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

大音

大音希聲,大象希形

——老子

他曾經給我們音樂,而現在,他不能再給我們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聲律,真正震撼人的巨響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給我們音樂。

他是史惟亮先生。

對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種傳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後方工作,在東北——那神秘的、悲壯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從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這樣純潔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國學音樂,是作曲家,是音樂理論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樂圖書館,他還不時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謠……

去年秋天,我託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劇(嚴子與妻》給他。不久,我跟他打電話,他的聲音異樣地柔和:

「我好喜歡這劇本,寫得真美。」

作為一個劇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給你讚美也可以給你鞭笞,我早已學會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讚美不同,我激動地抓緊電話筒。

「我可以幫得上什麼忙嗎?」

我正不知如何開口,他竟那麼仁慈地先說了。

「我對配樂的構想是這樣的,我認為戲劇是主,音樂不可以喧賓奪主,我希望觀眾甚至沒有發現到音樂——雖然音樂一直在那裡,中國音樂向來就不霸道的。」

他的話雖說得很簡單,但是我還是覺得驚奇,讓一個藝術家做這樣多的讓步,在別人少不了要經過跟對方的辯論,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後才得到協調。而在史先生,卻是這樣自然簡單。

秋意更深時,他交出了初步的錄音帶,那天舞台和燈光的設計聶光炎先生也來了,負責視覺效果的和負責聽覺效果的開始彼此探索對方,來作更進一步的修正。

「真謝謝你,藉著這個機會我倒是想了許多我從前沒有想過的東西,對我很有用。」

——他總是令我驚訝,應該致謝的當然是我,可是他竟說那樣的話。似乎有人批評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卻是異樣的謙遜。

劉鳳學先生知道史先生答應配樂,很感奇怪:

「他暑假才動過大手術的。」

「手術?」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會的,不是癌症,一定什麼人傳錯了話,他看起來健康而正常,或者那東西已經割除了,總之,癌不該和他有關係,他還有許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總是微笑,他的牙齒特別白,特別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種歷經歲月和憂患的滄桑的美,鼻以下卻是一種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麼舒坦的人怎麼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樂都寫好了,找齊了人,大伙兒在錄音室里工作了十二個小時,才算完成。

他對導演黃以功說:「大概是我們最後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聽,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還糟,醫生根本沒有給他割毒瘤,他們認為已經沒有辦法割了,醫生起初甚至沒有告訴他真實的情形,但他對一位老友說:「我已經知道了,我在朋友們的眼睛里看出來。」

——聽了那樣的話我很駭然,以後我每次去看他的時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沒有調整好,即使是欺騙,我也必須讓他看到一雙快樂的眼睛。

十一月,我們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遠從北投趕到華視攝影棚,那天他穿著白底藍條襯衫,藍灰色的夾克,他有一種只有中國讀書人才可能有的既絕塵而又舒坦的優美。

為了等別人先攝,我們坐下聊天,他忽然說想在兒童節辦一次兒童歌舞劇的演出,他說已找了四個學生,分別去寫兒童歌舞劇了,那天我手邊剛好有份寫給小女兒的兒歌,題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桃花瓣兒在風裡滑滑梯,

小白魚在波浪里滑滑梯,

夏夜的天空是滑梯,

留給一顆小星去玩皮。

荷葉的綠茸茸的滑梯,

留給小水滴。

從鍵盤上滑下來的是,

朵、瑞、咪、發、梭、拉、提;

從搖籃里滑出來的是,

小表妹夢裡的笑意。

真的,真的,

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為高興,問我還有多少,他說可以串成一組來寫,我也很興奮,聽到藝術家肯屈身為孩子做事,我總是感動的,我後來搜了十幾首,拿去給他——卻是拿到醫院裡給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氣昂楊,仍然笑得那麼漂亮:

「每一首都可以寫,我一出去就寫,真好。」

後來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我,他說:「醞釀得久些,對創作有好處。」

他還跟我談他的歌劇,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寫好,倒是很像《綉襦記》里的鄭元和成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敘述一個讀書人在一場賣唱人的競歌中得到第一,結果眾賣唱人排擠他,他終於在孤單的、不被接納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參悟生命究竟是什麼,可惜中間這段的歌詞部份(其實不是歌詞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還想不到較好的處理方法,他提到這出未完成的歌劇有一點點惆悵,他說:

「在國外,一個大歌劇應該是由一個基金會主動邀請作曲家寫的,那樣就省力多了。」

他說得很含蓄,而且也沒有抱怨誰,在所有的藝術家中,作曲家幾乎是比劇作家更凄慘的,他必須自己寫,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並且負責演出(事實上,目前連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沒有)一個歌劇連管弦樂隊動輒百人以上,哪裡是一個教員所能負擔的,他的歌劇寫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傷的事。

在醫院裡,他關心的也不是自己,聖誕節,榮總病房的前廳里有一株齊兩層樓高的聖誕樹,他很興奮:

「我跟醫院說,讓我的學生來奉獻一點聖誕音樂好不好,可惜醫院不答應,怕吵了病人。」

談到病,他說:

「知道有病,有兩種心情,一種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應該做的事做完,一種反而是輕鬆——什麼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淡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靜,深邃,你跟他談話,他讓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顯然地,他還有另一個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隨和從眾,可是你又同時感到他的孤獨。

鑽六十對他根本無效,化學療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惡化,有一次他說:

「要是我住在一個小地方,從來不知有現代醫學,也許我會活得久些,其實那東西回想起來,我在馬德里就有——我的身體有辦法把它壓在那裡七八年,想想,前幾年我不是還滿山遍野地跑著去找民謠嗎?」

我喜歡他說自己的身體機能可以把癌症壓抑七八年的那種表情,他始終都是自信的。

《嚴子與妻》上演了,他很興奮,把我們送他的票都送給了醫生,卻自己掏錢給孩子買了票,我們給他一萬元的作曲費,他也不收,他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錢這回事,你們可以奉獻,我也奉獻吧!」

他向醫院請假要去看戲,院方很為難:

「讓我去,也許是最後一次!」

他到了,坐在藝術館里,大家都動容了,在整個浩瀚的宇宙劇場中,即使觀眾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們的演出就有了價值。

幕落了,我們特別介紹了史先生,他在掌聲中站起來,趕到後台和演員握手,演嚴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劇場原是最熙攘也最荒涼的地方,所有的聚無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終歸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說:

「演員的壓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員,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氣!他從不叫一聲苦,倒像生病的是別人,連醫生問他,他也不太說,只再三致謝——而其實,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著,故作輕鬆地說:

「我不起來,我有點『懶』。」

他不說法舒服,只說「懶」,我發現他和探病者之間總在徒勞無益地彼此相騙。

由於醫學院教書,我也找話來騙他,「有一個教授告訴我兩組實驗,有兩組老鼠,都注射了肺結核,但第二組又加註了腎上腺,結果第一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組老鼠仍然很興奮,爬上爬下的活動。」

「對,」他很高興,「我就是第二種老鼠。」

我也許不算騙他,我只是沒有把整個故事講完,實驗的結果是第二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來,才發現整個肺都已經爛了——那些老鼠不是沒有病,只是在體內擁有一些跟病一樣強的東西。

戲演完后,照例的尾聲是挨罵,我原來也不是什麼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慣了罵,頗能了解它是整個演出環節中必然發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來安慰我:

「別管他們,我這兒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說好話的。」他竟來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開始用氧氣了。

他開始肺積水了。

也不知是誰騙誰,我們仍在談著出院以後合作一個Cantata(清唱劇)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說:

「我希望來幫你忙。」

其實,我對Cantata的興趣不大,我只是想給一個瀕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給他看,但那是蘇武在冰天雪地中面臨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氣血翻湧,以致不能靜心養病,矛盾了很久遲遲不敢出手,而現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為《血笛》。

我的血是最紅最熱的一管笛

最長最溫柔的笛

從頭顱直到腳趾

蜿蜒的流繞我淙淙的愛

給你我的中國

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

最雄肆最悲傷的鼓

從太古直擊到永恆

焦急的獻出我熊熊的愛

給你我的中國

也不知算不算春天,榮總花圃里的早櫻已經凄然地紅了,非洲菊竄得滿地金黃。

有一天,司馬中原打電話來問我他的病房,他說華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騙我們,我們騙他了。」我傷感地說。

「本來就是這樣的——要是我有這一天,你也騙我吧!」我感到一種澈骨的悲哀,但還是打起精神為他烤了一塊西式蝦糕托司馬送去,事後他的女兒告訴我:

「爸爸只吃了幾口,他說很好吃。」

就那樣幾句話,我已感到一種哽咽的幸福。

記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趙先生(《滾滾遼河》的作者),趙太太在席間忽然說了一件從來不曾告訴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連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時候,史先生要出國學音樂,老朋友都知道他窮,各人捐了些錢,趙先生當時是軍醫,待遇很低,力不從心,但他還是送了一份錢——那是賣血得來的。

事隔二十年趙先生只淡然地說一句:「我賣血倒是很順便,我就在醫院做事啊!」

有一個朋友肯為你賣血當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過來說,能擁有一個值得為之去賣血的朋友,他活著,可以享受你的奉獻,應該是一件同樣幸福的事。

「他們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軒在電話里談起,他說,「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觀光飯店餞行,指定喝某個年份的白蘭地,談某某人的居留權,誰能了解那個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過洗,他一直不是那種打卡式的標準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嚴謹,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幾人,在內心深處,他比誰都虔誠都熱切。

他初病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他,附了一篇祈禱文,我沒有告訴他祈禱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慣於把自己的意志強烈地加在別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樂,他說:「那篇祈禱文真好,我已經照那樣析禱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要兒子給他買一本筆記簿,那篇祈禱文抄錄在第一頁上:上帝,我是一個渺小的人

但仍然懂得羨慕你的偉大

上帝,我是一個常犯錯的人

但仍然渴望去親近你的聖潔

上帝,我是一個脆弱的人

但仍然嚮往十字架上救贖的愛

上帝,我的生命短暫如一聲嘆息

但永恆在你

上帝,我不知何所歸依,如風中一葦,

但看見你,弱草亦化為蘆笛

上帝,別人只能看見我昂然站著的身影

你卻窺見自內心深處向你膜拜的我

我趁香港開會之便買了個耶路撒冷的橄欖木做的十字架送給他,木紋細緻古拙,他很激動地抱在胸前,摩挲著,緊按著,那一剎間,我覺得他握著的不是一個小禮物,而是他所愛的一個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負著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謝,說我給了他最貴重的禮物——其實和他所贈給我的相比,我什麼都沒有給他,他給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僅餘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擲的光和熱,我無法報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誼,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愛過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時50分,他閉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卻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個「人」的歷程。

《嚴子與妻》的配樂,並非他最後的絕響,因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時仍琤琮,真正的歌聲是板盡處仍繚繞,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樂家的典型,是無聲的大音,沉寂的巨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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