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節 最後的樂山

第5節 最後的樂山

在這個喜憂無界,現實混亂的十一月,佈道家計志文牧師應衛理公會內地會之邀到樂山來。他勸我受洗,定下心來走更長的路,也可以保持靈魂的清醒。他的佈道會既以武大師生為主要對象,所講內容的知識和精神層次頗高。未引起或左或右的政治嘲諷。那幾天,他常常用江浙國語帶頭唱讚美詩,其中有一首,我比較不熟悉的,一再重複一句副歌,「求主將我洗,使我拔草呼吸。」那時的教會並沒有大眾使用的聖詩本。我在南開中學長大,聽慣了帶天津腔的「標準」國語(他們有時笑我的東北口音),心裡想,大約是如同我坐在河岸,心靈隨自然脈動而舒暢呼吸吧。後來到了上海。有人贈我一本《普天頌讚》,才知道原來是「白超乎雪」,喻洗禮使人潔凈之意。但「拔草呼吸」的初感仍較難忘。

這一年的聖誕前夕,教會的美籍韓牧師請一些教友學生去他家共度佳節,晚餐后安排餘興節目,其中一項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簽,同一數目的兩人一組,共同回答已寫好的一些問題,競賽答對的冠軍。寫答案的時候,為了保密,須用一件唱詩班穿的袍子蓋住兩人上半身,商量好了,寫出來再從袍子里拿出來。我抽到和電機系四年級的俞君一組。他領了一件袍子走過來找我的時候,我心中有一陣從未經驗過的緊張與興奮。

記得剛到樂山那年冬天,對一切尚懵然不知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在余憲逸、翟一我、馮家碌、魯巧珍的宿舍窗前,看著音樂會散場后男生舉著火把經過自塔街回工學院的第六宿舍。近百人在石頭路上快樂地喧嘩呼應,中段有一大群人唱著當晚節目中的歌,這時,學姐們指著一個高高的漂亮男生說,「啊,看看,俞XX走過來了,」

他正在唱《茶花女》中的(飲酒歌),那充滿自信的男中音,漸漸凌駕眾聲,由街上行近窗下,又漸漸遠去。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窗內學姐的欣賞與傾慕之情。此後兩年,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響亮。

如今,我和這樣一個「陌生人」並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悄聲商量機密,簡直羅曼蒂克得令我窒息!更何況第一個題目我就答不出來,問的是寫出西方最重要的三個古典作曲家,第二個是寫出最重要的指揮家。在黑暗中,他寫了六個名字。接下來問幾個《聖經》中的故事、神話的名字,我全不知道,只答出了《簡愛》男主角的名字作一點點貢獻,那種羞愧即使有袍中黑暗遮蓋,仍可列為平生十大恨事之一。當晚我們得份最高,其實全是他贏得的。種種衝激之外,這樣的「聚首」奇緣,讓我看到了我二十年生命之外又一個世界。

南開中學的音樂教育在當年是比校好的,我們的歌詠團名聞後方,「OneHUndredandOneSOngs」,我們幾乎用原文唱了一半:抗戰歌曲更是我們的看家本領。

我沒有讀過音樂史,課內和課外都沒有。南開和《時與潮》社的收音機只播戰情、政論,沒有播系統性的音樂節目。

俞君是抗戰中期,不願受日本教育,輾轉由上海到後方來的淪陷區學生。和他同時分發到武大的還有姚關福和蘇漁溪。我大學畢業時,姚關福自上海寄贈我一大本《莎士比亞全集》,至今仍在我書架上,蘇漁溪後來也成為我的朋友,勝利初期死於政治鬥爭。他們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西方文化藝術知識豐富,是我的益友。俞君的男中音是經過名師訓練的,他的父親曾是上海聖公會的主教,當時已去世。

新年元旦黃昏,他突然現身女生宿舍(據說以前沒來站過),由老姚的宣告把我「喊」下來,交給我一本英文的《偉大作曲家》,祝我新年快樂。又說,考完了,我來找你好不好?我剛點點頭,他立刻邁著大步走出大門(後來他說很多眼睛看他,很令人緊張)。

放寒假時,他來邀我到浸信會的草坡上走了幾圈,我倆二十年的人生其實非常不同:他講上海淪入日本手中后的變化,我敘述南開中學的愛國教育和重慶跑警報的情況……。他說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她大學畢業和他一起來四川,在成都的美軍顧間團工作,很喜歡文學。

那年二月底,開學不久,遠在樂山的武大也響應了全國大、中學生愛國大遊行,抗議「雅爾塔秘密協議」,要求俄軍退出東北,追悼張莘夫。

張莘夫是工程專家,原為我父東北地下抗日同志。勝利后被派由重慶回遼寧接收全國最大的撫順煤礦,一月十六日赴瀋陽途中,被共軍由火車上綁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殘殺。俄共迅速拆遷東北大型工廠的機器,每遷出一地即協助中共軍隊進駐。這是繼去年十一月底響應昆明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校發動的反對內戰、反對美軍干涉內政為名的遊行后,第二次全國性學潮。同學中政治立場鮮明的,積極組織活動,口號充滿強烈的對立。遊行的隊伍擠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轟炸后仍未修建的殘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種旗幟都飄不起來,只聽見喊至嘶啞的各種口號,「打倒……打倒!!!萬歲,…….!!!」自此以後,隔不了多久就有遊行。只是換了打倒的對象,除了經常有的「中華民國萬歲」之外,還有別的萬歲,每次換換即是。

我參加了張莘夫追悼遊行,因為他是我父親多年的抗日同志,他們的孩子和我們一起在戰爭中長大。但是我既未參加遊行籌備工作,又未在遊行中有任何聲音,只盡量跟上隊伍,表達真正哀悼誠意,但是從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擠到路邊了。後來我自己明白,原來我不屬於任何政治陣營,如果我不積极參与活動,永遠是被擠到路邊的那種人。如果我敢於在任何集會中站起來說,「我們現在該先把書讀好」,立刻會被種種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選擇了一個輕一點的罪名,「醉生夢死」。

半世紀后,隔著台灣海峽回首望見那美麗三江匯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檻褸、長年只靠政府公費伙食而營養不良的同學力竭聲嘶喊口號的樣子,他們對國家積弱、多年離亂命運的憤怒,全都爆發在那些集會遊行、無休止的學潮中,最終拖塌了抗戰的政府,歡迎共黨來「解放」。他們的欣喜。事實上,短暫如露珠。開放探親去大陸回來的同學說,當年許多政治活動的學生領袖,由於理想性太強,從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貶,得意的並不多。我們這一代是被時代消耗的一代。從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災荒所迫,挑著擔子,一家或一口去墾荒,希望是落戶。而我們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卻因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聚散飄泊或淹沒。五十年後我回北京與班友重聚,當年八十多個女同學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0年後,進修就業稍有成就的甚少,沒有家破人亡已算幸運,幾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犧牲了。

在遊行隊伍中被擠到路邊的時候,我與原來勾著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衝散了,我像個逃兵似地背靠著街牆往回走。

這時,隔著舉臂吶喊的隊伍,我看到了俞君。他站在水西門石牆的轉角,穿著一件灰黑色大衣,臉上有一點獅身人面的表情,望著我。

隊伍過完了,他走過街來說,「你也參加遊行啊!」我說,「張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多年來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我應該來參加這場遊行,實際地哀悼。」他說他的父親在心臟病發突然去世之前,一直希望他們到自由國土來受教育,不要留在被日本佔領、控制的上海。但是在這裡,政治活動無論左右都沒有找他,他們大約想,從上海來的人只是英文好會唱歌吧。

當遊行越來越頻繁的時候,我們每天早上仍然從女生宿舍走到文廟去看看,有時有布告,有時沒有。課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著些人,有時老師挾著書來了,學生不夠;有時學生坐得半滿,老師沒有來,所以一半的時間沒有上課。全校瀰漫著渙散迷茫的氣氛。

期待多年,生死掙扎得來的勝利,卻連半年的快樂都沒享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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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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