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5)

譚嗣同(5)

王照《方家園雜詠》:

內政何須召外兵,從來打草致蛇驚。皺詞已辟臧三耳,豈料乘機起項城?(下註: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分兩次勸余往聶功京處,先征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總督直隸,余始終堅辭,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語。迨至召袁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掩耳盜鈴,敗局已定矣。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爾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圖報,尚為身家計,於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險,心更不安,人之見解不能強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為子靜之侄義甫,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所徵得者模稜語耳。夫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模稜語,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

子靜為徐致靖的號,瑩甫為致靖次子仁鏡,與其兄仁鑄並為翰林。功亭則聶士成;義甫名徐仁錄,為彬彬之兄。

所謂「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編修」別稱「太史」,徐世昌是光緒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於文字不佳,從未得過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無比的一名窮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凱。袁以直隸臬司的職銜,在小站練「新建陸軍」,為榮祿的「武衛五軍」之一。翰林身份,至為清貴,竟入監司幕府,未之前聞。但徐世昌竟以此淵源,在清末即已入閣拜相,則其看中袁世凱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處。

至於徐致靖,實為首薦康有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並首薦袁世凱。奏疏中頗為袁世凱委屈,中有一段云:

臣查日本變法之初,妙選將才,立三重鎮。今誠患無將帥之才,幸而得其人,必當隆其位任,重其事權,似不宜加以鈐束,置諸人之下。夫兵,機事也,緩急有變,大敵當前,稟命則失機宜,專命則嫌驕蹇,既不足盡其才用,且因以貽誤事機。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臣以為皇上有一將才如袁世凱者,而不能重其權任以成重鎮,臣實惜之。

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庶幾猛虎在山,藜藿不採;邊有重鎮,強敵銷萌。

此疏實為康有為所代草。奏上,即有「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之諭。戊戌政變由點燃袁世凱這根導線而爆發,點火者康有為借徐致靖之手而為之,所以我說徐致靖是戊戌政變中極有關係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記載,康有為與徐致靖先是想遊說聶士成,其後乃看中袁世凱。戊戌政變后,王照與康有為同時亡命日本,由於康自稱奉有光緒的「衣帶詔」,受密命起兵勤王,藉此以籌辦大事募餉為名,到處斂財,為王照所卑視。而康有為亦恐王照泄漏內幕,敗其騙局,竟指使門下以不客氣的手段,監視王照。結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悶氣不可。乃於光緒二十五年與日本「木堂翁」(犬養毅)作了一番筆談,對內幕頗有透露。

關於遊說帶兵大將,武力奪權的計劃,王照述其所參預的經過是:

康又托致靖勸照往蘆台奪聶提督軍,以衛皇上,照力辯其不可,謂太后本顧名義,無廢皇上之心,若如此舉動,大不可也。康又托譚嗣同、徐仁鏡與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為狄仁傑,不能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動兵之議不復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聞徐致靖請召袁世凱入都,照大驚,往問徐,答曰:「我請召袁為御外侮也。」照曰:「雖如此,太后豈不驚?」於是照急繕折,請皇上命袁駐河南歸德府以鎮土匪,意在掩飾召袁入京之計,以免太后驚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頤和園上請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於此可知,武力奪權,雖為預定的計劃,但策動什麼人,卻一直有不同的意見,如林旭詩句:「欲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則是主張用董福祥。黃彰健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六林旭傳,以及康有為自編年譜,說戊戌八月初三,康約梁啟超、林旭、康廣仁、徐仁錄、仁鏡兄弟開會,決定派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林旭鑒於東漢何進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導致董卓專政,因以此詩代致譚等,表示反對。因而下一斷語:

梁(啟超)既系與會人士,則其釋林此詩「千里草」三字,應較陳衍所釋為可信。

此即表示黃彰健相信「千里草」雖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說不然,仍以陳衍所釋為可信。按:《石遺室詩話》:

是時余居蓮華寺,暾谷無日不來,千里草二語實有議論而主張之者。但以詩論,首二句先從事敗說起,后二句力追溯未敗之前,君謀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後山絕句之深有得者,豈能如此?舍暾谷,無他人也。

又:陳石遺《近代詩鈔》載林旭此詩,題作《獄中示復生》。黃彰健認為:

林在獄中以此詩示譚,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詩,如被搜出呈堂,將使同黨無辭脫罪,而林氏亦無承認同謀,其罪仍不輕,林氏當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詩,作於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啟超所記為不虛。但黃彰健又說:

戊戌政變記林旭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則目光如炬,燭照無隱。事實上樑啟超還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啟超還曲解了「千里草」。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說此詩作於八月初三。

先談究為獄中所吟,還是八月初三所作?這一點,當然是陳衍的話可信,因為他其時身在京師,與林旭過從極密,於其身前死後諸事,無不關心,確知為獄中所作,方在《近代詩鈔》中錄為林詩之殿。至於黃彰健所說,似無在獄中作此詩示譚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說,但事實並非如此,茲述其情況如下:

一、獄中作詩,不必題壁。「四京卿」系獄,其實是住在所謂「火房」,飲食起居,並不受虐待。傳詩相和,事所恆有。如楊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詩,十一日所作為七律:

久拼生命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自曉龍逄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聖人豈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後名。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語氣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復如此,就刑時「含笑口微哄」(見《唐恆虞淵集》),如此從容,則根本未存脫罪之想,亦無所謂「將使同黨無辭脫罪」。因為此案只論利害,不論是非,脫罪不脫罪,根本不在承認不承認。

二、其時刑部司官,或與「四京卿」有舊,或則敬服其人,所以獄中甚受優遇。即使此詩箋落入獄卒之手,亦絕不致「呈堂」。按:是時刑部提守廳主事為喬茂萱,對系獄的「四京卿」頗為照顧。唐恆詩中「幸賴喬公賢,為收無家骨」的「喬公」,即指喬茂萱。

如上所述,此詩確為《獄中示復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詩代簡,勸阻以東漢何進、董卓之史事為鑒。而梁啟超所以要作此解釋,原因很簡單,是替他的老師康有為掩飾一大錯。這一錯就是:早有人說過袁世凱不可靠,主張用董福祥,而康有為不聽,出之以魯莽,派譚嗣同說袁,以致一敗塗地。豈非康有為要負最大責任?

至於陳石遺說此詩的技巧,自是專家的見解。但是此詩故典今用的特殊涵義,則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著癢處。

林旭此詩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須確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詩章法,如水就下,流暢無比,固無所謂「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後漢書-史丹傳》: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才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閑獨寢時,直入卧內,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若審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達旨?」太子由是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此傳下注「青蒲」:

孟康曰,以青蒲為席,用蔽地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寢四周,則惟皇后可到,但引申為天子燕息之處,則亦為近臣可履之地。由於此處警戒特嚴,所以造膝獨對,不足為外人道的一切機密隱私,不虞外泄。切諫者乃得盡其依慕的私情,嗚咽難言,出於飲泣,不須顧慮顧瞻,與廟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難,必應顧及體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異。

然則林旭之「青蒲飲泣」是向誰切諫?當然不是光緒。如是光緒,則向用方殷,不必泣諫,所諫必從,豈得謂之為「知何補」?

既非光緒,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簾歸政的慈禧太后,復又過問大政。此一太后與其他深宮頤養,不見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適用於其他太后獨能適用於慈禧。林旭此時的身份,等於軍機大臣。而漢人中的軍機大臣、上書房行走的師傅、南書房翰林等,向來為太后、皇帝視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夠資格踏上「青蒲」的。

自擬史丹,而以漢元帝擬慈禧太后,則泣諫之事為何,不問可知。意謂即使請見慈禧太后,無論怎麼樣地痛哭流涕,苦勸兩宮母子和好,慈禧亦絕不會諒解光緒,更談不到放手不問,任光緒獨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為顯豁,「國士待我,國士報之」。今以格於母子不和,新舊衝突,凡所展布,窒礙難行;徒以國士自許,終無以酬答深恩。慷慨有兩義:一是「發言慷慨,至於流涕」;一是慷慨輕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賅兩義。

因為如此,兵諫乃不可免。此為自然形成的結論,隱在第二句與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則「千里草」指董福祥,斷無可疑,此典出《後漢書-五行志》:

獻帝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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