陳其美,這些人都是死得其所。楊度因為擁護袁世凱稱帝而臭名昭著,因此他的輓聯在讚頌別人的時候,仍然嵌著小小的骨頭。和黃興、蔡鍔以及陳其美這些共和元勛相比,王金髮就要寒酸得多。王金髮後來被安葬在西湖邊的卧龍橋畔,地方固然是個好地方,可是只要想一想美麗的西湖邊,葬的都是什麼人物,便會覺得王金髮有些僭越。葬在西湖邊上的應該是精忠報國的岳飛,是挽救明朝於危亡之中的于謙,是慷慨就義的鑒湖女俠秋瑾,王金髮如何配和這些人齊名?青山有幸埋忠骨,王金髮葬在西湖邊上,是他沾了西湖的光,因為他似乎還不夠為西湖增色的格。

王金髮註定成不了神,他的身上只有傳奇,沒有神話,人都有一死,一了百了,所謂「當時成敗已滄桑」。辛亥革命留給我們最重要的話題,就是推翻了帝制,卻沒有來得及剷除封建思想的基礎。王金髮毫不猶豫地革了別人的命,偏偏忘了革自己的命。即使沒有投誠這件尷尬事,王金髮的前程也不容樂觀,他的思想境界上有着嚴重的問題。辛亥革命本質上仍然是改朝換代。這也就是為什麼對後來的五四運動會有更高的評價,儘管五四運動本身,只是學生運動,然而治療滿目瘡痍,還得靠學生們開出的兩劑葯才管用,這兩劑葯便是「科學」和「民主」。要想救中國,必須靠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的歷史教材中,現代史的開端,歷來有兩種主張,一是從辛亥革命始,一是從五四運動始。過去我一直傾向於前一種說法,雖然在我讀書的年頭裏,標準答案應該是后一種,課堂上考試必須這樣答題才能拿滿分。寫完了手頭的這部小說以後,我由衷地贊成后一種說法。

王金髮這樣的莽男兒,只是結束了一個頑固的舊時代。真正的新時代,的確應該是從五四開始。我們常常以為結束舊的,自然便是新的開始,事實有時候並不是這樣簡單。還是以柳亞子先生寫的《莽男兒》來做結束語,對於王金髮這樣的舊人,以舊題詩結尾為最好:

功罪何當付蓋棺,紛紜謠諑總無端。

秦人倘識苻生枉,蜀老難為葛相寬。

敗寇成王誰定論,恩牛怨李此旁觀。

荒墳鬼哭鴟鵂叫,一卷叢殘帶淚看。

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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