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考古協會的德賴斯達斯特博士的致敬信[注]
（寄往其寓所約克郡蓋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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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喬納斯·德賴斯達斯特是司各特虛構的一個人物，他的幾部小說的序言便是以「致德賴斯達斯特的信」的面目出現的，本書也是這樣。在這篇序言中，司各特闡述了他對歷史小說的一些基本觀點，主要涉及了虛構和歷史真實的關係問題。文中有些人名也是虛構的，如烏爾法斯國王等。發信人勞倫斯·坦普爾頓實即作者本人。
不用說，促使鄙人把閣下的大名置於後面這部作品的卷首，是有各種錯綜複雜的原因的。然而由於作品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這些理由中最主要的一點，也許便不能成立。假如真像我所希望的一樣，它足以贏得您的讚賞，那麼讀者立刻會看到，把旨在描繪英國古代，尤其是我們撒克遜祖先的生活的作品，獻給曾撰文論述烏爾法斯國王的號角，論述他贈予聖彼得教堂的土地的博學作者，是合乎情理的。然而我明白，下面這些紙上所記述的我的考古研究的成果所賴以表達的方式，是無關緊要、不足為訓、輕浮淺薄的，它已使這作品被排除在可以自豪地呈請博學鴻儒指正的那類著作之外。相反，我怕我只能引起非議，認為我不揣譾陋，居然把喬納斯·德賴斯達斯特博士的大名冠於這麼一部作品上，這部作品從嚴肅的考古學的角度來看，也許只能廁身於當今無關宏旨的文藝小說之列。這樣的指責是我萬難接受的，我必須為自己辯護，儘管我相信，您的友誼會使您對我採取寬大的態度，我仍然不願在公眾眼中，蒙受我的擔憂向我提示的那種嚴重罪名。
為此我必須提一下，我們過去也一起討論過這類作品，因為在其中的一種中，您博學的北方朋友蒙克巴恩斯的奧爾德巴克先生[注1]的私事和家事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給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當時我們對這些作品在這個遊手好閒的時代中得以流行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討，您認為它們不論具有什麼其他優點，必須承認，它們是草率寫就的，違反了史詩所應該遵循的規律。看來您當時的意見是：它們的魅力完全在於那位匿名作者所掌握的技巧，他像第二個麥克弗森[注2]一樣，運用了散佈在他周圍的一切考古材料，並把不太久以前他的國家中實際發生的事件，以及實際存在的人物，幾乎連姓名也不加改動地引進了小說，以彌補他本人遲鈍和貧乏的創造力。您指出，至多六十或七十年以前，整個蘇格蘭北部地區還處在極其簡單的、宗法式的政府統治下，它與今天莫霍克人和易洛魁人的聯盟[注3]差不多。即使不能設想作者曾親自目睹過那個時期，您指出，他也必然生活在曾經歷和活躍在那個時期的人們中間；在這短短的三十年中，蘇格蘭的生活方式固然發生了不少變化，人們回顧他們上一代祖先所奉行的社會習慣，也只是像我們看待安妮女王的統治時期，至多上溯到共和革命時期[注4]。您指出，各種材料都堆積在作者周圍，他對一切都了如指掌，困難只在於選擇而已。因此並不奇怪，他在這麼豐富的礦藏中開始挖掘時，他的工作可望得到的收穫和成果，必然超過他的簡單勞動所理應得到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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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司各特的小說《考古家》（一譯《古董家》）中的主人公，一個考古學家，蘇格蘭人，因此被稱為「北方朋友」。
[注2]詹姆斯·麥克弗森（1736—1796），蘇格蘭詩人。他曾因翻譯三世紀愛爾蘭說唱詩人莪相的詩歌而名重一時，但後來發現，這些所謂翻譯實際大多是他自己的偽作。
[注3]莫霍克人和易洛魁人都是北美的印第安人，曾組成易洛魁聯盟，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
[注4]英國安妮女王於1702—1714年在位。共和時期指十七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
即使這些結論（我不想否認）一般說來是正確的，我仍認為，企圖激發對古老英國的傳統和生活方式的興趣是並不奇怪的，這與對我們較為貧苦、較少聲望的鄰居發生的興趣一樣。肯德爾綠色粗呢[注1]出現的時期雖然更為古老，就我們的感覺說來，它與北方雜色的格子花呢肯定是同樣親切的。羅賓漢的名字如果運用恰當，可以與羅布·羅伊的名字一樣引起迅速的反應[注2]；英國的愛國分子在我們當代人中間應該享有的威望，不應比蘇格蘭的布魯斯和華萊士遜色[注3]。如果說南方的風景不如北方的崇山峻岭動人和雄偉，那麼必須承認，它也在同樣程度上具有嫵媚和秀麗的特色；整個說來，我們也有權像敘利亞的愛國者一樣驚呼：「大馬士革的法弗爾河和阿巴納河，難道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河流更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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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英國肯德爾地方生產的一種粗呢。格子花呢是蘇格蘭具有民族色彩的衣料。
[注2]羅賓漢是英國的綠林好漢，本書的主要人物之一。羅布·羅伊是蘇格蘭的綠林好漢，被稱為「蘇格蘭的羅賓漢」，司各特寫有名著《羅布·羅伊》（一譯《紅酋羅伯》）。
[注3]布魯斯和華萊士都是蘇格蘭歷史上的民族英雄。
親愛的博士，您自然記得，您對這種意圖的反對是雙重的。您堅持蘇格蘭人享有優越條件，因為他們展開活動的社會環境還剛剛形成。您指出，許多現在還活着的、大家所記得的人，不僅親自見到當著名的羅布·羅伊，而且與他一起吃過飯，打過仗。這一切屬於私人和家庭生活的細節，這一切賦予書中敘述的事件和人物以真實感的情況，在蘇格蘭是人所共知、記憶猶新的；可是在英國，文化早已獲得長足的進展，我們對我們祖先的觀念，只能從發霉的記錄和編年史中去搜索尋找，而這些史籍的作者卻彷彿故意要保守秘密似的，在敘述中略去了一切有趣的細節，以便大量記錄修士滔滔不絕的口才和道德說教的陳詞濫調。您認為，把英國和蘇格蘭作者在體現和復活各自國家的傳統方面的條件等量齊觀，這是極不公正，也極不合理的。您說，蘇格蘭的魔術師像盧卡努斯[注]的女巫一樣，可以在新近的戰場上任意倘樣，憑他的巫術為他重現歷史選擇一個不久以前手腳還在活動、喉嚨還在發出最後呻吟的人，作他的題材。甚至法力無邊的厄立克索也不得不在這些人中進行選擇，認為這是唯一能靠她的巫術復活的人：
「在冰冷的死者中搜尋完整的骨骼，
纖維尚未受傷的發硬的肺葉，
找到后，便把這死去的屍骸召喚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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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馬可斯·安奈烏斯·盧卡努斯（39—65），古羅馬詩人，有長篇史詩《法爾薩利亞》十卷傳世。該詩描寫愷撒與龐培之間的內戰。後面提到的厄立克索和引用詩句均出自該詩。厄立克索是當時帖薩利亞地方的女巫，據說龐培常問計於她，要她為他占卜吉凶。
相反，英國的作者，即使他的本領超過北方的巫師，您指出，他也只能在古代的遺骸中選擇他的人物，可是他在這裏看到的正如約沙發[注]在他的山谷中看到的一樣，除了腐爛發霉、支離破碎的骨骼以外，什麼也沒有。此外，您表示您擔心，我的同胞不受愛國偏見束縛的精神，不允許他公正地對待我力圖獲得成功的這類作品。您說，這並非完全出於偏愛外國事物的流行觀念，一部分也是由於英國讀者目前的生活環境，使他們對書中的描述不能信以為真。如果您向他們描寫存在於蘇格蘭高地的粗野的風俗習慣和原始的社會狀態，他們大多隻得默認你的描繪是真實的。這毫不奇怪。如果他們是普通的讀者，這些人大多從沒見過這種遙遠的地區，或者只在夏季旅行時，曾路過這類荒涼的山地，在那裏吃過幾頓粗糙的伙食，睡過小木床，從一個荒野走到另一個荒野，因此完全準備相信作者就生長在那個獨特環境中的粗野的遊盪的民族講的任何奇談怪論。但是同樣這些先生，當他們坐在舒適的客廳中，安享英國家庭的一切優越條件時，他們就不會輕易相信，他們的祖先過的是與他們本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現在從窗口眺望到的那個敗落的塔樓曾經關過一個貴族，他可能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審判便被弔死在自己家門口了；現在替他管理他的小農場的僱工，不多幾個世紀以前只能是他的奴隸；封建專制權力曾在這一帶飛揚跋扈，完全控制了附近的村莊，而現在那裏的一個律師已比莊園主勢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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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猶太國王，曾征服摩押人和亞們人、《聖經》中說，他戰勝敵人之後，「猶太人來到曠野的望樓……只見屍橫遍地，沒有一個逃脫的。」（見《歷代志下》第20章）
儘管我承認這些反對意見有一定道理，我還是得說，我並不認為它們是完全不可克服的。材料的貧乏確實是一大難題，但是誰也不如德賴斯達斯特博士那麼清楚，對於熟讀古籍的人而言，分散在各種歷史著作中的有關我們祖先個人生活的片言隻語，儘管與它們所處理的重大事件相比，只佔極小的比重，然而把它們彙集到一起，還是足以使我們對我們祖先的私生活形成一個相當明晰的觀念；確實，我也明白，在實行這個意圖時，我可能失敗，然而我相信，只要在收集材料上多化些力氣，在運用材料上多動些腦筋，那麼依靠亨利博士和故世不久的斯特拉特先生，尤其是沙倫·特納先生的著作[注]，一個稍有能力的作者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因此對任何認為目前的嘗試可能失敗的議論，我可以事先便表示不能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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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都是英國的一些編年史作者：亨廷登的亨利（1084—1155），寫有《英吉利史》；約瑟夫·斯特拉特（1749—1802），英國史學家，寫有《英格蘭編年記》；沙倫·特納（176—1847），英國文學及史學家，寫有《諾曼征服初期盎格魯一撒克遜史》。
另一方面，我已經說過，我相信我的國人的善意和好心，任何對英國古代的風俗習慣所作的真實描繪，肯定是會得到他們的熱情對待的。
在對您的第一類異議盡我所有的力量作了上述答覆，或者說至少表示了我決心跨越您的審慎所預言的這些障礙之後，我還得簡單地提一下對我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個看法。我覺得您似乎認為，考古家的職責在於從事嚴肅的，或者像某些庸俗的看法所說的，從事艱苦的、繁瑣的研究工作，這必然使他在編製此類故事方面變得無能為力。但是，請允許我說一下，親愛的博士，這種反對主要是形式的而不是實質的。確實，這類微不足道的寫作，並不適合我們的朋友奧爾德巴克先生那種較為嚴肅的才能。然而霍勒斯·華爾浦爾[注1]寫過一部鬼的故事，它使許多人讀了之後毛骨驚然；喬治·埃利斯[注2]善於把可愛的、以至不平常的情緒的各種幽默滑稽的表現，注入他的《古代詩歌傳奇節略》一書。這樣，不論我現在的大膽嘗試可能會使我多麼遺憾，我至少找到了對我有利的一些可敬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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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霍勒斯·華爾浦爾（1717—1797），英國作家和收藏家，中世紀恐怖故事《奧特朗托堡》的作者。
[注2]喬治·埃利斯（175—1815），英國古詩研究者，作家和詩人，司各特的好友。
然而較嚴格的考古家仍會認為，這麼把虛構和真實攙和在一起，是用現代的創造法污了歷史的泉源，因而對我所描寫的這個時代，給年輕一代灌輸了錯誤的觀念。我只得在一定意義上承認這種推理的正確性，然而我根據下述考慮，仍指望能超越這點。
說實話，我既不能也不想做到絕對準確，哪怕在外表衣着方面也這樣，更不必說更為重要的語言和風俗方面了。我不能用盎格魯一撒克遜語或諾曼法語來寫故事中的對話，也不能把它用卡克斯頓或溫金德沃德[注1]的印刷字體送到讀者面前，出於同樣的動機，我也不能把自己完全局限在我的故事所展開的那個歷史時期。為了能引起讀者的任何興趣，我必須把我要寫的題材，藉助於我們現在所生活的這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和語言習慣來予以表現。沒有一部東方文學像加朗先生[注2]首次翻譯的《阿拉伯故事集》那樣贏得廣泛的歡迎；他在那裏一方面保留了東方的華麗服飾，另一方面又表現了東方的原始想像力，但正是因為把它們與日常的感情和表達方式結合在一起，才使那些故事變得那麼有趣和容易理解，他縮短了那些冗長的句子，簡化了那些單調的思考，拋棄了阿拉伯原著中漫無止境的重複。這樣，儘管這些故事經過初次調整之後，純粹東方的色彩減弱了，然而大大適應了歐洲的市場，贏得了讀者無與倫比的喜愛；毫無疑問，如果它沒有採取在一定程度上適合西方讀者的感情和習慣的敘述方式和風格，它是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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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威廉·卡克斯頓（約1422一1491）和溫金德沃德（？一1534）都是英國最早的出版商。
[注2]安托萬·加朗（1646—1715），法國東方學家，他最早把《一千零一夜》意譯成法文，介紹給歐洲。
為了適應廣大讀者的口味，我相信這麼做是合理的，也因此，我在恰當的程度上用現代的語言說明古代的風習，在交代人物的性格和情緒方面，也盡量避免單純追求古奧，以致弄得佶屈聱牙，枯燥乏味，給現代讀者造成重重障礙。在這方面，我可以不揣冒昧地說，我沒有越過一部虛構作品的作者所理應享有的特權。故世的卓越的斯特拉特先生在他的小說《奎荷廳》[注]中，奉行了另一原則；在對事物區別古代和現代時，照我看來，他忘記了那個廣闊的中間地帶，也就是說，大部分行為方式和情緒，對我們和我們的祖先而言是共通的，由他們傳給我們時沒有發生變化，或者說，它們來自共同的人性原理，可以在任何一種社會狀況中同樣存在。由此可見，一個有才能、又有廣博的考古修養的人，從他的作品中排除一切不夠古老的事物，只能限制它的流行，使它成為一部被人遺忘的、不可理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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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斯特拉特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後來由司各特予以續完。這小說拘泥於考古學上的準確性，因而限制了它的流行。
我要在這裏維護的那種特權，對實現我的寫作計劃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我要求您少安毋躁，聽我進一步闡述我的理由。
任何人第一次披閱喬叟或其他古代詩人的作品，都會被那些舊式的拼音方法，重複的子音和古老的語言現象弄得寸步難行，甚至不得不失望地放下書本，彷彿它已裹在一層古色古香的厚厚銹斑中，使他無法判斷它的價值或體味它的美妙了。但是如果有個博學多才的朋友向他指出，使他感到棘手的那些困難只是現象而不是實質，只要向他大聲朗讀一遍，或者用現代的綴字法重寫那些普通的辭彙，就能使那位初次涉獵者恍然大悟，原書所用的辭彙只有十分之一是真正吉奧的，初學者只需稍稍有一點耐心，便肯定可以領略到老傑弗里在克雷西和普瓦捷戰役時代讀者心頭引起的興趣和同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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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克雷西戰役和普瓦捷戰役是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早期的兩次重大戰役，喬叟即生活在這個時期，傑弗里是他的名字。
關於這點不妨再說幾句。如果我們的初學者鍾情於新誕生的考古癖好，打算模仿他所崇拜的那些著作，選用它們所包含的古老詞語，唯獨不使用現代語言中仍保留的那些辭彙和用法，那麼只能說他走上了一條極不明智的道路。這是不幸的查特頓[注]所犯的錯誤。為了賦予他的語言以古老的色彩，他拋棄了現代的一切辭彙，創造了一種在英倫三島從未有人講過的特殊語言。如果有人想成功地模仿古代的語言，便必須研究它的語法特點、措詞特徵和組合方式，而不是把力氣化在收集冷僻和吉奧的用語上，正如我已經申述的，在古代作品中，這類用語與僅僅在意義和拼法上發生了一些變化的、仍在使用的辭彙相比，不過是一與十之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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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托馬斯．查特頓（互752—1770），英國詩人，極有才能，但嗜古成癖，所作詩大多假託為古代作品。去世時年僅十八歲。
我就語言所講的話，應用在思想和舉止上就更正確了。它們的一切曲折變化都來源於人的感情，而感情對一切身份和地位，一切國家和時代的人，大體是相同的；這樣，理所當然，人們的看法、思想習慣和行動，儘管受到特殊的社會狀況的影響，總的說來，必然仍是彼此十分相似的。我們的祖先與我們的區別，無疑不會比猶太教徒與基督教徒的區別大些；他們也有「眼睛，手，器官，身體，感覺，愛好，情慾」；他們也「吃同樣的食物，會給同樣的武器傷害，生同樣的病，同樣在冬天感到寒冷，在夏天感到炎熱」。[注]因此，他們的愛好和感覺的基本情況，必然與我們的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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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這都是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劇中的話，本書第五章的題詞也引用了這話。
這樣，應該說，一個作者如果要像我試圖做的那樣，寫一部小說或虛構的作品，他會發現，他要運用的材料，不論在語言或舉止習慣方面，極大部分對我們今天和他所假定的活動時期，都是同樣適用的。因而這賦予他的自由選擇的權利，比當初看來大得多，他的工作也變得容易得多。不妨用一種姊妹藝術來作說明：考古上的細節可以說像鉛筆勾勒的輪廓，表現了一幅風景的獨特面貌。封建塔樓必須具有相應的雄偉氣概，出現的人物必須具有他們的時代的服飾和性格；畫面必須表現這個特定的題材所選擇的背景的特色。礁石得有相應的高度，瀑布得有一瀉而下的氣勢。整個色調也必須與大自然一致。天空得按照氣候條件或陰或晴，顏色的濃淡深淺也得符合自然景物的狀況。在這些方面畫家必須遵循他的藝術的規律，準確地模仿大自然的面貌；但是他不需要更進一步，照抄大自然的一切細節，或者絕對準確地描繪點綴在這個地點的全部樹木花草。這些，以及光和影的其他更細小的方面，只要符合一般風景的特點，適合各個場合的自然狀態，藝術家便有權按照他的愛好和興趣，予以自由支配。
確實，這種特權在畫家和作家說來，都不能超出合理的界限。畫家對畫面的修飾不能不符合他的風景的氣候條件或地域條件；他不能把柏樹栽種到蘇格蘭的湖中小島上，或者讓蘇格蘭的冷杉出現在珀斯波利斯[注]的廢墟上；作家也受有類似的束縛。不論他可以怎樣大膽超越他所仿效的古代作品，更詳盡細緻地描繪那些作品中找不到的感情和心理，他不能在他的作品中引入不符合那個時代風貌的任何東西。他的騎士、扈從、僕役和護衛，可以超越古代彩飾手寫本上用粗糙生硬的筆觸描繪的形象，但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和服飾卻不容歪曲：他們必須仍是那些人物，只是用較圓熟的筆調加以描繪，或者講得謙遜一些，是在一個對藝術規律有了更深理解的時代中加以刻劃而已。他的語言不必完全古奧難懂，但是如果可能，他應該不讓一個直接來自現代生活的詞語或措詞方式出現。運用我們和我們的祖先所共同具有的語言和情緒是一回事，賦予人物以他們的子孫所單獨具有的情緒和語言色彩則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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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廢墟在今伊朗設拉子附近。
親愛的朋友，我發現這是我的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坦白說，我幾乎不敢指望它能滿足您較少偏袒的評價和對這類問題更廣博的知識，因為連我自己也對它不太滿意。
我明白，就準確表現我的角色活躍的那個時期的生活狀態而言，那些企圖嚴格審查我的故事的人還會發現，我在保持語調的統一和服飾方面，還存在着更多缺點。也許我把一些完全應該划人現代範疇的東西，寫進了書中；另一方面，我也完全可能混淆了兩個或三個世紀之間的變化，把只適合於更早得多的時期，或者更遲得多的時期的事物，寫進了理查一世的時代。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這類錯誤對於一般讀者來說是不易發覺的，我仍可能取得那些不稱職的建築師享有的讚譽，這些人在他們現代的哥德式建築中，違背規則和方法，引入了不同的風格和不同的藝術時期所特有的裝飾物。那些通過淵博的研究，取得了對我的失誤進行更嚴厲的評論權利的人，由於也相應地理解我的工作的艱難，或許會對我採取寬大的態度。我的正直而被遺忘的朋友英格爾弗斯，曾經給我提供過許多有價值的線索；但是克羅依頓的修道士和傑弗里·德·文索夫所給予的啟示，卻被那麼多索然無味的、不可理喻的事物掩蔽了[注1]，以致我們只得求助於勤奮的傅華薩[注2]，靠他那些明朗的記載來指點迷津，儘管他所描繪的社會離我的故事的時期已相當遙遠了。因此，親愛的朋友，如果您寬大為懷，肯原諒我自以為是的做法，允許我一部分靠純粹古代的珠寶，一部分靠我儘力仿效的布里斯托爾[注3]人造寶石和玻璃，拼湊成一頂詩人的桂冠，那麼我相信您會體會到這項工作的艱巨性，因而對它不夠完美的成果表示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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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三個人名都是虛構的，影射十一、二世紀的幾個編年史家。
[注2]讓·傅華薩（1333？一1400），法國詩人和宮廷史官，他的《聞見錄》詳盡記載了英法百年戰爭時期的政治和社會情況，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
[注3]即指前面提到的托馬斯·查特頓，他是布里斯托爾人，他的一些詩曾假託是十五世紀布里斯托爾的一個教士所寫，它們開了偽擬古作品的先河。
關於我運用的材料，我沒有多少話要說。它們主要都可以在亞瑟·沃杜爾爵士[注1]珍藏的盎格魯諾曼文獻中找到，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保存在他的棟木柜子的第三隻抽屜中，幾乎不讓任何人接觸它，而他本人又無法讀懂它的一個字。在我訪問蘇格蘭時，要不是我許諾提到它時，用顯目的字體印出它的名稱《沃杜爾文稿》，他本來也決不會讓我對這些美妙的記載鑽研這麼多小時；這名稱使它具有了像《班納坦文稿》、[注2]《奧琴勒克文稿》，以及用哥德式字體精心抄寫的任何其他文獻那樣的重要性。我把這珍貴的文件編製了一份內容提要呈上，供您私人審閱，如您同意，我將把它附在我的故事的第三卷後面，只要整個故事付排之後，印刷所的學徒繼續樂於進行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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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司各特的《考古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注2]喬治·班納坦（154—1608），蘇格蘭人，以大量搜集和編印蘇格蘭詩歌聞名。
再會，親愛的朋友，我講得夠了，這些話即使不能證明我的意圖正確，至少也足以說明它了；儘管存在着您的懷疑和我的無能，我還是願意相信我的努力沒有完全白費。
我希望您現在已從春天發作的痛風症中得到恢復，如果您那位淵博的醫生能建議您到這裏來旅行一次，我將感到萬分高興。近來在哈比坦康城堡原址和牆腳邊發掘出了一些古物。談到這個遺址，我想您早已聽說，一個脾氣孤僻古怪的鄉下佬，搗毀了那個以雷德斯代爾的羅賓漢聞名的古代石像或浮雕。看來羅賓漢的名聲吸引了不少遊客，以致妨礙了這片一英畝值一先令的荒原上帚石捕的生長。儘管您自稱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人，也不妨萌發一下報復心理，與我一起祈求，但願他遭到粉身碎骨的可憐的羅賓漢的全部石塊的襲擊，在他的身體內形成各種結石症。但是「不要在迦特傳揚」這事[注1]，免得蘇格蘭人高興，以為他們終於在他們的鄰居中，找到了一件可以與他們破壞亞瑟王的爐灶的野蠻行徑匹敵的事例。不過談到這類事情，我們的悲痛是講不完的，請代我向德賴斯達斯特小姐問候；但願我最近在倫敦旅行期間為她描繪的景物，可以不辱使命，符合她的要求；希望她能如期收到，並覺得滿意。這信是托一個瞎子車夫帶上的，因此它可能在路上多耽擱些日子。[注2]據愛丁堡傳來的最新消息，現在充當蘇格蘭考古學會秘書的先生，是在那個領域中一位最好的業餘繪圖員，他的技巧和熱情在製作我國古物的圖樣方面是無與倫比的涸為這些古物有的在時間日積月累的腐蝕下已經霉爛，有的則遭到了約翰·諾克斯[注3]在宗教改革中使用的那種掃帚的無情破壞，變得面目全非了。再一次告別吧；最後說一聲再見，不要忘記我，尊敬的先生，祝您一切順利。
您忠實的、謙卑的朋友
勞倫斯·坦會爾頓
1817年11月17日於坎伯蘭郡埃格蒙特附近托平沃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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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據《聖經》傳說，以色列國王掃羅戰敗身亡后，大衛為他作哀歌，其中有「不要在迦特報告，不要在阿實基倫的街道上傳揚……」意即不要讓敵人知道了高興。（見《撒母耳記下》第1章20節）
[注2]我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了，因為我那位博學的收信人是在我把信寄出之後，過了十二個月才收到的。我提到這一情況，是希望現在能有一個熱心傳播學問的先生來主管郵政大權，他也許會考慮，是否減低一些目前昂貴的收費標準．對主要的文學和考古協會的通信人員採取某些優惠辦法。確實，我知道，這作過一次嘗試，但由於寄給考古學會會員的郵包過多過重，郵車給壓壞了，因此這項危險的試驗只得取消。然而把車子改造得結實一些，把軸承製作得牢固一些，把車輪擴大一些，以便運送考古方面的大量資料，那麼無疑是可以做到的。儘管這麼一來，車子會走得慢一些，但是對於像我這樣安靜的旅客，這是不致會造成什麼不愉快的。
——勞·坦
[注3]約翰·諾克斯（約1514—1572），蘇格蘭宗教改革家，曾大刀闊斧改革宗教，創立蘇格蘭長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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