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的精神

清潔的精神

這不是一個很多人都可能體驗的世界。

而且很難舉例、論證和順序敘述。纏繞著自己的思想如同野草,記錄也許就只有採用野草的形式—讓它蔓延,讓它盡情,讓它孤獨地榮衰。高崖之下,野草般的思想那麼飽滿又那麼閉塞。這是一個瞬間。趁著流矢正在稀疏,下一次火光衝天的喧囂還沒有開始;趁著大地尚能容得下殘餘的正氣,趁著一副末世相中的人們正苦於賣身無術而力量薄弱,應當珍惜這個瞬間。

(一)

關於漢字里的「潔」白,人們早已司空見慣、不加思索、不以為然,甚至清潔可恥、骯髒光榮的準則正在風靡時髦。潔,今天,好像只有在公共場所,比如在垃圾站或廁所等地方,才能看得見這個字了。

那時在河南登封,在一個名叫王城崗的丘陵上,聽著豫劇的調子,每天都眼望著古老的箕山發掘。箕山太古老了,九州的故事都是在那座山上起源。夏商周,遙遠的、幾乎這是信史僅是傳說的茫茫古代,那時宛如迎在眼前又無影無蹤,煩惱著我們每個考古隊員。一天天地,我們挖著只能稱做龍山文化或二里頭早期文化的土,心裡卻盼它屬於大禹治水的夏朝。感謝那些辛苦的日子,它們在我的腦中埋下了這個思路,直到今天。

是的,沒有今天,我不可能感受什麼是古代。由於今天泛濫的不義、庸俗和無恥,我終於遲遲地靠近了一個結論:所謂古代,就是潔與恥尚沒有淪滅的時代。箕山之陰,穎水之陽,在厚厚的黃土之下壓埋著的,未必是王朝國家的遺址,而是潔與恥的過去。

那是神話般的、唯潔為首的年代。潔,幾乎是處在極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後來,經過如同司馬遷、莊子、淮南子等大師的文學記錄以後,不知為什麼人們又只賞玩文學的字句而不信任文學的真實—斷定它是過分的傳說不予置信,而漸漸忘記了它是一個重要的、古中國關於人怎樣活著的觀點。

今天沒有人再這樣談論問題,這樣寫好像就是落後和保守的記號。但是,四千年的文明史都從那個潔字開篇,我不覺得有任何偏激。

一切都開始在這座低平的、素色的箕山上。一個青年,一個樵夫,一頭牛和一道溪水,引來了哺育了我們的這個文明。如今重讀《逍遙篇》或者《史記》,古文和逝事都遠不可及,都不可思議,都簡直無法置信了。

遙遠的箕山,漸漸化成了一幢巨影,遮斷了我的視野。山勢非常平緩,從山腳拾路慢慢上坡,一陣工夫就可以抵達箕頂。山的頂部寬敞坦平,煙樹素淡,悄寂無聲。在那荒涼的箕頂上人覺得凄涼。在冬天的晴空盡頭,在那裡可以一直眺望到中嶽嵩山齒形的遠影。遺址都在下面的河邊,那低伏的王城崗上。我在那個遺址上挖過很久,但是田野發掘並不能找到清潔的古代。

《史記》注引皇甫謐《高士傳》,記載了堯舜禪讓時期的一個叫許由的古人。許由因帝堯要以王位相讓,便潛入箕山隱姓埋名。然而堯執意讓位,追許由不舍。於是,當堯再次尋見許由,求他當九州長時,許由不僅堅辭不從,而且以此為奇恥大辱。他奔至河畔,清洗聽髒了的雙耳。

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

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

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遊,欲

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所謂強中有強,那時是人相競潔。牽牛的老人聽了許由的訴說,不僅沒有誇獎反而忿忿不滿:你若不是介入那種世界,哪裡至於弄髒了耳朵?想在你洗耳不過是另一種釣名沽譽。下游飲牛,上游洗耳,即然你已知道自己雙耳已污,為什麼又來弄髒我的牛口?

毫無疑問,今日中華的有些人正春風得意、穩紮穩打,對下如無尾惡狗般刁悍,對上如無勢宦官般謙卑。無論昨天極左、今天極商、明天極右,都永遠在正副部司局處科的廣闊台階上攀登的各級官迷以及他們的後備軍—小小年紀未老先衰一本正經立志「從政」的小體制派,還有他們的另一翼、Partner、搭擋—瘋狂嘲笑理想、如蛆腐肉、高高舉著印有無恥兩個大字的奸商旗的、所謂海里的泥鰍蛤蜊們,是打死他們也不會相信這個故事的。

但是司馬遷親自去過箕山。

《史記·伯夷傳》中記道: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太史公曰: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

這座山從那時就同稱許由山。但是在我登上箕頂那次,沒有找到許由的墓。山頂是一個巨大平緩的凹地,低低伸展開去,宛如一個長滿荒草的簸箕。這山頂雖寬闊,但沒有什麼峰尖崖陷,登上山頂一覽無餘。我和河南博物館的幾個小夥子細細找遍了每一叢蒿草,沒有任何遺迹殘痕。

當雙腳踢纏著高高的茅草時,不覺間我們對古史的這一筆記錄認起真來。司馬遷的下筆可靠,已經在考古者的鐵鏟下證實了多次。他真的看見許由墓了嗎,我不住地想。

箕頂已經開始湧上暮色,視野里一陣陣襲來凄涼。天色轉暗后我們突然感慨,禁不住地猜測許由的形象,好像在蒿草一下下絆著腳、太陽一分分消隱下沉的時候,那些簡賅的史料又被特別細緻地咀嚼了一遍。山的四面都無聲。暮色中的箕山,以及山麓連結的朦朧四野中,浮動著一種渾濁的哀切。

那時我不知道,就在那一天里我不僅相信了這個古史傳說而且企圖找尋它。我抱著考古隊員式的希望,有一瞬甚至盼望出現奇迹,由我發現許由墓。但箕頂上不見牛,不見農夫,不見布衣之士剛愎的清高;不僅登封洛陽,不僅豫北晉南的原野,都沉陷在晚暮的沉默中,一動不動,緘口不言。

那一天以後不久,田野工作收尾,我沒有能抽空再上一回箕山。然後,人和心思都遠遠地飛到了別處,離開河南彈指就是十五年。應該說我沒有從浮燥中蛻離,我被意氣裹挾而去,漸漸淡忘了中原和大禹治水的夏王朝。許由墓,對於我來說,確確實實已經湮沒無存了。

(二)

長久以來滋生了一個印象。我一直覺得,在中國的古典中,許由洗耳的例子是極限。品味這個故事,不能不覺得它載道於絕對的描寫。它在一個最高的例子上規定潔與污的概念,它把人類可能有過的原始社會禪讓時代歸納為山野之民最高潔、王候上流最卑污的結論。它的原則本身太高傲,這使它與後世的人們之間產生了隔閡。

今天回顧已經為時過晚,它的確已淪為了箕山的傳說。今天無論怎樣莊重的文章也難脫調侃。今天的中國人,可能已經沒有體會它的心境和教養了。

就這樣時間在流逝著。應該說這些年來,時間在世界上的進程驚心動魄。在它的沖淘下我明白了:文明中有一些最純的因素,唯它能凝聚起渙散失望的人群,使衰敗的民族熬過險關、求得再生。所以,儘管我已經迷戀著我的鮮烈的信仰和純樸的集體;儘管我的心意情思早已遠離中原三千裡外並且不願還家;但我依然強烈地想起箕山,還有古史傳說的年代。

箕山許由的本質,後來分衍成很多傳統。潔的意識被義、信、恥、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擁,形成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森林,使中國人長久地自尊而有力。

後來,偉大的《史記·刺客列傳》著成,中國的烈士傳統得到了文章的提煉,並長久地在中國人的心中矗立起來,直至昨天。

《史記·刺客列傳》是中國古代散文之最。它所收錄的精神是不可思議、無法言傳、美得魅人的。

(三)

英雄首先出在山東。司馬遷在這篇奇文中以魯人曹沫為開始。

應該說,曹沫是一個用一把刀子戰勝了大國霸權的外交家。在他的羸弱的魯國被強大的齊國欺凌的時候,外交席上,曹沫一把揪住了齊桓公,用尖刀逼他退還侵略魯國的土地。齊桓公剛剛服了輸,曹沫馬上扔下刀下壇。回到席上,繼續前話,若無其事。

今天,我們的體制派們按照他們不知在哪兒受到的教育,無疑會大聲叫喊曹沫犯規—但在當時,若沒有曹沫的過激動作,強權就會壓制天下。

意味深長的是,司馬遷註明了這些壯士來去的周期。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的意味,首先在於他是第一個被記諸史籍的刺客。在這裡司馬遷的感覺起了決定的作用。司馬遷沒有因為刺客的卑微而為統治者去取捨。他的一筆,不僅使異端的死者名垂後世,更使自己的著作得到了殺青壓卷。

刺,本來僅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本來只是殘酷的戰爭形式的一種而已。但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它更多地屬於正義的弱者;在血腥的人類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絕境中被迫選擇的、唯一可能制勝的決死拚鬥。

由於形式的神秘和危險,由於人在行動中爆發出的個性和勇敢,這種行為經常呈著一種異樣的美。事發之日,一把刀子被秘密地烹煮於魚腹之中。專諸喬裝獻魚,進入宴席,掌握著千鈞一髮,使怨主王僚喪命。魚腸劍,這僅有一件的奇異兵器,從此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並且在古代的東方樹立了一種極端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

從專諸到他的繼承者之間,周期是七十年。

這一次的主角豫讓把他前輩的開創發展得驚心動魄。豫讓只因為尊重了自己人的慘死,決心選擇刺殺手段。他不僅演出了一場以個人對抗強權的威武活劇,而且提出了一個非常響亮的思想:「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第一次攻擊失敗以後,他用漆瘡爛身體,吞炭弄啞聲音,殘身苦形,使妻子不識,然後尋找接近怨主趙襄子的時機。

就這樣行刺之日到了,豫讓的悲願仍以失敗終結。但是被捕的豫讓驕傲而有理。他認為:「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義。」在甲兵捆綁的階下,他堂堂正正地要求名譽,請求趙襄子借衣服讓他砍一刀,為他成全。

這是中國古代史上形式和儀式的偉大勝利。連處於反面角色的敵人也表現得高尚。趙襄子脫下了貴族的華服,豫讓如同表演勝利者的舞蹈。他拔劍三躍而擊之,然後伏劍自殺。

也許這一點最令人費解--他們居然如此追求名譽。

必須說,在名譽的範疇里出現了最大的異化。今日名利之徒的追逐,古代刺客的死名,兩者之間的天壤之別的現實,該讓人說些什麼呢?

周期一時變得短促,四十餘年後,一個叫深井裡的地方,出現了勇士聶政。

和豫讓一樣,聶政也是僅僅因為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就決意為知己者赴死。但聶政其人遠比豫讓深沉的多。是聶政把「孝」和「情」引入了殘酷的行動。當他在社會的底層,受到嚴仲子的禮遇和委託時,他以母親的晚年為行動與否的條件。終於,母親以天年逝世了,聶政開始踐約。

聶政來到了嚴仲子處。只是在此時,他才知道了目標是韓國之相俠累。聶政的思想非常徹底。從一可始,他就決定不僅要實現行刺,而且要使事件包括表面都變成自己的,從而保護知己者嚴仲子,因此他拒絕助手,單身上道。

聶政抵達韓國,接近了目標,仗劍衝上台階,包括韓國之相俠累在內一連擊殺數十人。—但是事情還沒有完。

在殺場上,聶政「皮面決眼,自屠出腸」,使自己變成了一具無法辨認的屍首。

這裡藏著深沉的秘密。本來,兩人謀事,一人犧牲,嚴仲子已經沒有危險,像豫讓一樣,聶政應該有殉義成名的特權。聶政沒有必要毀形。

謎底是由聶政的姐姐揭穿的。在那個時代里,不僅人知己,而且姐知弟。聶姐聽說韓國出事,猜出是弟弟所為。她倉惶趕到韓,伏在弟弟的遺體上哭喊:這是深井裡的聶政!原來聶政一家僅有這一個出了嫁的姐姐,聶政毀容棄名是擔憂她受到牽連。聶姐哭道:我怎能因為懼死,而滅了賢弟之名!最後自盡於聶政身旁。

(四)

這樣的敘述,會被人非議為用現代語敘述古文。但我想重要的是,在一片後庭花的歌聲中,中國需要這種聲音。對於這一篇價值千金的古典來說,一切今天的敘述都將絕對地因人而異。對於正義的態度,對於世界的看法,人會因品質和血性的不同,導致筆下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不能這麼簡單地爛光丟凈。管別人呢,我要用我的篇章反覆地為烈士傳統招魂,為美的精神製造哪怕是微弱的回聲。

二百餘年之後,美名震撼世界的英雄荊軻誕生了。

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婦孺皆知。但是今天大家都應該重讀荊軻。《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荊軻一節,是古代中國勇敢行為和清潔精神的集大成。那一處處永不磨滅的描寫,一代代地感動了、哺育了各代的中國人。

獨自靜靜讀著荊軻的紀事,人會忍不住地想:我難道還能如此忍受嗎?如此庸庸祿祿的我還算一個人嗎?在關口到來的時候我敢讓自己也流哪怕一滴血嗎?

易水枯竭,時代變了。

荊軻也曾因不合時尚潮流而苦惱。與文人不能說書,與武士不能論劍。他也曾被逼得性情怪僻,賭博奢酒,遠遠地走到社會底層去尋找解脫,結友朋黨。他和流落市井的藝人高漸離終日唱和,相樂相泣。他們相交的深沉,以後被驚心動魄地證實了。

荊軻遭逢的是一個大時代。

他被長者田光引薦給了燕國的太子丹。田光按照三人不能守密、兩人謀事一人當殉的鐵的原則,引薦荊軻之後立即自盡。就這樣荊軻進入了太子丹邸。

荊軻在行動之前,被燕太子每日車騎美女,恣其所欲。燕太子丹亡國已迫在眉睫,苦苦請荊軻行動。當秦軍逼近易水時,荊軻制定了刺殺秦王的周密計劃。

至今細細分析這個危險的計劃,仍不能不為它的邏輯性和可行性嘆服。關鍵是「近身」。荊軻為了獲得靠近秦王的時機,首先要求以避難燕國的亡命秦將樊於期的首級,然後要求以燕國肥美領土的地圖為誘餌,然後以約誓朋黨為保證。他全面備戰,甚至準備了最好的攻擊武器:葯淬的徐夫人匕首。

就這樣,燕國的人馬來到了易水,行動等待著實行。

出發那天出現了一個衝突。由於荊軻隊伍動身延遲延,燕太子丹產生了懷疑。當他婉言催促時,荊軻震怒了。

這段《刺客列傳》上的記載,多少年來沒有得到讀者的察覺。荊軻和燕國太子在易水上的這次爭執,具有著很深的意味。這個記載說明:那天的易水送行,不僅是不歡而散甚至是結仇而別。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只是督戰易水;至於荊軻,他此時已經不是為了政治,不是為了垂死的貴族而拚命;他此時是為了自己,為了諾言,為了表達人格而戰鬥。此時的他,是為了同時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議而戰鬥。

那一天的故事膾炙人口。沒有一個中國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但是我想荊軻的心情是黯淡的。隊伍尚未出發,已有兩人捨命,都是為了他此行,而且都是為了一句話。田光只因為太子丹囑咐了一句「願先生勿泄」,便自殺以守密。樊於期也只因為荊軻說了一句「願得將軍之首」,便立即獻出頭顱。在非常時期,人們都表現出了驚人的素質,逼迫著荊軻的水平。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和他的黨人高漸離在易水之畔的悲壯唱和,其實藏著無人知曉的深沉含義。所謂易水之別,只在兩人之間。這是一對同志的告別和約束,是他們私人之間的一個誓言。直到後日高漸離登場了結他的使命時,人們才體味到這誓言的沉重。

就這樣,長久地震撼中國的荊軻刺秦王事件,就作為弱者的正義和烈性的像征,作為一種失敗者的最終抵抗形式,被歷史確立並且肯定了。

圖窮而匕首現,荊軻犧牲了。繼荊軻之後,高漸離帶著今天已經不見了的樂器築,獨自地接近了秦王。他被秦王認出是荊軻黨人,被挖去眼睛,階下演奏以取樂。但是高漸離築中灌鉛,樂器充兵器,艱難地實施了第二次攻擊。

不知道高漸離舉著築撲向秦王時,他究竟有過怎樣的表情。那時人們議論勇者時,似乎有著特殊的見地和方法論。田光向太子丹推薦荊軻時曾闡述說,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脈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那時人們把這個問題分析得入骨三分,一直深入到生理上。田光對荊軻的評價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我無法判斷高漸離臉上的顏色。

回憶著他們的行跡,我激動,我更悵然若失,我無法表述自己戰慄般的感受。

高漸離奏雅樂而行刺的行為,更與燕國太子的事業無關。他的行為,已經完全是一種不屈情感的激揚,是一種民眾對權勢的不可遏止的蔑視,是一種已經再也尋不回來的、凄絕的美。

(五)

我們對荊軻故事的最晚近的一次回顧是在狼牙山,八路軍的五名勇士如荊軻一去不返,使古代的精神驕傲地得到了繼承。有一段時期有不少青年把狼牙山當成聖地。記得那時狼牙山的主峰棋盤砣上,每天都飄揚著好多面紅旗,從山腳下的東流水村到陡峭的閻王鼻子的險路上,每天都絡繹不絕地攀登著風塵僕僕的中學生。

我自己登過兩次狼牙山,兩次都是在冬天。那時人們喜歡模仿英雄。夥伴們在頂峰研究地形和當年五勇士的位置,在凜冽的山風呼嘯中,讓心中充滿豪邁的激情。

不用說,無論是刺客故事還是許由故事,都並不使人讀了快樂。讀後的體會很難言傳。暗暗偏愛它們的人會有一些模糊的結論。近年來我常常讀它們。沒有結論,我只是喜愛讀時的感覺。那是一種清冽、乾淨的感覺。他們栩栩如生。獨自面對著他們,我永遠地承認自己的低下。但是經常地這樣與他們在一起,漸漸我覺得被他們的精神所熏染,心一天天渴望清潔。

是的,是清潔。他們的勇敢,來源於古代的潔的精神。

記不清是什麼時候讀到的了,有一個故事:舞台上曾出過一個美女,她認為,在暴政之下演出是不潔的,於是退隱多年不演。時間流逝,她衰老了,但正義仍未歸來。天下不乏美女。在她堅持清潔的精神的年代里,另一個舞女登台並取代了她。沒有人批評那個人粉飾昇平和不潔,也沒有人憶起仗義的她。更重要的是,世間公論那個登台者美。晚年,她哀嘆道,我視潔為命,因潔而勇,以潔為美。世論與我不同,天理也與我不同嗎?

我想,我們無權讓清潔地死去的靈魂湮滅。

但她象徵的只是無名者,未做背水一戰的人,是一個許由式的清潔而無力的人,而聶政、荊軻是完全不同的類型。他們是無力者的安慰,是清潔的暴力,是不義的世界和倫理的討伐者。

若是那個舞女決心向暴君行刺,又會怎樣呢?

因此沒有什麼恐怖主義,只有無助的人絕望的戰鬥。魯迅一定深深地體會過無助。魯迅,就是被腐朽的勢力,尤其是被他即便死也「一個都不想饒恕」的人們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並瀕臨無助的絕境的思想家和藝術家。他創造的怪誕的刺客形象「眉間尺」變成了白骨骷髏,在滾滾的沸水中追咬著仇敵的頭—不知算不算恐怖主義。尤其是,在《史記》已經留下了那樣不可超越的奇筆之後,魯迅居然仍不放棄,仍寫出了眉間尺。魯迅做的這件事值得注意。從魯迅做的這件事中,也許能看見魯迅思想的犀利、激烈的深處。

許由故事中的底層思想也在發展。幾個渾身發散著異端光彩的刺客,都是大時代中地位卑賤的人。他們身上的異彩為王公貴族所不備。國家危亡之際非壯士們無人挺身而出。他們視國恥為不可容忍,把這種恥看成自己私人的、必須以命相抵的奇辱大恥—中國文明中的「恥」的觀念就這樣強化了,它對一個民族的支撐意義,也許以後會日益清晰。

不用說,在那個大時代中,除了恥的觀念外,豪邁的義與信等傳統也一併奠基。一諾千金,以命承諾,捨身取義,義不容辭—這些中國文明中的有力的格言,都是經過了志士的鮮血澆灌以後,才如同淬火之後的鐵,如同沉水之後的石一樣,鑄入了中國的精神。

我們的精神,起源於上古時代的「潔」字。

登上中嶽嵩山的太室,有一種可以望盡中國的感覺。視野里,整個北方一派迷茫。冬樹、野草和毗連的村落還都是那麼純樸。我獨自久久地望著,心裡鼓漾著充實的心情。昔日因壯舉而得名的處處地點都安在,大地依然如故。包括時間,好像幾千年的時間並沒有棄我們而去。時間好像一直在靜靜地守護著這片土地,以及我崇拜的烈士們。我彷彿看見了匆匆離去的許由,彷彿看見了在寒冷冬日的易水河畔,在肅殺的風中唱和相約的荊軻和高漸離,彷彿看見了山峰挺拔的狼牙山上與敵決戰的五壯士。

中國給予我教育的時候,從來都是突兀的。幾次突然燃起的熊熊烈火,極大地糾正了我的悲觀。是的,我們誰也沒有權力對中國妄自菲薄。應當堅信:在大陸上孕育了中國的同時,最高尚的潔意識便同時生根。那是四十個世紀以前播下的高貴種子,它百十年一發,只要顯形問世,就一定以駭俗的美久久引起震撼。它並非我們常見的風情事物。我們應該等待這種高潔美的勃發。

一九九三年九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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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志散文、隨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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