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節 六一慘案

第13節 六一慘案

在教室、宿舍、餐廳甚至運動場上,左派同學們已半公開活動,讀書會、歌詠團。既不再有抗戰心情,竟大半狂熱於蘇俄書籍和革命歌曲如《東方紅》等等。那一年在珞珈山最紅的女同學王雲從,大概是領導人之一,很亮麗,很酷,從不在女生宿舍與人作「小女子語」。有一天下午我從操場經過,看到一場排球賽,場外可以說是人山人海,大家全注目著王雲從,只見她不但球技好,且全場指揮若定,絕非一般大學女生姿態,那種戰鬥的魅力我至今記得清楚。

繆朗山教授所發揮的影響則更巨大。但比起西南聯大聞一多和李公僕、潘光旦等人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他們在聯大罵現狀批政府的演講、激烈活動。乃至身殉,引起全國學潮,幫助中共影響知識分子,意義是不同的。

繆教授自抗戰中期起到武大任教,上課、演講、座談都很吸引學生。由內容豐富的俄國文學作品引申至罵中國時局,罵政府,穿插許多恢諧言談以自嘲嘲人,聽時很「過癮」,場場客滿,也引領許多不滿現狀的學生「前進」,投入左派陣營。但他自稱並非共產黨員。

一九四五年二月初,警備司令部要逮捕他。他去見王校長,請校方保護,校長說無法保證。請他離開以保安全。學生對這件事的反應很激烈,有些老師認為他太愛說話,在文學課上講太多政治是不太妥當的。系主任朱光潛老師想挽留他,但校方認為沒人敢保證繆教授究竟是什麼背景。然而因前線戰局轉折,正式公文並未發出。寒假后開學,盟軍在歐洲大勝,蘇俄搶先進佔柏林城,保住了繆教授的職位,所以我三年級讀了他一年的俄國文學。那一年。一九四五年秋季到一九四六年夏,他還很顧及課程的內容與進度,守住了文學教授的本份。但回到珞珈山,繆教授的課演變成三分之一文學。三份之二政治。他的政治攻擊語言配合戲劇性動作,在中共由敵後到公開的攻城奪地開始之時找到了著力點,更具有煽動力。外文系師資剛複員武漢還不夠充實時,他的舞台擴張至全校。那是一種潮流,一種趨勢,幾乎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他的言論。

袁昌英教授的丈夫楊端六教授留學英國,是貨幣理論專家,與劉乃誠教授連手將武大經濟系辦成培養數代經濟人才的重鎮。夫妻倆與武大相守二十多年。在抗戰艱困中。這一批學術報國的讀書人守住學術標準和學者尊嚴。當他們研究「前進」的女兒楊靜遠攻擊現狀時,做父親的娓娓相勸,「固然現在政府缺點很多,可是轉過來想想,如果現在沒有它,我們還能好好地在這裡過日子嗎?日本人早把中國滅了。國民政府雖不好,我們完全靠它撐持,才打這七年仗。而且要說它沒有做一點好事也是不公平的,自民國以來已經有相當的建設,你只和清代比一比就可以看出這進步。」女兒回說,「大學教育有什麼用?專門讀書有什麼用?一點不能和現實結合起來。」父親說,「一個人不讀書怎麼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麼曉得分辨對與不對?人對於問題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腦筋來判斷,而腦筋不經過讀書怎麼訓練?」

楊教授這一席話,即是我在樂山三年,幾乎所有學校集會時校長和老師們說的話。危急時考慮把學生撤至「雷馬屏峨」山區去,教育部的指示也是說要「弦歌不輟」。即使在俄國文學課上,繆教授也是規定我們讀那些重要著作,才能認識那個文化的深度和演變。也許,他對中國的文化演變反而沒有深思。他和其他的左傾教師如聞一多等,在各校園中煽動青年人反政府的效果,遠勝於共軍初期的兵力。當年在校如有人敢反駁他們的煽動言語,先會被嘲罵為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以後會有更實際的侮辱。到了一九四七年「六一慘案」發生之後,男生宿舍的同學已有人拳腳相向了。

一九四六年起,國共內戰全面展開。至一九四七年,在共產黨領導下,高舉「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各地,已具有燎原的態勢。五月,京滬蘇杭學生六千多人示威遊行,遭到鎮壓,隨後武大一千七百多名學生舉行另一波示威遊行、請願,隊伍衝進省政府,震驚武漢當局,埋下六月一日武漢警備司令部進入武大校園逮捕共產黨師生的行動。

「六一慘案」發生在那一日清晨大約六點鐘。男生宿舍靠校門的那一幢,有同學起床洗臉,發現門口停了幾輛軍車,荷槍實彈的士兵正把繆朗山教授帶上車。他大聲求救,一些學生衝出去攔阻,拉扯之間,兵士開槍,立刻有三人中槍倒地死已,有一人手裡還抓著臉盆,受傷者數人。

一時之間,學生愈聚愈多,拉回了繆教授,軍車受令疾馳撤離。大家把傷者送醫務室,用門板將死者抬到大禮堂,以被單蓋住身體,全是頭部中彈,所以胸部以上露在外面,沒有遮蓋。

全校師生都擁聚到大禮堂,校長和老師帶著大家。全場一片哭聲。這時一位領袖型的同學跳到台上,大聲地說,我們知道學校會處理後事,但是必須有同學代表參加。當時有人提了幾個名字,寫在講台黑板上,女生宿舍也有三、四人被提名,其中有王雲從。突然間,我聽到我的名字被清晰地提出來,在千百個人頭中,我看不到提名的人,只看到我的名字被寫在黑板上。

散會後,這些人要留下來,參加校方的善後工作。散會之前,所有的人排隊由死者身前走過致敬。我記得其中一位的傷口很大,血還沒有凝住,在我數尺之外,雙眼也末合上。

我在逃難路上看過不少死者,在武漢和重慶的轟炸中也看到很多炸死燒焦的屍體,但從未如此近距離地看過。那種震撼的感覺是終生無法忘的,也不是哭泣可以紓解的。

留下來開會的時候,我因從未參加過南開校友會和團契以外的任何校園活動,不知為何此時會被提名,心中明白並不單純。這是一個挑戰,也不能逃避。想著爸爸常常訓示的「要沉得住氣!」先不要說話,看看再說。果然,這十幾個學生代表討論一些大事項后,有人提議由齊邦媛寫追悼會的悼文。

我站起來說,我恐怕沒這個能力在兩天內寫這麼重要的文章。有一位男生大聲說,你不是朱光潛的得意門生嗎?這事難不到你吧。另一個較小的聲音說,小布爾喬亞的《神曲》里沒有革命和暴行。

在近乎廢寢忘食兩天之後,我繳出了一篇悼文。我寫的時候,眼前總閃著那流血的傷口和半合的眼睛,耳旁似乎響著朱老師誦念:"O,Captain!myCaptain",詩里的句子,"TheshiphasWeathe`deveryrack,/TheprizeWesoUghtisWOn;/ThepOrtisnear,thebellsIhear,/^所以我寫這三個年輕的生命,不死於入侵敵人之手,卻死於勝利后自己同胞之手,苦難的中國何日才能超脫苦難的血腥、對立仇恨,能允許求知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如此,他們的血即不白流……。

那篇短短的祭文是我以虔誠之心寫的,他們拿去抄成大字報,又油印了許多份,反應都不錯。我由人心開始寫起,到知識、思想的自由止,誠實地說出大多數人的想法,也預言了我一生的態度。在激昂慷慨的追悼會上宣讀時,似乎也有一種至誠的尊嚴。前進的同學也許不夠滿意,但是也沒法再罵我什麼。

我的導師吳宓教授,以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繆教授的安全,並且親自護送他到機場乘飛機赴香港。中央政府下令武漢警備司令彭善撤職,執行捕人開槍者嚴辦。武大六一慘案成了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後在文化大革命慘死的無數大學師生,又該如何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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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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