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針鋒相對

三、針鋒相對

反對變法的頭號人物是司馬光。

司馬光也不是等閑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鑒》);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於任事,司馬光敢於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紮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獃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并州,任司馬光為通判。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並構成對河東的威脅。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築堡防禦,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媲美的。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樑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幹將呂惠卿就是。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副主任」,以後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絳並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將」,時人稱韓絳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後又恢復了相位。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拋出。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於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於是辭去官職,並從此告別政壇。這個呂惠卿,難道不是小人?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餘如文彥博、韓琦、范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范純仁的父親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實行過「新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麼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麼,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的分歧究竟在哪裡呢?

在乎動機與效果。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並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鬆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斷專行不計後果的特徵。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麼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顯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麼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眾叛親離。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領導,如富弼、韓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鎮、司馬光。但因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遺餘力的排斥。司馬光出於朋友情分,三次寫信予以勸諫,希望他能聽聽不同意見,王安石則是看見一條駁一條。如此執迷不悟,司馬光只好和他分道揚鑣。

前面說過,司馬光他們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過和王安石相比,他們更看重效果而已。實際上北宋時期的舊黨和晚清時期的徐桐、剛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卻是明白人。正因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圖一時痛快,不考慮實際效果。可以肯定地說,對於帝國和王朝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是他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有不好的變法。前者催生國富民強,後者導致國破家亡。而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只看動機,得看效果。

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實在是不佳,甚至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國強,結果卻是民怨沸騰,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就連一個被王安石獎掖提拔的看守城門的小官鄭俠,也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畫了一張《流民圖》進呈天子御覽。鄭俠同時還附了一道奏疏,說微臣在城門上,天天看見為變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橫死街頭,實在是忍無可忍。因此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而且鄭俠還賭咒發誓,說如果廢除新法之後十日之內不下雨,請將臣斬首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這一事件讓神宗大為震驚。據說他觀圖以後心如刀絞,一夜不眠,兩宮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聲淚俱下地說「安石亂天下」。這不能不讓皇帝動心。畢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個月,難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於是下詔暫停青苗、免稅、方田、保甲八項新法。詔下三日之後,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這當然未免太有戲劇性,因此只能視為小說家言,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最後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也是必然。但這種結果,又實在未免太具悲劇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們也想不通。

那麼,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難道他的新法真有問題?

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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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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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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