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變法迫在眉睫

一、變法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是一個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年份。這一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頊(音須)承嗣大統當了皇帝,是為宋神宗。當然,神宗是他的廟號,死了以後才叫的。在世的時候,我們大約只能喚他一聲「當今聖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恆、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

變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頭一把。因為它是從趙頊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開始的,因此叫「熙寧變法」。後面的兩把火,則是元豐年間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進攻西夏)。看來趙頊確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年輕人,只不過他的作為似乎效果都不怎麼好。變法是一再受阻,節節敗退,對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慘敗,因此趙頊死後得到的廟號竟是「神宗」。據謚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歷史上叫做「神宗」的,還有一位明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但萬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這位獨斷專任大刀闊斧的趙頊享用同一個廟號,這也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績。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噹噹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因為歷代王朝實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徵(皇帝)。一旦富裕起來,強盛起來,或貧富拉開差距,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貨志》說:「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也就是說,和平安定的時間長了,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長。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於前。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眾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財政豈能不成問題?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少。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熙寧年間的情況便正是如此。五個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唐介不久辭世,趙捊鋅嗔歟比朔澩趟嫡饢甯鋈爍蘸檬巧喜∷攬唷U庵幟浩臉戀淖純觶⒎譴笏翁賾校涫狄彩撬小鞍倌昀系輟鋇耐ú?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帝國的喪鐘也已悄然響起,只是大家看不見也聽不見。他們看見聽見的,是形勢大好,是歌舞昇平,是「雲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是「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時,就後悔莫及了。大唐便是這樣。

宋神宗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

事實上當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據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四千四百萬,支出八百八十萬,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寧年間,收入雖達五千零六十萬,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萬,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說來,趙頊的國庫,豈不等於是空的?

支出增長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貨志》的說法,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遼夏威脅,長期作戰,歲費彌加。這一條其實包括兩項,即「軍費」和「歲費」。所謂「歲費」,就是大宋每年送給遼國和西夏用來購買和平的錢。這些錢,不但年年要給,而且不斷增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除非能把遼國和西夏滅了。不過宋王朝顯然沒有這個能耐,不被他們滅掉就是萬幸。但買來的和平並不可靠,所以軍費和歲費一樣,也是有增無減。

二是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這同樣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你不可能不讓人口增長,更不能不讓皇親國戚、鳳子龍孫們生兒育女。於是只好相應增加管理的人員和機構,增加職務和官位。結果「祿廩奉賜,從而增廣」。

其三就是制度問題了。宋代實行的,是中書、樞密、三司各自為政的制度。中書就是中書省,管行政;樞密就是樞密院,管軍事;三司就是戶部、度支、鹽鐵,管財政。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間,諫官范鎮就看出了這個制度的問題。范鎮上疏說:「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結果,國庫早已空虛,樞密院卻還在招兵買馬(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貧窮,財政部還在橫徵暴斂(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省知道民眾的情況,卻無法制止樞密院的徵兵和財政部的聚斂。當然沒有辦法的。因為這種制度,原本就是為了削減相權加強皇權,哪個皇帝肯改?

實際上,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本身就有問題。從皇祐到熙寧,不過二十年光景,財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增長哪有這樣的速度?顯而易見是加重人民負擔所致。支出的增長速度就更成問題,竟達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裡還能支持得住?

何況神宗還是個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於對遼國和西夏的屈辱退讓,焦心於國家的財政緊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讓自己的王朝振作強大起來。他多次對臣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問題是,到哪裡去找既敢於改革又善於理財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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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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