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6 在義與利之外

1988 6 在義與利之外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繞著義利二字打轉。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經有過一個人皆君子言必稱義的時代,當時或許有過大義滅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見的是借義逐利的偽君子和假義真情的迂君子。那個時代過去了。曾幾何時,世風劇變,義的信譽一落千丈,真君子銷聲匿跡,偽君子真相畢露,迂君子豁然開竅,都一窩蜂奔利而去。據說觀念更新,義利之辨有了新解,原來利並非小人的專利,倒是做人的天經地義。

「時間就是金錢!」今一句時髦口號。企業家以之鞭策生產,本無可非議。但世人把它奉為指導人生的座右銘,用商業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結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種企業,使人際關係成了一個市場。

我曾經嘲笑廉價的人情味,如今,連人情味也變得昂貴而罕見了。試問,不花錢你可能買到一個微笑,一句問候,一丁點兒惻隱之心?

不過,無須懷舊。想靠形形色色的義的說教來匡正時弊,拯救世風人心,事實上無濟於事。在義利之外,還有別樣的人生態度;在君子小人之外,還有別樣的人格。套孔於的句式,不妨說:「至人喻於情。」

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義」要求人獻身抽象的社會實體,「利」驅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質利益,兩者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義」教人奉獻,「利」誘人佔有,前者把人生變成一次義務的履行,後者把人生變成一場權利的爭奪,殊不知人生的真價值是超乎義務和權利之外的。義和利都脫不開計較,所以,無論義師討伐叛臣,還是利慾支配眾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緊張。

如果說「義」代表一種倫理的人生態度,「利」代表一種功利的人生態度,那麼,我所說的「情」便代表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它主張率性而行,適情而止,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義,也不是你所佔有的物品,你之為你僅在於你的真實「自我」。生命的意義不在奉獻或佔有,而在創造,創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積極展開,是人在實現其本質力量時所獲得的情感上的滿足。創造不同於奉獻,奉獻只是完成外在的責任,創造卻是實現真實的「自我」。至於創造和佔有,其差別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寫作,佔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帶來的名利地位,創造注重的只是創作本身的快樂。有真性情的人,與人相處唯求情感的溝通,與物相觸獨鍾情趣的品味。更為可貴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為利所逐的時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種閑適之情。我不是指中國士大夫式的閒情逸緻,也不是指小農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種不為利驅、不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懷。仍以寫作為例,我想不通,一個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詩足矣。倘無此奢求,則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寫作也不過是這活得自在的一種方式罷了。

肖伯納說:「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我曾經深以為然,並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輕鬆俏皮。但仔細玩味,發現這話的立足點仍是佔有,所以才會有佔有慾未得滿足的痛苦和已得滿足的無聊這雙重悲劇。如果把立足點移到創造上,以審美的眼光看人生,我們豈不可以反其意而說:人生有兩大快樂,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於是你可以去尋求和創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於是你可以去品味和體驗?當然,人生總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輕利的人所體味到的辛酸悲哀,更為逐利之輩所夢想不到。但是,擺脫了佔有慾,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許多瑣屑的煩惱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氣度些。我無意以審美之情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達了一個信念:在義與利之外,還有一種更值得一過的人生。這個信念將支撐我度過未來吉凶難卜的歲月。

在現代哲學家中,羅素是個精神出奇地健全平衡的人。他是邏輯經驗主義的開山鼻祖,卻不像別的分析哲學家那樣偏於學術的一隅,活得枯燥乏味。他喜歡沉思人生問題,卻又不像存在哲學家那樣陷於絕望的深淵,活得痛苦不堪。他的一生足以令人羨慕,可說應有盡有:一流的學問,卓越的社會活動和聲譽,豐富的愛情經歷,最後再加上長壽。命運居然選中這位現代邏輯宗師充當西方「性革命」的首席辯護人,讓他在大英帝國的保守法庭上經受了一番戲劇性的折磨,也算是一奇。科學理性與情慾衝動在他身上并行不悖,以致我的一位專門研究羅素的朋友揶揄地說:羅素精彩的哲學思想一定是在他五個情人的懷裡孕育的。

上世紀後半葉以來,西方大哲內心多半充斥一種緊張的危機感,這原是時代危機的反映。羅素對這類哲人不抱好感,例如,對於尼采、弗洛伊德均有微詞。一個哲學家在病態的時代居然能保持心理平衡,我就不免要懷疑他的真誠。不過,羅素也許是個例外。

羅素對於時代的病患並不麻木,他知道現代西方人最大的病痛來自基督教信仰的崩潰,使終有一死的生命失去了根基。在無神的荒原上,現代神學家們憑弔著也呼喚著上帝的亡靈,存在哲學家們詛咒著也謳歌著人生的荒誕。但羅素一面堅定地宣告他不信上帝,一面卻並不因此墮入病態的悲觀或亢奮。他相信人生一切美好的東西不會因為其短暫性而失去價值。對於死亡,他「以一種堅忍的觀點,從容而又冷靜地去思考它,並不有意縮小它的重要性,相反地對於能超越它感到一種驕傲」。羅素極其珍視愛在人生中的價值。他所說的愛,不是柏拉圖式的抽象的愛,而是「以動物的活力與本能為基礎」的愛,尤其是性愛。不過,他主張愛要受理性調節。他的信念歸納在這句話里:「高尚的生活是受愛激勵並由知識導引的生活。」愛與知識,本能與理智,二者不可或缺。有時他說,與所愛者相處靠本能,與所恨者相處靠理智。也許我們可以引申一句:對待歡樂靠本能,對待不幸靠理智。在性愛的問題上,羅素是現代西方最早提倡性自由的思想家之一,不過淺薄者對他的觀點頗多誤解。他固然主張婚姻、愛情、性三者可以相對分開,但是他對三者的評價是有高低之分的。在他看來,第一,愛情高於單純的性行為,沒有愛的性行為是沒有價值的;第二,「經歷了多年考驗,而且又有許多深切感受的伴侶生活」高於一時的迷戀和鍾情,因為它包含著後者所不具有的豐富內容。我們在理論上可以假定每一個正常的異性都是性行為的可能對象,但事實上必有選擇。我們在理論上可以假定每一個中意的異性都是愛情的可能對象,但事實上必有捨棄。熱烈而持久的情侶之間有無數珍貴的共同記憶,使他們不肯輕易為了新的愛情冒險而將它們損害。

幾乎所有現代大哲都是現代文明的批判者,在這一點上羅素倒不是例外。他崇尚科學,但並不迷信科學。愛與科學,愛是第一位的。科學離開愛的目標,便只會使人盲目追求物質財富的增殖。羅素說,在現代世界中,愛的最危險的敵人是工作即美德的信念,急於在工作和財產上取得成功的貪慾。這種過分膨脹的「事業心」耗盡了人的活動力量,使現代城市居民的娛樂方式趨於消極的和團體的。像歷來一切賢哲一樣,他強調閑暇對於人生的重要性,為此他主張「開展一場引導青年無所事事的運動」,鼓勵人們欣賞非實用的知識如藝術、歷史、英雄傳記、哲學等等的美味。他相信,從「無用的」知識與無私的愛的結合中便能生出智慧。確實,在匆忙的現代生活的急流衝擊下,能夠恬然沉思和溫柔愛人的心靈愈來愈稀少了。如果說尼采式的敏感哲人曾對此發出震聾發聵的痛苦呼叫,那麼,羅素,作為這時代一個心理健康的哲人,我們又從他口中聽到了語重心長的明智規勸。但願這些聲音能啟發今日性靈猶存的青年去尋求一種智慧的人生。

到南方走一趟,感到那裡是一個很不同的世界。一是活,似乎處處都有機會,人人在抓機會,顯得生氣勃勃。二是富,千萬富翁時有所聞,小康之家比比皆是。

在廣州時,拜訪一位相識的大學教師。踏進他的家門,我驚住了,寬敞的大廳,精美的浮雕,考究的傢具,在我眼裡不啻是一座宮殿。交談中知道,他辦了一家公司。

「這算不了什麼,我還要蓋別墅。我們知識分子應該腰纏萬貫。」他說,口氣中兼含自豪和共勉的意味。

自豪我贊成。一個民族,一個人,終歸是活比呆好,富比窮好。據我看,文化人中凡有經商之興趣和能力的,都不妨去經商,這對自己對國家都有益處,對文化也決不會有什麼損害。說到底,普及和提高文化是需要金錢支持的,創造文化則並不需要太多的人。

共勉卻不敢。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非其材。我對經商既無興趣,也無能力。我認定我去經商必定如燕人學步,兩頭落空,一事無成。我的天性——至少由習慣造成的第二天性——使我活不起來,從而也富不起來,只宜繼續做一個書獃子和窮書生。一個人不該違背或怨恨自己的天性,我的心是平靜的。

在我看來,無論安心治學,還是勇敢從商,都是值得讚許的。我獨不解的是有一種人,看見別人棄學經商便憤憤不平,痛斥世道人心;自己儘管還做著學問,卻彷彿受了天大委屈。從他的憤懣和委屈,可見做學問並不符合他的天性。那麼,何必露一副只身為文化殉難的悲劇面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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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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