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章

有個福州人,名叫王有齡,他的父親是候補道,分發浙江,在杭州一住數年,沒有奉委過什麼好差使。老病侵尋,心情抑鬱,死在異鄉。身後沒有留下多少錢,運靈柩回福州,要好一筆盤纏,而且家鄉也沒有什麼可以倚靠的親友,王有齡就只好奉母寄居在異地了。

境況不好,而且舉目無親,王有齡混得很不成樣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裡窮泡,一壺「龍井」泡成白開水還捨不得走,中午四個制錢買兩個燒餅,算是一頓。

三十歲的人,潦倒落拓,無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還大,經常兩眼朝天,那就越發沒有人愛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王有齡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雙四面八方都照顧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張常開的笑口,而且為人「四海」,所以人緣極好。不過,王有齡跟他只是點頭之交,也識不透他的身分,有時很闊氣,有時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總是衣衫光鮮,象這初夏的天氣,一件細白夏布長衫,漿洗得極其挺括,裡面是紡綢小褂褲,腳上白竹布的襪子,玄色貢緞的雙梁鞋,跟王有齡身上那件打過補釘的青布長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說是「公子哥兒」了。

他倒是有意結交王有齡,王有齡卻以自慚形穢,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別多,小胡跟王有齡「拼桌」,他去下了兩盤象棋,笑嘻嘻走回來說:「王有齡,走,走,我請你去『擺一碗』。」擺一碗是杭州的鄉談,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對酌一番。

「謝謝。不必破費。」

「自有人請客。你看!」他打開手巾包,裡面包有二兩碎銀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盤『雙車錯』,第二盤『馬後炮』,第三盤,小卒『逼宮』,殺得路斷人稀。不然,我還要贏。」

為了盛情難卻,王有齡跟著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馬吳山第一峰」的吳山,挑了個可以眺望萬家燈火的空曠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閑談。

酒到半酣,閑話也說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聲音說:「王有齡,我有句話,老早想問你了。我看你不是沒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點『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貴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齡搖搖頭,拈了塊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餅,慢慢咬著,雙眼望著遠處,是那種說不出來的茫然落寞。

「叫我說什麼?」王有齡轉過臉來盯著小胡,彷彿要跟他吵架似的,「做生意要本錢,做官也要本錢,沒本錢說什麼?」

「做官?」小胡大為詫異,「怎麼做法?你同我一樣,連『學』都沒有『進』過,是個白丁。哪裡來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嗎?」

小胡默然。心裡有些看不起王有齡。捐官的情形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做生意發了財,富而不貴,美中不足,捐個功名好提高身價,象揚州的鹽商,個個都是花幾千兩銀子捐來的道台,那一來便可以與地方官稱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則就不算「縉紳先生」,育事上得公堂,要跪著回話。再有一種,本是官員家的子弟,書也讀得不錯,就是運氣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孫山,年紀大了,家計也艱窘了,總得想個謀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這條路,改行也無從改起,只好賣田賣地,拜託親友,湊一筆去捐個官做。象王有齡這樣,年紀還輕,應該刻苦用功,從正途上去巴結,不此之圖,而況又窮得衣食不周,卻痴心妄想去捐班,豈不是沒出息?

王有齡看出他心裡的意思,有幾杯酒在肚裡,便不似平時那麼沉著了,「小胡!」他說,「我告訴你一句話,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過一個『鹽大使』。」

小胡最機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決非假話,隨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來是王老爺,一直連名帶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齡苦笑道,「說句實話,除非是你,別人面前我再也不說,說了反惹人恥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莊重的神態問道,「不過,有一層我不明白,既然你是鹽大使,我們浙江沿海有好幾十個鹽場,為什麼不給你補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個虛銜,憑一張吏部所發的「執照」,取得某一類官員的資格,如果要想補缺,必得到吏部報到,稱為「投供」,然後抽籤分發到某一省候補。王有齡尚未「投供」,哪裡談得到補缺?

講完這些捐官補缺的程序,王有齡又說:「我所說的要『本錢』,就是進京投供的盤纏。如果境況再寬裕些,我還想『改捐』。」

「改捐個什麼『班子』?」

「改捐個知縣。鹽大使正八品,知縣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錢。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麼呢?」

「鹽大使只管鹽場,出息倒也不錯,不過沒有意思。知縣雖小,一縣的父母官,能殺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業。」

這兩句話使得小胡肅然起敬,把剛才看不起他的那點感想,一掃而空了。「再說,知縣到底是正印官,不比鹽大使,說起來總是佐雜,又是捐班的佐雜,到處做『磕頭蟲』,與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對,對!」小胡不斷點頭,「那麼,這一來,你要多少『本錢』才夠呢?」

「總得五百兩銀子。」

「噢!」小胡沒有再介面,王有齡也不再提,五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小胡不見得會有,就有也不見得肯借。

兩人各有心事,吃悶酒無味,天也黑上來了,王有齡推杯告辭,小胡也不留他,只說:「明天下午,我仍舊在這裡等你,你來!」

「有事嗎?」王有齡微感詫異,「何不此刻就說?」

「我有點小事托你,此刻還沒有想停當。還是明天下午再談。你一定要來,我在這裡坐等,不見不散。」

看他如此叮囑,王有齡也就答應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約而至,不見小胡的蹤影。泡一碗茶得好幾文錢,對王有齡來說,是一種浪費,於是沿著山路一直走了過去。城隍山上有好幾座廟,廟前有耍把戲的,打拳賣膏藥的,擺象棋攤的,不花錢而可以消磨時光的地方多得很。他這裡立一會,那面看一看,到紅日銜山,方始走回原處,依舊不見小胡。

是「不見不散」的死約會。王有齡頓感進退兩難,不等是自己失約,要等,天色已暮,晚飯尚無著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頓一頓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語:明天見著小胡,非說他幾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況,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幾步,聽見後面有人在叫:「王有齡,王有齡!」

轉身一看,正是小胡,手裡拿著手巾包,跑得氣喘吁吁,滿臉是汗。見著了他的面,王有齡的氣消了一半,問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對不起,對不起!」小胡欣慰地笑著,「總算還好,耽遲不耽錯。來,來,坐下來再說。」

王有齡也不知道他這話是什麼意思?默默地跟著他走向一副設在櫥下的座頭,泡了兩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的,目送著經過的行人,手裡緊捏住那個手巾包。

「小胡!」王有齡忍不住問了:「你說有事托我,快說吧!」

「你打開來看,不要給人看見。」他低聲地說,把手巾包遞了給王有齡。他避開行人,悄悄啟視,裡面是一疊銀票,還有些碎銀子,約莫有十幾兩。

「怎麼回事?」

「這就是你做官的本錢。」

王有齡愣住了,一下子心裡發酸,眼眶發熱,儘力忍住眼淚,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卻不知怎麼說才好。

「你最好點一點數。其中有一張三百兩的,是京城裡『大德恆』的票子,認票不認人,你要當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換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型大小』,一路上通行無阻。」小胡又說:「如果不為換票子,我早就來了。」

這裡王有齡才想出來一句話:「小胡,你為什麼待我這麼好?」

「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陽,英雄末路,心裡說不出的難過,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著覺。」

「唉!」王有齡畢竟忍不住了,兩行熱淚,牽連不斷。

「何必,何必?這不是大丈夫氣概!」

這句話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勵、王有齡收拾涕淚,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絕大的恩惠,卻是對他的名氏、身世,一無所知,豈不荒唐?

於是他微有窘色地問道:「小胡,還沒有請教台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岩,你呢,你的大號叫什麼?」

「我叫雪軒。」

「雪軒,雪岩!」胡雪岩自己念了兩遍,撫掌笑道:「好極了,聲音很近,好象一個人。你叫我雪岩,我叫你雪軒。」

「是,是!雪岩,我還要請教你,府上」

這是問他的家世,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說:「守一點薄產過日了,沒有什麼談頭。雪軒,我問你,你幾時動身?」

「我不敢耽擱。把舍間咯略安排一番,總在三、五日內就動身。如果一切順利,年底就可以回來。雪岩,我一定要走路子,分發到浙江來,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極了。」胡雪岩的「好極了」,已成口頭禪,「後天我們仍舊在這裡會面,我給你餞行。」

「我一定來。」

到了第三天,王有齡午飯剛過,就來赴約。他穿了估衣鋪買的直羅長衫,亮紗馬褂,手裡拿一柄「舒蓮記」有名的「杭扇」,泡著茶等,等到夭黑不見胡雪岩的蹤影,尋亦沒處尋,只好再等。

天氣熱了,城隍山上來品茗納涼的,絡繹不絕。王有齡目迎目送著每一個行人,把脖子都擺得酸了,就是盼不著胡雪岩。

夜深客散,茶店收攤子,這下才把王有齡攆走。他已經雇好了船,無法不定,第二天五更時分上船,竟不能與胡雪岩見一面話別。

在王有齡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變化:巡撫常大淳調湖北,雲南巡撫黃宗漢改調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稱「藩司」、老百姓尊稱為「藩台」的旗人椿壽署理。

黃宗漢字壽臣,福建晉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這一榜人才濟濟,科運甚隆,那年,咸豐二年,當到巡撫的就有三個,廣東葉名琛、江西張芾,當到二品大員的有何桂清、呂賢基、彭蘊章、羅惇衍,還有杭州的許乃釗,與他老兄許乃普,都當內閣學士。

這黃宗漢據說是個很能幹的人,但是關於他的操守與治家,批評極壞。到任以後,傳說他向椿壽索賄四萬兩銀子,椿壽沒有買他的帳,於是多事了。

其時漕運正在改變辦法。因為海禁已開,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楊的起事,所以江蘇的蘇、松、太各屬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椿壽既為藩司,又署理巡撫,責無旁貸,當然要親自料理這件公事。

漕運的漕,原來就是以舟運谷的意思。多少年來都是河運,先是黃河,後來是運河,而運河又有多少次的變遷興作,直到康熙年間,治河名臣靳輔,于成龍先後開「中河」,歷時千餘年的運河,才算大功告成。

這條南起杭州,北抵京師,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全長兩千多里的水道,為大清朝帶來了一百五十年的盛運。不幸的是,黃河的情況,越來越壞,有些地方,河底積淤,高過人家屋脊,全靠兩面堤防約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而運河受黃河的累,在嘉慶末年,幾乎也成了「絕症」。於是道光初年有海運之議。

在嘉應末年時有齊彥槐其人,著有一篇《海運南僧議》,條分縷析斷言「一舉而眾善備」,但地方大吏不願輕易更張。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撫調江蘇,銳意革新,消除鹽、漕兩事的積弊,齊彥槐的建議,才有一個實驗的機會。

這次實驗由陶澍親自主持,在上海設立「海運總局」,他親自雇好專門運載關東豆麥的「沙船」一千艘,名為「三不象」的海船幾十艘,分兩次運米一百五十多萬石到天津,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省時省費,米質受損極微。承運的船商,運漕而北,回程運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現在平白多一筆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還「賞給頂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歡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這樣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復河運。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這條運河的漕船來剝削老百姓,他們不願意革新!

漕運的弊端與征糧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糧的權責屬於州縣,這七品的正印官,特稱為「大老爺」,在任兩件大事:刑名、錢穀。延請「紹興師爺」至少亦得兩名:「刑名師爺」和「錢穀師爺」。縣大老爺的成名發財,都靠這兩個人。

錢穀師爺的本事不在算盤上,在於能了解情況,善於應付幾種人,第一種是書辦,世代相傳,每人手裡有一本底冊,哪家有多少田?該納糧多少?

都記載在這本冊子上,為不傳之秘。第二種是「特殊人物」,他們所納的糧,都有專門名稱,做過官的紳士人家的「衿米」,舉人、秀才、監生是「料米」,這兩種米不能多收,該多少就多少,否則便有麻煩。再有一種名為「訟米」,專好無事生非打官司的訟棍所納的糧,也要當心。總而言這一名話,刁惡霸道,不易對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須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誤。甚至虛給「糧串」——納糧的憑證,買得個安靜二字。

有人佔便宜,當然有人吃虧,各種剝削耗費,加上縣大老爺自己的好處,統統都出在良善小民頭上,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額的一半以上,該納一石米的,起碼要納一石五斗。於是有所謂「包戶」,他們或者與官吏有勾結,或者能挾制官吏,小戶如托他們「包繳」,比自己到糧柜上去繳納,便宜得多。

第三種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額定數字過萬,實際僅六千餘艘,分駐運河各地,一地稱為一幫。這就是遊俠組織「青幫」之幫的出典。幫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稱為幫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實際上的頭目,連護漕的千總、把總都得聽他的指揮。州縣衙門開倉怔糧,糧戶繳納,漕船開到,驗收裝船,名為「受兌」。一面征糧,一面受兌,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順利不過的事,但是這一來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樣來了。他們的第一個花樣是「看米色」。由於漕船過淮安時,漕運總督要「盤糧」點數,到通州起岸入倉時,倉場侍郎要驗看米質,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負責,因此,他們在受兌時,驗看米色,原是分所當為。但米色好壞,僅憑目視,並無標準,這樣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過去,不是說米色太雜,就是不夠乾燥,不肯受兌。

以一般的情況而言,開倉十日,所有的倉厥就都裝滿了,此時如不疏運上船,則後來的糧戶,無倉可以貯米,勢必停徵。糧戶也就要等待,一天兩天還不要緊,老百姓無非發發牢騷而已,日子一久,廢時失業,還要貼上盤纏,自然非吵不可,這叫做「鬧潛」,是件極嚴重的事,地方官往往會得到極嚴厲的處分。倘或是個刮地皮的貪官,這一鬧漕就不定就會激起民變,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禍。

因此,錢穀師爺,便要指揮書辦出來與「看米色」的旗丁講斤頭,倘或講不下來,而督運的委員,怕誤了限期,催令啟程,那些幫丁就不問兌足不兌足,只管自己開船。這時的州縣可就苦了,必須設法自運漕米,一路趕上去補足,稱為「隨幫交兌」。

幸而取得妥協,漕米兌竣,應該出給名為「通關」的收據,這時尖丁出面了,先議「私費」,就是他個人的「好處」,私費議妥,再議「通幫公費」,是全幫的好處。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費、通幫公費,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來支付。

這以後,就該幫丁受勒索了,首先是「過淮」投文過堂,照例有各種陋規,一幫船總要花到五六百兩到一千兩銀子。這一關一過,沿路過閘過壩,處處要送紅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幾兩銀子。最後到了通州,花樣更好,要投四個衙門的文,有人專門代辦,每船十三兩銀子,十兩鋪排四個衙門,三兩是代辦者的酬勞。等漕米上岸入倉,伸手要錢的人數不清,總要花到三五十兩。所以幫丁勒索州縣,無非悖入悖出。

幫丁的苦楚猶不止此,一路還要受人的欺侮。在運河裡,遇到運銅運鉛的船,以及木排,千萬要當心,那是在運河是蠻不講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們可以逃散,幫丁則非傾家蕩產來賠不可,因為如此,幫丁便格外團結,以求自保,「青幫」之起因如此,所以,他們的「海底」名為「通漕」,並不是世俗所稱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積習已深,慣於更張的南漕海運,終於咸豐元年舊事重提。這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人,第二個是地。

這個人是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北人,極能幹,而且善於結交,所以公卿延譽,負一時物望。他頗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績。陶澍改鹽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舊,陸建瀛在淮南繼陶未竟之功。漕運也是如此,他得到戶部尚書孫瑞珍的支持,準備恢復海運。

適逢其會的是,運河出了問題,在徐州附近的豐縣以北決口,「全河北趨,由沛縣之華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陽等湖,挾清水外泛,運河閘、壩、纖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撥巨款搶救,一方面也加強了改用海運的決心。

海運之議,奉旨由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浙江巡撫常大淳,會同籌劃。結果決定咸豐二年江蘇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但其間又有反覆,未成定議。

就在這段期間中,椿壽由湖南布政使調浙江。當朝命初下時,黃宗漢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稱「臬司」,等椿壽到任時,他已經調差了。第二天,洪軍由廣西而湖南,湖北吃緊,清文宗把善於「捕盜」的常大淳,調為湖北巡撫。浙江巡撫由藩司椿壽署理。

椿壽的運氣太壞。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縣,自五月以後,雨量稀少,旱荒已成,於是對他發生兩大不利,第一是錢糧徵收不起,第二是河淺不利於舟行,影響漕運。

江蘇的海運,非常順利,四府一州的漕糧,糙米三十二萬多石,白米二萬七千餘石,於三月間出海北上,安然運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間還未啟運,這是前所未有現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漸江正鬧旱災的五月間,為了軍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撫有個小小的調整,雲南巡撫張亮基調湖南,遺缺由甘肅布政使黃宗漢接充。他不願意去雲南,經過一番活動,很快地改調浙江。不過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時,已非昔比。

署理巡撫椿壽交卸以後,仍舊干他的藩司。據說黃宗漢在第一天接見椿壽時,就作了個暗示,椿壽的「紗帽」在他手裡,如果想保全,趕快送四萬兩銀子的「紅包」過去。黃宗漢敢於作此勒索,就因為椿壽在漕運上,已經遲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說話。可以在天災上找理由,有處分,亦屬輕微。否則,耽延了「天瘦正供」,將獲嚴譴。

椿壽沒有理會他,於是黃宗漢想了個極狠毒的手法來「整」人。他認為本年漕糧,啟運太遲,到達通州交倉,糧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這樣便要影響下一年的漕運。就在這個言之成理的說法上來整椿壽。

心裡已有成算,表面絲毫不露,把椿壽請到撫院來談公事,問起清運的情形。

一提到這上面,椿壽自己先就緊張,「回大人的話,」他說,「今年浙江的漕運,無比如何要擔處分了!」

「誰擔處分啊?」黃宗漢故意這樣問。

「自然是司里。」藩、臬兩司向巡撫回話,照例自稱「司里」。「這也不擔處分的事。」黃宗漢用這句話先做一個伏筆,卻又立即撇開不談,「貴司倒先說說看,究竟因何遲誤?」「自然是因為天旱水淺,河道干淤。已經奏報過的。」「天旱是五月以後的事。請問,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過淮』,什麼時候『回空』?」一連三問,把椿壽堵得啞口無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盡數開行。年深日久,定例有變,但至遲亦不會過四月。現在秋風已起,漕船開行的還不過一半,這該怎麼說呢?

他遲遲不答,黃宗漢也不開口,是逼著他非說不可。椿壽無奈,只好這樣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過,漕幫的積弊,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漕丁有種種花樣,譬如說陳漕帶私貨羅??」

椿壽的話未完,撫台便一個釘子碰了過來:「天下烏鴉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樣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為奉旨籌議南漕海運,漕幫不免觀望,這也是延誤的原因之一。」

「觀望什麼?」黃宗漢大聲問道,「議辦海運是來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詞一問,椿壽語塞,既然來年有此改變之議,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顧,以致鼓不起勁來,但身為藩司,署理撫院,這些地方正該督催,否則便是失職,所以椿壽無同可解。

「現在怎麼辦呢?」黃宗漢又憂形於色地說,「事情總要辦通才行啊!」

「是,是!」椿壽趕緊答道,「司里儘力去催,總在這個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數啟運。」

「個把月?」黃宗漢皺著眉說,「說老實話,這上面我還不大弄得清楚。

反正本年漕運,自前任常中丞調任以後,都由老兄一手經理。以後該如何辦理,等我商量了再說。」

他這段話有兩層用意,第一是說目前還不甚了解漕運的情況,等了解了又當別論,留下翻覆的餘地,第二是「一手經理」四個字,指明了全部責任。椿壽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兒,這幾年在外面歷練了一番。紈袴的積習,固已大減,而人心的險,卻無深知,哪裡去理會得黃宗漢的深意?還只當撫台語氣緩和,事無大礙,所以連聲應諾,辭出撫院,趕緊召集手下,商議如何設法把未走的船,能夠早日開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責任就輕得多了。於是椿壽即刻召集督糧道和其他經辦漕運的官員,一面宣達了撫台的意思,一面力竭聲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務必在最短期間內,設法讓漕船全數開出。別處都還好辦,麻煩的是湖屬八幫,浙江湖川府是東南膏腴之區,額定漕糧三十八萬八千餘石,關係重大,偏偏這八幫的漕船,一艘都動彈不得。椿壽看看情勢嚴重,不得不親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運漕,有朵運河的支流,往東沿太湖南岸,入江蘇省境平望的大運河。這種交流不到一百里長,但所經的雙林,南潯兩鎮,為膏腴中的膏腴。南潯的殷富,號稱「四獅八象」,海內聞名。聽得藩台駕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分,盡地主之誼,他們飲食起居的講究,雖不比鹽商、河工的窮奢極侈,但已遠非一般宮貴之家可比。

身處名匠經營的園林,坐對水陸並陳的盛饌,開宴照例開戲,南潯富家都有自己的戲班,砌末、行頭,無不精美,這時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壽索然寡歡,卻又不得不勉強敷衍,因而這樣豪華享受的場台,在他反覺得受罪,耳中聽著《長生毆》的《夜雨聞鈴》,心裡想的卻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運河水滿,讓擱淺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風,往東而去?

想著漕船,椿壽無論如何坐不住了。託詞「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辭,回到行轅。

行轅里已經有許多人在等著。這些人分為三類,一類是漕幫中的「領運千總」,名義上算是押運的武官,照原來的傳統,多由武舉人中選拔,一類是臨時委派的押運官,大多為候補州縣,走路子鑽上這個差使,多少弄幾文「調劑調劑」,再一類就是各幫中真正的頭腦:「尖丁」。

「尖丁」的身分是小兵,這還是明朝「衛所」演變下來的制度。小兵與二品大員的藩台,身分相差不知幾許?照平日來說,連見椿壽的面都難,但此刻也顧不得這些官派了!要設法能讓漕船開動,非找尖丁來談,才商議得出切實的辦法,所以椿壽吩咐,一體傳見。

行轅借在一家富戶的兩進屋子,時已入夜,軒敞的大廳上,點起明晃晃的火油燈,照出椿壽的滿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紅木炕床上,兩旁梨花木的「太師椅」上,坐的是候補州縣身分的押運官,千總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兒了。在鴉雀無聲的沉重的氣氛中,椿壽扯開嘶啞的嗓子說道:「今年的漕糧,到底還運得出去,運不出去?」

這一同大家面面相覷,都要看一看對方的臉色。最有資格答話的是尖丁,但以身分關係,還輪不到他們開口。

「我在撫台面前,拍了胸脯的,一個月當中,一定全數開船。現在看了實在情形,我覺得我的話說得過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個宗旨出來,船能動是動的辦法,不能動是不能動的辦法。這樣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腦袋等掉了不可。」

這是提出了要砍腦袋的警告,在座的人,無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師椅上的一名候補州縣,便欠身說道:「總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屬下便賠上性命,也得把漕船開出去。漕糧關乎國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淺,縱然耽遲,還有可說,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錯了。」

「耽遲不耽錯」這一說,凡是坐在大師椅上的,無不齊聲附和。這些候補州縣,沒有一個不鬧窮,有些在省城住了十幾年,始終沒有補上一個缺,窮得只剩下一疊當票,好不容易才派上這一個押運的差使,指望著漕船一動,便好先支一筆公費安家。至於這一去什麼時候才能到達通州,他們不必擔心,遲延的處分,落不到他們頭上。

倘說漕船不走,他們便回不得省城,因為船不走,便無所謂押運,不僅萬事全休,而且比不得這個差使還要壞——不得這個差使,不必借了盤纏來到差。現在兩手空空回杭州,債主那裡如何交代?

椿壽當然明白他們的用心,而且也知道這些人無足輕重,既出不了什麼力,也擔不了什麼責任,所以不理他們的話,望著站在他們身後的「領運千總」說:「他們有什麼主意,說出來商量。」

「領運千總」的想法,與那些候補州縣差不多,只是他們不能胡亂作主,凡事要聽尖丁的招呼,因而有個年紀大些的便這樣回答:「請大人作主!」

「如果我說不走呢?」

大家都不響,沒有一個人贊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駁回。但這樣不作聲,也就很明顯地表示出反對的意思了。

在座的一個實缺同知,此時忍不住開口:「跟大人回話,還是讓他們推出一兩個人來,看看有何話說?」

「他們」是指尖丁,椿壽點點頭,對那些尖丁說:「我看也非你們有句話不可。」

「是!」有個「有頭有臉」的尖丁答應一聲,請個安說:「請大人先休息。我們商量出一個宗旨,再跟大人回稟。」

「好,好,你們商量。」椿壽坐在炕床上咕嚕嚕吸水煙,八幫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議,好久尚無結論,因為各幫的情況不同,看法各異,牽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運,吃力不討好是公認的看法,但走與不走,卻有相反的主張,一派認為賠累已不可免,不加不走,還省些事,一派則以在漕船上帶著許多私貨,不走則還要賠一筆,「公私交困」,簡直要傾家蕩產了。

談來談會,莫衷一是,椿壽已經派人來催了,只好聽憑上面雲決定走與不走。不過總算也有了一點協議「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幫的賠累,只能一次,不能兩次。

「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糧便要變價繳納,戶部定章是每石二兩銀子,現在市價多少?」椿壽問。「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話的那個尖丁答道:「總在七錢到八錢這個數目之間。」

「船上的漕糧有多少?」「一共二十七萬六千石。」

「那麼,」椿壽問道,「就算每石賠一兩二錢銀子,共該多少?」

那尖丁的心算極快,略略遲疑了一下,便報出確數:「共該三十三萬一千二百兩銀子。」

「如果漕船不走,奏請變價繳銀,上頭一定會準的。不過,」椿壽麵色凝重地問,「這三十三萬兩銀子,該誰來賠?」「大人曉得的,湖屬八幫是『疲幫』,力量實在夠不上。總要請大人格外體恤,留漕丁一條命。」

「哼!」椿壽冷笑,「你們要命,難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這是雙方討價還價,有意做作。漕幫有「屯田」,有「公費」,遇到這種情形,便得從公眾的產業和收入中,提出款子來賠,賠累的成數,並無定章,但以上壓下,首先要看幫的好壞,公產多的「旺幫」便賠得多,負債纍纍的「疲幫」便賠得少。說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區,漕幫越疲,第一疲幫是江蘇松江府屬各幫,溯州府屬八幫的境況也不見得好,這因為是越富庶的地區,剝削越多的緣故。

這賠累的差額,除了漕幫以外,主要的使得由藩司從徵收漕糧的各種陋規和「浮收」中,提成分賠。所以處理這件棘手的案子,實際上只是藩台衙門和湖屬八幫間的事。椿壽軟哄硬逼,總算把分賠的成數談好了。

然而這也不過是萬不得已的退路。眼光總是朝前看的,能夠把漕船開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賠累,何樂不為?所以椿壽又回過頭來問:「照你們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動呢?能動還是照開的好。」

這一句話自然大受歡迎,在座的候補州縣,一看事有轉機,無不精神夏振,紛紛頌讚椿壽的明智。惟有那名代表漕幫說話的尖丁,大搖其頭。不過他首先聲明,他自己有點意見,並有代表漕幫,不知該說不該說?「說,說!集思廣益,說出來商量。」照那尖丁個人的看法,漕船要能開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時在各支流加閘,提高運河中的水位,然後另雇民船分載漕米,減輕漕船的載重,這樣雙管齊下,才有「動」的可能。

「那就這樣辦啊!有何不可呢?」有個押運官興奮地說。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沒有作聲。椿壽卻明白他的意思,以譏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說得容易!可知道這一來要多少錢?」「於其賠累,何不把賠累的錢,花在疏浚河床和僱用民船上?不但交的差,而且治理了運河,也是大人的勞績。」這兩句話說動了椿壽的心,點著頭沉吟,「這倒也是一說。」他自語似的問:「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疏浚的計劃,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細計算,才能知道確數,在這樣人多口雜的場台中,是不可能得到結果的,所以椿壽叫大家散一散,別外找了些實際能負責,能辦事的人來重作商量。

這個少數人的集議,首先要談的就是工料的來源。這實在也只有一個字:錢。漕幫中被推派出來說話的那名尖丁,以久歷江湖的經驗,預感到此舉不妥,但人微言輕,無法扭轉椿壽的「如意算盤」,便很乾脆地答應了所派的經費,而且保證漕幫一定全力支持這件事。不過他也很鄭重地聲明,漕幫出了這筆錢,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麼花樣。漕幫不能負責。於是疏浚河道的計劃,很快地便見諸實際行動。這件事地方官原來也有責任,只是湖州府和運河所經的烏程、歸安、德清三縣,要辦這件事惟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紳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動工,未免緩不濟急。為了與天爭時,自己拿錢出來征雇民工是最切實的辦法。等這一切安排好了,預計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開行。這樣,椿壽才算鬆了一口氣,動身回省。

走的那天,秋風秋雨,一般行旅悶損不樂的天氣,在椿壽卻大為高興,心裡在想,這雨最好落大些,連下幾天,前溪水漲,起漕的時間,還好提前。

***

回到省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見撫台黃宗漢。

聽完報告,黃宗漢還誇獎了一番,說他實心辦事。還告訴他一些京里來的消息,說朝廷已有旨意,嚴飭直隸總督和駐北通州的倉場侍郎,自天津楊村地方,調派一千五百艘駁船到山東臨清,準備駁運漕糧。不過直隸總督已經復奏,怕楊村的駁船,到達臨清,河水已經結冰,所以這樣請求:江浙的漕糧在臨清、德州一帶卸下來,暫時存貯,到明年開春解凍,再轉漕北上,這個請求,能不能奉准,尚不可知。

椿壽認為這是個好消息,他原有顧慮,怕北地天寒,到了十月以後,河裡結冰,漕船依舊受阻。現在既有直隸總督據實奏陳,等於為他把心裡想說的話說了出來,格於事實,朝廷不能不準,這樣就只要到了臨清,便算達成任務。倘說遲延,則各地情形相同,處分的案子混在一起,變成「通案」就不要緊了。椿壽吃了這顆定心丸,對於疏浚河道的工程,進度不甚理想,就不太著急。他最關心的是直隸總督那個復奏的下文,等漕船開出,才看到明發上諭:「浙江嘉杭等幫米石,如能撥船趕運,當仍遵前旨,酌撥楊村船隻,趁此天氣晴和,迅往撥運。設或沿途必須截卸,臨情、德州等倉,是否足資容納?著倉場侍郎、直隸總督、漕運總督、山東巡撫各將現在應辦急務,迅速妥為辦理,毋得聽任屬員推諉惡習,各分畛域,再赴貽誤。懍之!」

「虧得趕運出去。」椿壽心裡在想,「照上諭來看,在臨清、德州截卸,暫時存貯,已經准了。不過糧倉恐怕不夠,湖幫的漕米到了那裡,倘或無倉可儲,倒是棘手之事。」

於是,他「上院」去見撫台。黃宗漢一見他就說:「啊,來得正好。我正要叫『戈什哈』去請你,有件要緊事商量。」

「請大人吩咐。」「不,不!你有事你先說。」

椿壽便說明來意,意思是想請撫台出奏,浙江湖屬八幫的漕米,已出省境北上。如果到了臨清,無法駁運,需要截卸時,請飭下漕運總督及山東巡撫,預留空倉。他是怕湖屬八幫的漕船最後到達,倉位為他幫捷足先登,所以有此要求。

黃宗漢一面聽,一面不斷搖頭,等他說完,俯身向前問道:「漕運一事,貴司內行,而且今年由貴司一手料理,我要請問,可曾計算過『回空』的日子?」

原來是這一層顧慮,椿壽略略放了心,「回大人的話,」他說,「回空自然要衍期??」「衍期多少時候?」黃宗漢不待辭畢,槍著問道,「請貴司算與我聽一聽。」

「這要看臨清的情形。如果在那裡截卸,等明年開凍駁運,又要看前面漕船的多寡,多則慢,少則快。

「最快什麼時候?」

「總要到明年四月。」「回空呢?」「也要兩個月。」

「這就是說,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還要經過一番修補,又得費個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里才能到各縣受兌漕米。請問貴司,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樣,遲到八九月才能啟運嗎?」

「是!」椿壽答道,「不過明年改用海運,亦無關係。」「什麼叫沒有關係?」黃宗漢勃然變色,「你說得好輕巧。年年把漕期延後,何時始得恢復正常?須知今年是貴司責無旁貸,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責任。貴司這樣子做法,簡直是有意跟我過不去呀!」

椿壽一看撫台變臉,大出意外,他亦是旗下公子哥兒出身,一個忍不住,當即頂撞了過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責無旁貸,該殺該剮,自然由我負責,大人何必如此氣急敗壞?」

「好,好!」黃宗漢一半真的生氣,一半有意做作,臉上一陣青,一陣紅地說:「你負責,你負責!請教,這責任如何負法?」

「本年漕運雖由我主管,但自從大人到任,凡事亦曾稟命而行。今年江蘇試辦海運,成效甚佳,請大人出奏,明年浙省仿照江蘇成例,不就行了嗎?」「哼,哼!」黃宗漢不斷冷笑,「看貴司的話,好象軍機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請教,如果上頭不準呢?」「沒有不準之理。」

「又是這樣的口吻!」黃宗漢一拍炕幾,大聲呵斥,「你到底是來議事,還是來抬杠?」

椿壽做了二十幾年的官,從未見過這樣的上司,心裡在想:我是科甲出身,我亦不是捐班佐雜爬上來的,受慣了氣的,論宦途經歷,我放浙江藩司,你還不過是浙江臬司,只不過朝中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那一榜??

轉念到此,椿壽打了個寒噤,暗叫一聲:大事不好!黃宗漢的同年,已有當了軍機大臣的,那是蘇州的彭蘊章。還有戶部兩侍郎,一個是福建的王慶雲,最愛照應同鄉,另一個又是他的同年,而且是好友的伺桂清。

俗語說得好,「朝里無人莫做官。」黃宗漢敢於如此目中無人,無非仗著內有奧援,而且聽說他今年進京,皇上召見六次之多,聖眷正隆,自己無論如何碰不過他。這些念頭雷轟電掣般閃過心頭,頓感氣餒,只得忍氣吞聲地陪個罪。

「大人息怒。我豈敢跟大人抬杠?一切還求大人維持。」這一說,黃宗漢的臉色才和緩了一些,「既為同僚,能維持總要維持。

不過,」他使勁搖著頭,一字一句地說:「難,難!」

椿壽的心越發往下沉,強自鎮靜著問道:「大人有何高見?要請教誨。」「豈敢,豈敢。等我想一想再說吧!」說完,端一端茶碗,堂下侍候的戈什哈便拉開嗓子:「送客!」這送客等於逐客。椿壽出了撫台衙門,坐在轎子里,只催轎扶加快,急急趕回本衙門,讓聽差把文案請到「籤押房」,關上房門,細說了上院的經過,驚疑不定地問道:「各位看看,黃撫台這是什麼意思?」「黃撫台外號『黃閻羅』,翻臉不認人是出名的,這件事要好好鋪排一下。」

「唉!」椿壽搖搖頭,欲言又止,失悔在黃撫台剛到任,不理他索賄的暗示。

「『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銀子』,」有個文案說很很率直,「先去探探口氣看,院上到底打的什麼主意?」於是連夜走路子去打聽,總算有了確實的消息,據說黃宗漢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受兌裝載,照限期抵達通州,決定上奏,把湖屬八幫的瘤船追了回來,漕米卸岸入倉,連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裝運。這樣做法,只苦了漕幫,白白賠上一筆疏浚河道的費用。其次,那些奉委押運的候補州縣,沒有「公費」可派,一筆過年的盤纏便落空了。椿壽心中雖有不忍,但到底是別人的事,藩司能夠不賠,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們了。

果然,第二天撫台衙門來了正式公事,惟恐影響來年新漕的期限,「所有本年湖屬八幫漕船,仰該司即便遵照,全數追回,候命辦理。」椿壽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屬八幫的漕船截了回來,同時上院去見撫台,請示所謂「候命辦理」是如何辦法?

黃宗漢一直託病不見。過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開一看,椿壽幾乎昏厥,頓足罵道,「黃壽臣,黃壽臣,你好狠的心!我與你問冤何仇,你要置我於死地!」黃宗漢的手段,的確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長官的地位,統籌漕運全局的理由,為了使來年新漕的輸運,如期完成,以期此後各年均得恢復正常,作了一個決定,本年湖屬八幫的漕米,留浙變價,全部漕米二十七萬六千石,照戶部所定價格,每石二兩銀子,共該五十五萬二千兩,限期一個月報繳。

這是椿壽與尖丁早已算過了的,市價與部價的差額,一共要三十三萬兩銀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開會之前,撫台就作了這個決定,那麼漕幫賠大部分,藩司賠小部分,這筆小部分的賠款,也還可以在浮收的款項中撥付,說起來只是今年白吃一場辛苦,沒有「好處」而已。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漕幫負擔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經費,事先已經聲明,出了這筆錢,漕船非走不可,於今截回不定,已覺愧對漕幫,再要他們分賠差額,就是漕幫肯賠,自己也難啟齒,何況看情形是決無此可能的。

至於浮收的「好處」,早已按股照派,「分潤」有夫人員,哪裡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過五、六萬銀子,還差著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變,竟會弄得全部責任,落在自己一個人頭上。椿壽悔恨交並,而仍不能不拚命作最後的掙扎,愁眉苦臉地召集了親信來商議,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鈴還須繫鈴人」,惟有去求撫台,收回「變價」的成命,應解的二十多萬石漕米,隨明年新漕一起啟運。就這樣起卸入倉,從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從岸上搬到船上,來回周折的運費、倉費,以及兩次搬動的損耗,算起來也要賠好幾萬兩銀子,而且一定還會受到處分,但無論如何總比賠三十三萬兩銀子來得好。

兩害相權取其輕,椿壽只得硬著頭皮上院,把「手本」送了進去,門上出來答道:「上頭人不舒服,請大人回去吧!上頭交代,等病好了,再請大人過來相敘。」

棒壽憤不可遏,吩咐跟班說:「回去取鋪蓋!撫台不見我不走,就借官廳的炕床睡。」門上一看,這不象話,趕緊陪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來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

於是椿壽就在官廳中坐等,等了半個時辰,黃宗漢出來了,仰著頭,板著臉,一見面不等椿壽開口,就先大聲問道:「你非見我不可?」

「是!」椿壽低聲下氣地回答:「大人貴恙在身,本不該打攪,只是實在有萬分困難的下情上稟。」「如果是湖屬漕米的事,你不必談。已經出奏了。」這句話就如焦雷轟頂,一時天旋地轉,不得不頹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時,黃宗漢已無蹤影,撫院的戈什哈低聲向他說道:「大人請回吧!轎子已經伺侯半天了。」

椿壽閉上眼,眼角流出兩滴眼淚,拿馬蹄袖拭一拭乾凈,由聽差扶掖著,一步懶似一步地走官廳。

就在這天晚上,椿壽在藩司衙門後院的籤押房裡,上吊自殺。第二天一早為家人發覺,哭聲震動內外,少不得有人獻殷勤,把這個不幸的消息,飛報撫台。

黃宗漢一聽,知道闖了禍,逼死二品大貝,罪名不輕。但轉念想起一重公案,覺得可以如法炮製,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陝西蒲城王鼎尸諫的往事,這重公案發生在十年以前,王鼎與奸臣穆彰阿,同為大學士值軍機。這位「蒲城相國」性情剛烈,嫉惡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陰柔奸險的性格,每在御前爭執,一個聲色俱厲,一個從容自如,宣宗偏聽不明,總覺得王鼎不免過分。

道光二十二年,為了保薦林則徐夏用,王鼎不惜自殺尸諫,遺疏痛劾穆彰阿。那時有個軍機章京叫陳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請假,心裡一支,借故出宮,趕到王鼎家一看,聽得哭聲震天,越發有數。趁王鼎的兒子,翰林院編修王抗驟遭大故,五中昏瞀的當兒,勸他把王鼎的屍首解下來,同時把遺疏抓到手裡,一看內容,不出所料,便又勸王抗以個人前程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說「上頭」對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殺,有傷國體,說不定天顏震怒,不但王鼎身後的恤典落空,而且別有不測之禍。

這一番威脅利誘,教王抗上了當,聽從穆彰阿更改遺疏,並以暴疾身故奏報。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頭」無法獲知真相,也就算了。

陳孚恩幫了穆彰阿這個大忙,收穫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當山東巡撫。而王抗則以不能成父之志,為他父親的門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陝甘同鄉所不齒,辭官回里,鬱郁以終。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會試的大主考,黃宗漢是他的門生,頗為巴結這位老師。秦檜門下有「十客」,穆彰阿門下有「十子」,黃宗漢與陳孚恩都在「穆門十子」之數,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壽的變故,他立即遣派親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設法把椿壽的遺囑弄到手,然後親自拜訪駐防的將軍和浙江學政,因為這兩個人是可以專摺奏事的,先要把他們穩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聞。

當然,另一方面他還要間接拜託旗籍的官員,安撫椿壽的家屬,然後奏報藩司出缺。上吊自殺是瞞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個「夾片」,說是「浙江錢漕諸務支出,本年久旱歲歉,征解尤難,該司恐誤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輕生。」把湖屬八幫應運漕米,留浙變價的事,隻字不提,同時錄呈了經過修改的椿壽的遺囑。咸豐帝此時初登大寶,相當精明,看遺囑內有「因情節所逼,勢不能生」兩句話,大為疑惑,認為即令公事難辦,何至遽爾自盡?是否另有別情,命令黃宗漢「再行詳細訪察,據實奏聞,毋稍隱飾。」接著,浙江學政萬青藜也有專摺奏報,說椿壽身後,留有遺囑,「實因公事棘手,遽行自盡。」與黃宗漢的奏摺,桴鼓相應。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黃宗漢詳查具報。汝近在省垣,若有所聞,亦可據實具奏。」看來事情要鬧得很大,但事態真正嚴重的關鍵所在,只有黃宗漢自己知道。因為椿壽的自盡,如果真的是由於他的措施嚴峻、則雖良心有愧,亦不過課以道義上的責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過,那就不必有所畏懼。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椿壽之死,是死在他虛言恫嚇的一句話上。

所謂「留浙變價」,原是黃宗漢有意跟椿壽為難的一種說法,暗地裡他並不堅持這樣做,不但不堅持,他還留著後手,以防椿壽無法做到時,自己有轉圜的餘地。

由於在軍機處和戶部都有極好的關係,所以黃宗漢對來年新漕改用海運,以及本年湖屬各幫漕米,不能如限北運的處置辦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書函往還,幾乎已有成議。但這些情形,椿壽無從知道,他亦瞞著不說。以改用海運並無把握,河運糧船難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變價,這一套措施與他所奏報的改革辦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壽所說的,留浙變價一事,「已經出奏」,事情到了推車撞壁的地步,再也無可挽回,這才使椿壽感到已入絕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實,「已經出奏」這句話,根本是瞎說。

就憑這句謊言,黃宗漢便得對椿壽之死,負起全部責任。因而他必須多方設法掩飾遮蓋,不使真相上聞,一面活動萬青藜等人,幫著他瞞謊,一面遣派親信,攜帶巨賢,到京師活動。當然,象軍機大臣彭蘊章那裡,是不必也不能行賄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託關顧照應。

不過這樣一件案子,也不是輕易壓得下去的。椿壽是「上三旗」的旗人,親戚之中,頗有貴官,認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頭為他講話,這樣軍機處要幫黃宗漢的忙,就不能不費一番手腳,來遮人耳目。

照一向的慣例,類似這種情況,一定簡派大員密查。既稱密查,自然不能讓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員出京,無論如何是件瞞不住的事,於是便有許多掩護其行蹤及任務的方法,一種是聲東擊西,譬如明發上諭:「著派某某人馳往江蘇查案」,這人便是「欽差」的身分,所經之處,接待的禮節極其隆重。這樣一路南下,到了濟南,忽然不定了,用欽差大臣的關防,咨會山東巡撫,開出一張名單,請即傳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開了查案的工作。

再有一種是暗渡陳倉,乘某某大員外放到任的機會,密諭赴某處查案。

這道密諭照例不發「邸抄」,被查的省分,毫無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訪總督或巡撫,出示密諭,於是一夕之間,可以掀起大獄。查黃宗漢逼死椿壽一案,就是用的這一種辦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黃宗漢出了毛病的痕迹。這當然又是軍機處幫他的忙。

這位欽差名叫何桂清,是黃宗漢的同年。在他們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紀比較輕,儀錶清俊,吐囑淵雅,人緣極好。這年秋天,由戶部侍郎外放江蘇學政,在京里餞行送別的應酬甚多,所以一直遲遲不能啟程。就在這殷摒擋行囊,準備到任的期間內,出了椿壽這件案子,彭蘊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結果,奏請密派問桂清於赴江蘇學政途中,順道查辦。「上頭」只對椿壽的死因懷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黃宗漢乾的好事,自然不會以何桂清與黃是同年為嫌,便准了軍機處的建議。

這個消息,很快、很秘密地傳到了杭州,黃宗漢等於服下一位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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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頂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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