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在北碚

第九節 在北碚

一、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個小鎮子,離重慶有五十多公里,這原是個很平常的小鎮市;但經盧作孚與盧子英先生們的經營,它變成了一個「試驗區」。在抗戰中,因有許多學校與機關遷到此處,它又成了文化區。市面自然也就跟著繁榮起來。它有整潔的旅舍,相當大的飯館,浴室,和金店銀行。它也有公園,體育場,戲館,電燈,和自來水。它已不是個小鎮,而是個小城。它的市外還有北溫泉公園,可供遊覽及游泳;有山,山上住著太虛大師與法尊法師,他們在縉雲寺中設立了漢藏理學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兩年,此地遭受了轟炸,炸去許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隨炸隨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齊美麗了。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體而微的,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慶,百貨可以源源而來。它的安靜與清潔又遠非重慶可比。它還有自己的小小的報紙呢。

林語堂先生在這裡買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國的時候,他把這所房交給老向先生與「文協」看管著。因此,一來這裡有許多朋友,二來又有住處,我就常常來此玩玩。在復旦,有陳望道,陳子展,章靳以,馬宗融,洪深,趙松慶,伍蠡甫,方令孺諸位先生;在編譯館,有李長之,梁實秋,隋樹森,閻金鍔,老向諸位先生;在禮樂館,有楊仲子,楊蔭瀏,盧前,張充和諸位先生;此處還有許多河北的同鄉;所以我喜歡來到此處。雖然他們都窮,但是輪流著每家吃一頓飯,還不至於教他們破產。

二、《火葬》

在抗戰中,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很難寫出長篇小說來。連短篇也不大寫了,這是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之外,還有稍稍練習寫話劇及詩等的緣故。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寫了十幾篇短篇小說,收入《火車集》與《貧血集》。《貧血集》這個名字起得很恰當,從一九四○年冬到現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終患著貧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勞累,我便頭昏;若不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暈,一抬頭便天旋地轉。天氣暖和一點,我的頭昏也減輕一點,於是就又拿起筆來寫作。按理說,我應當拿出一年半載的時間,作個較長的休息。可是,在學習上,我不肯長期偷懶;在經濟上,我又不敢以借債度日。因此,病好了一點,便寫一點;病倒了,只好「高卧」。於是,身體越來越壞,作品也越寫越不像話!在《火車》與《貧血》兩集中,慚愧,簡直找不出一篇像樣子的東西!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於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二十日出院,仍須卧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復,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為《火葬》。它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麼恰好是自取滅亡。

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氣奇暑,又多病痛,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過度的勉強,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煙,喝茶,愣著,擦眼鏡,在屋裡亂轉,著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么?我早已精疲力盡!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裡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佔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並沒有在任何淪陷區住過。只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讀者連那裡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驗。我只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裡面填滿。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壞,就壞,因為我寫的有時候相當的好,有時候極壞。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作家以為好的,讀者未必以為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一共用了四個多月的光陰。光陰即便是白用,可是飯食並不白來,十行紙——連寫抄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底還是白的。筆每枝只能寫一萬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麼大的本錢,我敢輕於去丟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並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聲明,我並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也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紙筆之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腸與家計

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裡邊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咽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只好很快的抓著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於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我入了江蘇醫院。外科主任劉玄三先生親自動手。他是北方人,技術好,又有個熱心腸。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個鐘頭才找到盲腸。我的胃有點下垂,盲腸挪了地方,倒彷彿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經過還算不錯,只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所以多住了幾天院。

我還沒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慶。只好教他們上北碚來。我還不能動。多虧史叔虎,李效閹兩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學——設法給他們找車,他們算是連人帶行李都來到北碚。

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交通越來越困難,物價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彷彿留一次洋似的那麼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

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價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著過日子。

按說,為了家計,我應去找點事作。但是,一個閑散慣了的文人會作什麼呢?不要說別的,假若從武漢撤退的時候,我若只帶二三百元(這並不十分難籌)的東西,然後一把搗一把的去經營,總不定我就會成為百萬之富的人。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發了財的。但是,一個人只有一個腦子,要寫文章就顧不得作買賣,要作生意就不用寫文章。腦子之外,還有志願呢。我不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寫作的志願。那麼,去作公務人員吧?也不行!公務人員雖無發國難財之嫌,可是我坐不慣公事房。去教書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筆,去拿粉筆,我不情願。我寧可受苦,也不願改行。往好里說,這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往壞里說,是文人本即廢物。隨便怎麼說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體。酒,到此時才看明白,並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

我也戒煙。這卻專為省錢。

四、習作二十年——我的話劇

當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並不明白什麼是小說。同樣的,當我開始寫劇本的時候,我也並不曉得什麼是戲劇。

到寫劇本的時候,我已經四十歲了。在文字上,經過十多年的練習,多少熟練了一些;在生活經驗上,也當然比從前更富裕了許多。仗著這兩件工具——文字與生活經驗——

我就大膽地去嘗試。

我的第一個劇本,《殘霧》,只寫了半個月。

劇本既能被演出,而且並沒慘敗,想必是於亂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點好處。想來想去,想出兩點來,以為敝帚千金的根據:(一)對話中有些地方頗具文藝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進行,而是時時露出一點機智來。(二)人物的性格相當的明顯。

因為《殘霧》的演出,天真的馬宗融兄封我為劇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給回教救國協會寫一本宣傳劇。我沒有那麼大的膽子,因為自己知道《殘霧》的未遭慘敗完全是瞎貓碰著了死耗子。說來說去,情不可卻,我就拉出宋之的兄來合作。我們倆就寫了《國家至上》。在宣傳劇中,這是一本成功的東西,它有人物,有情節,有效果,又簡單易演。這齣戲在重慶演過兩次,在昆明、成都、大理、蘭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於西康,也都上演過。在重慶上演,由張瑞芳女士擔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們看過戲之後,甚至把她喚作「我們的張瑞芳」了!

此劇的成功,當然應歸功於宋之的兄,他有寫劇的經驗,我不過是個「小學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劇本的成功,而是覺得抗戰文藝能有這麼一點成績,的確可以堵住那些說文藝不應與抗戰結合者的嘴,這真應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歲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國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給他寫幾個字,留作紀念。回漢一向隔膜,有了這麼一齣戲,就能發生這樣的好感,誰說文藝不應當負起宣傳的任務呢?

張自忠將軍殉國后,軍界的朋友托我寫一本《張自忠》。這回,我賣了很大的力氣,全體改正過五次,可是,並沒能寫好。

《面子問題》還是吃了不管舞台的虧。

《大地龍蛇》中的思想,頗費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結構則至為幼稚。

《歸去來兮》四平八穩,沒有專顧文字而遺忘了技巧,雖然我也沒太重視技巧。

《誰先到了重慶》這本戲,彷彿可拿出一點技巧來。

《桃李春風》雖然得過獎,裡面缺欠可實在不少。此劇系與趙清閣先生合寫的,上演時的修正,都是由他執筆的,那時節我正卧病北碚。

劇本是多麼難寫的東西啊!動作少,失之獃滯;動作多,失之蕪亂。文字好,話劇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顧舞台,失了文藝性;顧文藝,丟了舞台。我看哪,還是去寫小說吧,寫劇太不痛快了!處處有限制,腕上如戴鐵鐐,簡直是自找苦頭吃!自然,我也並不後悔把時間與心血花在了幾個不成劇本的劇本上:吃苦原來就是文藝修養中當然的條件啊!

五、二十年紀念會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協」開年會。第二天,朋友們給我開了寫作二十年紀念會,到會人很多,而且有朗誦,大鼓,武技,相聲,魔術等遊藝節目。有許多朋友給寫了文章,並且送給我禮物。到大家教我說話的時候,我已泣不成聲。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

這卻給我以很大的鼓勵。我知道我寫作成績並不怎麼好;友人們的鼓勵我,正像鼓勵一個拉了二十年車的洋車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郵差,雖然成績欠佳,可是始終盡責不懈。那麼,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誼,我就該更堅定的守住崗位,專心一志的去寫作,而且要寫得用心一些。我決定把《四世同堂》寫下去。這部百萬字的小說,即使在內容上沒什麼可取,我也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六、《四世同堂》

我開始計劃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一百萬字,我想,能在兩年中寫完;假若每天能照準寫一千五百字的話。三十三年元月,我開始寫這長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頭昏與瘧疾時常來搗亂。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寫了三十萬字。這篇東西大概非三年寫不完了。

北碚雖然比重慶清靜,可是夏天也一樣的熱。我的卧室兼客廳兼書房的屋子,三面受陽光的照射,到夜半熱氣還不肯散,牆上還可以烤麵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當然影響到頭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揮,它們還會乘機而入,把瘧蟲注射在人身上。

「打擺子」使貧血的人更加貧血。

三十三年這一年又是戰局最黑暗的時候,中原,廣西,我們屢敗;敵人一直攻進了貴州。這使我憂慮,也極不放心由桂林逃出來的文友的安全。憂慮與關切也減低了我寫作的效率。我可是還天天寫作。除了頭昏不能起床,我總不肯偷懶。

三十四年,我的身體特別壞。年初,因為生了個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頭暈。春初,又打擺子。以前,頭暈總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這病。秋間,患痔,拉痢。這些病痛時常使我放下筆。本想用兩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寫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寫了三分之二。這簡直不是寫東西,而是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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