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個人形空白

第一部分 一個人形空白

我沒見過我應該叫他「姥爺」的那個人。他死於我出生前的一次「鎮反」之中。

小時候我偶爾聽見他,聽見「姥爺」這個詞,覺得這個詞後面相應地應該有一個人。「他在哪兒?」「他已經死了。」這個詞於是相應地有了一個人形的空白。時至今日,這空白中仍填畫不出具體的音容舉止。因此我聽說他就象聽說非洲,就象聽說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象聽說死;他只是一個概念,一團無從接近的虛緲的飄動。

但這虛緲並不是無。就象風,風是什麼樣子?是樹的搖動,雲的變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讓塵沙迷住……因而,姥爺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說而在,不過言說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親的沉默,是她躲閃的目光和言談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無奈中父親的謊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著危險,否則為什麼它一出現大家就都變得猶豫,沉悶,甚至驚慌?那危險,莫名但是確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脅,所以我從不多問,聽憑童年在那樣一種風中長大成中國人的成熟。

但當有一天,母親鄭重地對我講了姥爺的事,那風還是顯得突然與猛烈。

那是我剛剛邁進十五歲的時候,早春的一個午後,母親說:「太陽多好呀,咱們幹嘛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說了。」母親這麼說的時候我已經猜到,那危險終於要露面了。滿天的楊花垂垂掛掛,隨風搖蕩,果然,在那明媚的陽光中傳來了那一聲槍響。那槍聲沉悶之極。整個談話的過程中,「姥爺」一詞從不出現,母親只說「他」,不用解釋我聽得懂那是指誰。我不問,只是聽。或者其實連聽也沒聽,那槍聲隱匿多年終於傳進這個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這一時刻漂流進一種叫作「歷史」的東西里去了,永不復返。

母親艱難地講著,我惟默默地走路。母親一定大感意外:這孩子怎麼會這麼鎮靜?我知道她必是這樣想,她的目光在我臉上小心地摸索。我們走過幾里長的郊區公路,車馬稀疏,人聲遙遠,滿天都是楊花,滿地都是楊花的屍體。那時候別的花都還沒開,田野一片曠然。

隨後的若干年裡,這個人,偶爾從親戚們謹慎的嘆息之中跳出來,在那空白里幽靈似地閃現,猶猶豫豫期期艾艾,更加雲遮霧障面目難清——

「他死的時候還不到五十歲吧?別說他沒想到,老家的人誰也沒想到……」

「那年他讓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來,這下大夥才知道他是個抗日的呀……」

「後來聽說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沒人知道去了哪兒。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說又看見他了,說他領著隊伍進了城。我們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嗎?他騎著高頭大馬跟幾個軍官走在隊伍前頭……」

「老人們早都說過,從小就看他是個人材,上學的時候門門兒功課都第一……可惜啦,他參加的是國民黨,這國民黨可把給他害了……」

「這個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覺!聽說過他在村兒里辦幼兒園的事嗎?自己籌款弄了幾間房,辦幼兒園,辦夜校,挨家挨戶去請人家來上課,孩子們都去學唱歌,大人都得去識字,我還讓他叫去給夜校講過課呢……」

「有個算命的說過,這人就是忒能了,剛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後要遭小人算計……」

「快解放時他的大兒子從外頭回來,勸他快走,先到別的地方躲躲,躲過這陣子再說,他不聽嘛……他說我又沒貪贓枉法欺壓百姓,共產黨順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讓位就是,可是你們記住,誰來了我也不跑。我為什麼要跑?」

「後來其實沒他什麼事了,他去了北京,想著是棄政從商塌塌實實做生意去。可是,據說是他當年的一個屬下,給他編造了好些個沒影兒的事。唉,做人呀,什麼時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其實,只要躲過了那幾天,他不會有什麼大事,怎麼說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禍臨頭他也沒想到過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時候他說:行呵,我有什麼罪就服什麼刑去。」

……

這裡面必定隱匿著一個故事,悲慘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沒有興緻去考證。我不想去調查、去搜集他的行跡。從小我就不敢問這個故事,現在還是不敢——不敢讓它成為一個故事。故事有時候是必要的,有時候讓人懷疑。故事難免為故事的要求所迫:動人心弦,感人淚下,起伏跌宕,總之它要的是引人入勝。結果呢,它僅僅是一個故事了。一些人真實的困苦變成了另一些人編織的愉快,一個時代的絕望與祈告,變成了另一個時代的瀟洒的文字調遣,不能說這不正當,但其間總似拉開著一個巨大的空當,從中走漏了更要緊的東西。

不是更要緊的情節,也不是更要緊的道理,是更要緊的心情。

因此,不敢問,是這個隱匿的故事的要點。

「姥爺」這個詞,留下來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個隱匿的故事,是我從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懼怕。我記得我從小就蹲在那片虛緲、飄動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頭張望。所有童年的遊戲裡面都有它的陰影,所有的睡夢裡都有它的囂叫。我記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裡面都有它在閃動,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陽光里總似潛伏著凄哀,晚風中總似飄蕩著它的沉鬱,飄蕩著姥姥的心驚膽戰,母親的噤若寒蟬,奶奶和父親的顧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歸的顫抖,乃至幼兒園裡那兩個老太太的慌張……因此,我不敢讓它成為一個故事。我怕它一旦成為故事就永遠只是一個故事了。而那片虛緲的飄動未必是要求著一個具體的形象,未必是要求著情節,多麼悲慘和荒誕的情節都不會有什麼新意,它在要求祈禱。多少代人的迷茫與尋覓,仇恨與歧途,年輕與衰老,最終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禱。

有一年我從電視中看見,一個懂得懺悔的人,走到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墓前,雙腿下跪,我於是知道懺悔不應當只是一代人的心情。有一年,我又從電視中看見,一個懂得祈禱的人走到二戰德國陣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於是看見了祈禱的全部方向。

姥姥給我留下的記憶很少。姥姥不識字,腳比奶奶的還要小,她一直住在鄉下,住在涿州老家。我小的時候母親偶爾把她接來,她來了便盤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納鞋底,上鞋幫,縫棉衣和棉被,一邊重複著機械的動作一邊給我講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母親聽見她講那些故事,便來制止:「哎呀,別老講那些迷信的玩藝兒行不行?」姥姥慚愧地笑笑,然後鄭重地對我說:「你媽說得對,要好好念書,念好書將來做大官。」母親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這麼說了嗎?」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頭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陽,看院子里滿樹盛開的海棠花,再低下頭去看手中的針線,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裡去……

現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照理說她應該知道,可在我的記憶里她對此好象沒有任何態度,笑罵也無,恨怨也無。也許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無奈。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辦,姥爺對她真正是一個空白的人形;她見到姥爺之前姥爺是個不確定的人形,見到姥爺之後,只不過那人形已不可更改。那個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嘻笑怒罵聲色俱全。姥姥呢,她的快樂和盼望在哪兒?針針線線她從一個小姑娘長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個人形來了,張燈結綵他們拜了堂成了親,那個人形把她娶下並使她生養了幾個孩子,然後呢,卻連那人形也不常見,依然是針針線線度著時光。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幹了些什麼,忽然一聲槍響,她一向空白的世界里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難逃……

母親呢,則因此沒上成大學。那聲槍響之後母親生下了我,其時父親大學尚未畢業,為了生計母親去讀了一個會計速成學校。母親的願望其實很多。我雙腿癱瘓后悄悄地學寫作,母親知道了,跟我說,她年輕時的理想也是寫作。這樣說時,我見她臉上的笑與姥姥當年的一模一樣,也是那樣慚愧地張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陽,看院中的老海棠樹。但老海棠樹已經枯死,枝幹上爬滿豆蔓,開著單薄的豆花。

母親說,她中學時的作文總是被老師當作範文給全班同學朗讀。母親說,班上還有個作文寫得好的,是個男同學。「前些天咱們看的那個電影,編劇可能就是他。」「可能?為什麼?」「反正那編劇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有一天家裡來了個客人,偏巧認識那個編劇,母親便細細詢問:性別、年齡、民族,都對;身材相貌也不與當年那個少年可能的發展相悖。母親就又急慌慌地問:「他的老家呢,是不是涿州?」這一回客人含笑搖頭。母親說:「那您有機會給問問……」我喊起來:「問什麼問!」母親的意思是想給我找個老師,我的意思是滾他媽的什麼老師吧!——那時我剛坐進輪椅,一副受壓迫者的病態心理。

有一年作協開會,我從「與會作家名錄」上知道了那個人的藉貫:河北涿州。其時母親已經去世。忽然一個念頭撞進我心裡:母親單是想給我找個老師嗎?

母親漂亮,且天性浪漫,那聲槍響之後她的很多夢想都隨之消散了。然而那槍聲卻一直都不消散。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時,有一天我去找她,辦公室里只她一個人在埋頭扒拉算盤。「怎麼就您一個?」「都去造反了。」「不讓您去?」「別瞎說,是我自己要乾的。有人抓革命,也得有人促生產呀?」很久以後我才聽懂,這是那聲槍響磨礪出的明智——憑母親的出身,萬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那天我跟母親說我要走了,大串聯去。「去哪兒?」「全國,管它哪兒。」我滿腔豪情滿懷詩意。母親給了我十五塊錢——十塊整的一針一線給我縫在內衣上,五塊零錢(一個兩元、兩個一元和十張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幾個衣兜里。「那我就走了,」我說。母親抓住我,看著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說咱自己家裡的事,懂嗎?不一定要跟別人說。」我點點頭,豪情和詩意隨之消散大半。母親仍不放手:「記住,跟誰也別說,跟你最要好的同學也別說。倒不是要隱瞞什麼,只不過……只不過是沒那個必要……」

又過了很多年,有人從老家帶來一份縣誌,上面竟有幾篇對姥爺的頌揚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點兒確定的形象。文中說到他的抗日功勞,說到他的教育成就,余者不提。那時姥姥和母親早都不在人間,奶奶和父親也已去世。那時,大舅從幾十年杳無音信之中忽然回來,一頭白髮,滿面蒼桑。大舅捧著那縣誌,半天不說話,惟手和臉簇簇地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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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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