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裡的于丹及"于丹現象"
——孔健
于丹"人如其名"
于丹"人如其名"，一路走紅。在央視《百家講壇》欄目上解讀《論語》和《莊子》后，于丹成為家喻戶曉的傳統經典佈道人。而據其演講稿整理而成的《〈論語〉心得》和《〈莊子〉心得》總銷量突破1000萬冊大關。對此，坊間用"學術超女"來形容於丹這位具有影響力的文化人，不過，于丹的走紅，也讓人疑惑不解，解讀傳統經典這事兒，很多人做過，為什麼單單她紅了？
很多人或許並不清楚，擅長講述傳統經典的于丹，其本職行當是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院長助理、影視傳媒系主任、博士生導師。看上去充滿現代感的影視傳媒似乎和《論語》、《莊子》這些聖賢書格格不入，而事實上，于丹正是讓今天的傳播媒介為實踐服務，從中取法，擺好傳播者與受眾的最佳位置，智慧地游弋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並用傳統經典的精髓，化解著現代人的精神困惑。
《〈莊子〉心得》開篇就講了個真實的故事：于丹的一個朋友，原來是做媒體的，後來改行做了房地產，資產越做越大，本來應該是很幸福的，但是幸福卻離他越來越遠，他總是擔心兒子上學後會被人綁架，於是選擇將家人送往國外，留下自己孤獨地在國內打拚。于丹由此感慨地說："一個只擁有10塊錢的人，他的快樂未必不如一個擁有億萬身價的人，手中有多少金錢，並不能決定它在你心裡的分量。"
這就是于丹從《莊子》中悟出的"名利觀"。解讀經典，不單單要闡明文字包裹著的哲理，更應該知道它們對現實生活的指導意義。于丹立足經典又放眼現實生活。她對《論語》、《莊子》的解讀，決不限於將古文轉化為現代漢語那麼簡單，她更強調閱讀經典對人心靈成長的裨益，更注重將聖賢思想的精髓，轉化為實際可用的處事原則。
如今從網上搜索于丹的信息，已達530萬條之多，可稱之為中國個人之最。從網上隨意搜索一下，就可以發現於丹的演講足跡遍布中國各地，其中邀請者不乏各地的政府機關，而許多政府官員、企業家、大學者從不諱言是"魚丸"。"對症下藥"給現代人提供"心靈雞湯"。從這個意義上說，于丹是一位出色的佈道人，也是將孔子的教學理念成果轉化為傳播理念而取得成效的傳播大師。
讀完于丹的《〈論語〉心得》，我慚愧了，並感慨萬分，可能她是成功的《論語》翻譯大師，以通俗的形式翻譯給大眾，她讓經典不再神秘，畢竟于丹沒有篡改《論語》。我想勸那些老學究或稱治學嚴謹的學者與其指責于丹，不如你也古為今用與時俱進，具體進到通俗易懂地翻譯經典，加入到于丹大眾傳播傳統文化隊伍中來。假如學士、碩士學習中文，學習先秦諸子等古典文學，而在博士進入傳播專業，就比中文和哲學的學者多了一個翅膀，就更會利用大眾傳播駕馭中國古典，去弘揚祖國的文化。于丹的《〈論語〉心得》妙就妙在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把孔子的《論語》和東西南北、上下古今的人和事融合在一起，有條不紊地表述出來，組成各種各樣的畫面，讀起來深感內容豐富視野寬闊，活潑有趣，可讀性大矣！我想，這就是"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文理"在起作用吧！
如果說才華過人、魅力獨特的演說家就是今天的于丹，那麼，只有現場聆聽於丹演說你才能體會在電視中完全沒有的信息場，現場的氣氛、聽眾的反應、現場發揮的細節等元素沒有被電視省略，完全真實展現在你面前。2007年5月在京都世界孔子學院論壇上，我現場聆聽了于丹的演講，為于丹演講展現的驚人才華，為觀眾頂禮膜拜的熱情感到震撼。"于丹熱"的出現，從於丹演說中的過人才華中可以找到答案。出色演說令人嘆為觀止。所以說"于丹熱"形成原因有很多因素，時代背景、國民心理、傳播工具的推廣等等都是關聯因素。但"于丹熱"形成原因中很重要的因素還有個人才華和個人魅力。對知識才華的欽佩折服，對知識女性、學者身份的魅力追逐，都是形成大量狂熱追隨者的原因。于丹是學術上的超級女生，能有更多的人選擇追逐學術超女，總比追逐文藝上的超女更值得提倡和鼓勵。追逐學術超女就是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認同，而特殊魅力的學術超女實在太少太少了。雖然至今有人反對於丹，但聲音微弱難成氣候，從於丹書籍發行的奇迹，到于丹演說多次出現的爆棚奇觀，不難看出主流民意和主流價值的取向。
她帶領人們來到老聖哲面前
過去古人用《論語》治國平天下；如今，現代人用《論語》經商、管企業、研究哲學和文學，這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書為人用，無可厚非。現在，以《論語》為材料，來研究孔子似乎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可喜可賀，《論語》又多了一種功能，于丹用自己的成功證實了這一點。
當中央台《百家講壇》播放于丹"論語心得"后，中華書局在出版《于丹〈論語〉心得》一書時，並未估量過傳播的力量，更未料到出現"井噴"現象。殊不知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中國，今天許多人的心靈卻面臨精神"缺食"的危機，正是于丹運用《論語》傳播的傳統文化，送上一道清新可口的噴香菜，滿足了人們的需求和慾望。同時也預示著《〈論語〉心得》會全力推動傳統文化的復興與發展。
她把七億中國人帶到了一位年已2500多歲的老賢哲面前。於是這位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聖賢，變成了一個面目和善、言談可親的鄰家老頭，並藉助于丹與一大群看書聽講座的現代男女，就他們的成長心事及奔小康、沖中產道路上的遭遇和不平大拉家常。睿智遠見、為人們留有許多思考餘地的孔子可能沒有料到，2500多年後的今天，因有了一位女學者，他的經典語錄再次重重地叩動著人們的心弦。
于丹是央視10套的策劃顧問，《百家講壇》早已經定了《論語》的題目，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主講人。"于丹有這個潛能，她會把握說服力和吸引力的尺度。"於是，負責人動員她主講這個題目。于丹坦言："起初我還不同意呢。我想有那麼多老教授，怎麼能輪到我講《論語》？他們反覆做工作，我忐忑不安地去試了試，沒想到效果還不錯。"在國慶黃金周內，于丹分別講述了《論語》中有關"天地之道"、"心靈之道"、"處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7個方面。在於丹看來，《論語》的內容70個方面都不止，但《百家講壇》要求只講7天。她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摘取自認為對大眾現實生活有積極意義的內容先取7個方面來講。根據十多年從事教學工作及媒體研究的經驗，于丹相信聽眾會對這7個方面的選擇具有一定的需求。
在講述中，于丹加進自己的心得，還串進去很多故事。她說："作《論語》的考據，我沒有資格和水平，我做的不是學術的解讀，而是大眾傳播。製片人告訴我，我講的要讓15歲以上的人都能聽懂，都喜歡聽。"在於丹看來，這也正是《百家講壇》的成功之處——讓經典的東西走出象牙塔，讓觀眾期待它，而不是媒體的自說自話。
于丹成功並非偶然
從傳播的範圍來說，傳播可分為對內傳播和對外傳播。
對內傳播的傳播對象在國內。傳播者與傳播的對象相距很近，甚或就生活在傳播對象中間，比較容易聽到傳播對象的呼聲，對他們的喜好和口味也不難了解，因而易於解決好傳播的針對性問題。
相比之下，對外傳播的針對性就不好解決，因為傳播對象在國外，遠隔重洋，傳播者與傳播對象的差異較大，彼此有不同的民族的習慣，不同的語言和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等等。這些差異就給對外傳播帶來了諸多的困難，在傳播的內容和方式上都與對內的傳播不同。比如說，在中國的對內傳播主要是講當前發生的重大事件和社會新聞，而對外傳播的內容當然也少不了這些，但是除此而外，還要偏重於中國基本情況的介紹：如中國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遺產、神奇的中醫、中藥和武術、美麗的風景區、古老的長城、多彩的民族、宗教的情況、普通人的生活。總之，對外傳播的內容既有今日的主旋律，又有昨日的光輝，藉以傳播中國的兩個形象：改革開放的現代中國形象和文明古國的形象。
對國內讀者來說，我們用不著在報刊上去給他們介紹長城是怎麼回事，新中國的國旗國徽是什麼樣子，因為他們早知道了。但是，對外國讀者來說，這些都是新鮮東西，非常感興趣。當市場經濟興起的時候，國內讀者興奮起來，喜歡這方面的報道，同樣的內容講給外國讀者聽，他們的反應卻不熱烈，因為在他們那裡百年以前就搞了市場經濟，你認為是新鮮的東西他卻視為舊事物。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國內讀者感興趣的東西，國外讀者並不感興趣，反之，外國人喜歡的東西中國人不一定喜歡。內外讀者的胃口有別，我們的對內傳播和對外傳播也應該有別。明白了那些區別點，我們就可以掌握分寸，加強對內對外彼此各異的針對性。
于丹的成功，關鍵在於她獨特的講述方式。朱熹也講《論語》，錢穆也講《論語》，當今中國，各高校許多講堂都在講《論語》，為什麼其他人沒有掀起這樣的狂潮？
就講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強調了"平民立場"4個字。他說，"傳播效果很大程度上來自親和力，親和力來自於"平民立場"。觀眾認為你與他一樣看問題、想事情，就沒有距離、沒隔閡，不是居高臨下、咄咄逼人，沒有對立情緒，也就不會產生逆反心理，不僅你和他們是一樣的人，故事中那些歷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們一樣，他就愛聽你講話。"
于丹"心得式"的解讀方式，能更好地還原《論語》作用於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經典"入世"的成本。對學術界以外的大眾來說，這種講法太好了。別小看一個個小故事，她就把《論語》講活了。
一句話，于丹尊重了大眾傳媒的規律，使用了恰當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進行傳播，是她的講座火起來的重要原因。
從事媒體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貼近"，即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是傳媒接近群眾、吸引受眾的不二法門。既要貼近群眾，就要熟悉群眾、了解群眾，央視《百家講壇》將節目定位於"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於對受眾的深刻了解。製片人萬衛分析說："初中文化水平並不是指為初中畢業的知識層次的人服務。實際上，只要你跨出所學的學科，在其他學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學物理的，歷史對你來講就是初中水平。"多麼精到的分析！由此我們似乎又一次體味到了"三貼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傳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說，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這位巨人，就是在中國獨一無二、在電視傳播領域具有某種"壟斷"地位的中央電視台。是電視這個主流傳播媒介的巨大影響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漲船高。
為什麼是于丹？
西方傳播學有一種令人聽起來感到不舒服的理論，叫做"靶子論"。這種理論形象地把傳播內容比作箭，把傳播對象比作靶子，而傳播者呢，自然是操箭的弓手。據說，傳播者是主動的，傳播對象是被動的，而且散沙一般，無法抵禦傳播者的射擊。只要你肯把箭射向靶子，傳播對象就會應聲而倒，即接受你的傳播內容。這種理論，把傳播對象視為愚昧的芸芸眾生，把傳播者視為可以為所欲為的神人，似乎不管傳播什麼內容（真的、假的、善的、惡的、美的、丑的）只要不斷地射箭，傳播對象都會不加選擇、也無須懷疑地加以接受。事實上，問題沒那麼簡單，傳播對象豈可隨意擺布？豈可任人愚弄？豈可去接受那些假的、丑的、惡的傳播內容？你在那裡無中生有地傳播一些謠言也是可以擊倒"靶子"的么？
"靶子論"早已行不通了，現在的傳播者誰還按這種理論行事？"靶子論"之所以沒有生命力，關鍵性的原因是沒有正確對待傳播對象，它不是尊重傳播對象，而是壓服、愚弄傳播對象。於是，傳播者與傳播對象之間的關係就不正常了，傳播者總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視為教育者，把傳播對象視為受教育者，我講你聽，我有發言權，你沒有發言權，講一次不行，再講一次，用傳播攻勢來折服你，似乎謠言三遍也成真理。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大眾傳媒事業的不斷發展，人們早已把"靶子論"拋棄了。其實，傳播者與傳播對象是平等的，傳播者尊重傳播對象，而傳播對象則依賴傳播者。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關係，我尊重你，你依賴我，通過傳播這條紐帶，把雙方的心繫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報紙沒有讀者，報紙給誰看呢？讀者離開了報紙，又怎樣獲取信息呢？報紙、電台、電視台、出版社都離不開自己的讀者、聽眾和觀眾。他們才是傳媒的主人，而記者、編輯、播音員只不過是受眾的服務員罷了。寫到這裡，我們又可以說傳播者與傳播對象之間的關係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
既然是這樣，傳播者就要把傳播對象看作朋友，非常友好地對待他們。現在常聽人說"讀者是上帝"。這個比喻性的說法未必太恰當，但可以看出讀者在傳播者心目中的地位，並對讀者懷有美好的感情。
人是感情的動物，人際關係往往以情系之，讀者與編者之間難道就僅僅是我花錢你賣報的買賣關係嗎？當然不是，這中間有感情的紐帶。30年代，著名作家鄒韜奮辦刊物，把讀者視為親人，對讀者來信一一作復，而讀者把它視為良師益友，並對他的出版事業予以支持。鄒韜奮對讀者懷有感情，並靠這種感情反饋發展了自己的傳播事業。
古代的孔子也是這樣。他對自己的傳播對象懷有感情，反過來，學生尊敬他，愛護他，幫助他遊說諸侯，整理文化典籍。他從來不欺騙自己的學生，而是獻出一片愛心，對學生懷有很深的感情。
學生顏回不幸短命，孔子和其他學生一起討論死者的喪葬問題，有人提出要厚葬，他反對，主張薄葬。喪事辦完之後，孔子長期悲痛，《論語·先進篇》有記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孔子這裡表現出來的感情是強烈的，悲痛是巨大的，對顏回的死感到非常意外，一個"噫"字說明了這一點。他認為顏回的死是老天爺與自己過不去，顏回死就等於是要孔子的命。正因為如此，他不能節哀，"自為之慟"（孔子為顏回的死而悲痛）。身邊的人對孔子說："您太悲傷了！"孔子回答說："我悲傷嗎？我不是為那個人（顏回）悲傷而又是在為誰悲傷呢？"情見乎詞，孔子何其悲痛。
孔子對學生懷有感情，反過來，學生對老師同樣懷有感情，傳播者與傳播對象之間的感情是互相的。孔子在流亡期間，有一次在"匡"那個地方被圍困，學生失散了，孔子和顏回也失去了聯繫。後來，顏回找到了老師，師生重逢又驚又喜。孔子說："我以為你已經死了呢！"顏回深情地說："先生在世，學生我怎麼敢死呀！"，師生在遇難的危急時刻，互相惦記，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友情動人。
從上述故事中，我們可以清醒地認識到：傳播者應當對傳播對象懷有感情，而且這種感情可以得到回報。在現代的大眾傳播實踐中，情形也是這樣的。
"于丹比我更現代更人性，所以她比我更紅。當時我看于丹第一眼時，就覺得她很有人情味，肯定能成功。"易中天說到于丹時，這樣評價了她。
易中天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有知名度的學者來做經典和歷史的傳承與傳播，他說："只要出現一個，我就叫好。于丹呀，於立群呀，孫立群呀，我都力挺他們。我挺于丹，外界諸多猜測。其實我的初衷就是讓更多的人來做這個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