鞦韆上的女孩
當這本書即將問世的時候，離莫妮卡·萊溫斯基和總統最後那次見面正好剛過一年。到現在為止，他仍然不時浮現在她的腦海中，無論是在難以入眠的夜晚還是白天她本應清醒著的時刻。而在她的睡夢中，他更是常客了，「有幾個早晨，當我醒來的時候，我感到難以自已地思念着他，我的頭腦、心臟、身體乃至我的每一盎司的存在都感受到這思念的痛苦。」她說，「我如此劇烈地懷念着他佔有我的方式。」
他能夠輕易引起她的情緒波動，從溫柔、渴望到自憐、內疚再到憤怒。「最近一個時期，」她補充道，「我只要把眼睛閉上，就彷彿回到我在白宮東樓的那個小小的辦公室，電話鈴響了起來，我屏住呼吸，確信電話那頭響起的將會是那個聲音，那個對別人如此生硬，對我卻如此親密的聲音，那個充滿著渴求、悲傷和慾望的聲音。
「很奇怪，我的心開始劇烈跳動，好像我真的在那裏一樣。有時候，我懷念接了電話之後去橢圓辦公室的那種緊張的歡樂，我的心跳飛快，臉頰暈紅，只要想到他靠近我時他的氣味、他的觸摸、他身體的溫度，我就興奮。我會迫不及待地和這個『英俊先生』吻在一起，品嘗愛情的甜蜜。
「我不能相信，和總統的這份感情已經結束了，那溫柔的觸碰和有力的擁抱也隨之一去不返了。我也同樣懷念那常常映入我眼帘的他沉迷的眼神和寬厚的微笑。」
但是，她對於那段浪漫日子溫馨的懷想，最後總會被憤怒所代替。她不可避免地會想到總統是如何指着她對全世界說，他和「那個女人」沒有任何性關係。這份又愛又恨的情感，讓莫妮卡心中充滿矛盾，「有多少日子我思念他，希望在電視里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就有多少日子不想再看見他，我關掉電視機，看到他就不舒服。」然而，無論多麼為之傷心欲絕，現在莫妮卡更把克林頓看做一個政治家，而不是一個男人，一個政治家可以對她和國家撒謊。她說，「我從來就知道他不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但是去年的事件，讓我知道他比我想像得更不誠實。現在我知道他是一個自私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撒謊，這一點讓我心中憤恨不已。」
可以理解，莫妮卡的家人和密友也有這種憤怒感。對於克林頓既扮演着她的男朋友又扮演着一個總統的角色，她和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之間產生了難得的分歧。凱瑟琳宣稱，「他是我的總統，他的年齡是她的兩倍，有着一個幾乎和她一樣大的女兒，我不能原諒他的行為。」
在整個醜聞發生的這段時間裏，莫妮卡的父親一直都不願意評論總統，他在上電視的時候，以沉默面對電視主持人芭芭拉·沃爾特、拉瑞·金還有凱蒂·科林斯的問題。自從斯塔爾的報告出版和特里普的錄音公開以後，他的心腸就變硬了。今天，他毫不含糊地聲明，「我恨他這個爛人和他所做的一切。把美國總統稱為寄生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實上，他就是。他對我女兒所做的一切，都讓我很生氣，莫妮卡才比切爾西大幾歲，我相信他不會認可別人對他的女兒做這些事情。他是一個懦夫，沒有勇氣承擔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深深地憎恨在她需要的時候拋棄她的總統，莫妮卡對琳達·特里普和她那一夥背叛了她和總統的人，懷着刻骨不滅的仇恨。「我的怒火四處遊走。」她悲傷地說。這份仇恨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她能夠把這種感情拋到腦後，她真正找回以前那個完整的莫妮卡，可以繼續前行了。當她決定要起訴特里普非法錄音的時候，她很明白這個案子會讓她去重新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過去，那些她一直試着忘記的過去一直糾纏着她的現實生活，阻止着她奔向新生。
和仇恨為伴的是巨大的內疚感。她為自己導致的麻煩和痛苦感到害臊，不僅是困擾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還有總統的家人，尤其是切爾西·克林頓。莫妮卡到現在仍然不能相信——更不用說接受，三年前那次興奮的、夾雜着偷偷摸摸的調情所開始的一段故事，隨着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彈劾選舉總統而消逝。
1998年12月中旬，國會以微弱多數的投票通過彈劾克林頓的決議時，莫妮卡不禁強烈自責，「我太對不起他了，」她說，「我哭了又哭，覺得太不幸了，不能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她為總統的不幸狠狠責備着自己，她對自己說，如果當初她不相信特里普，這之後一系列的悲劇都不會發生。其實，就像國會立法者喜歡說的那樣，她的論點只是一個「假設」。當葆拉·瓊斯案中，總統在斯塔爾的大陪審團前說出自己的證詞，就已經宣告了他的倒台。
傷心的莫妮卡整天窩在床上，無法忍受那些新聞，眾議院在投票彈劾總統，甚至就在這個全國最高行政長官動員全國的武裝部隊，和英國一同出兵，對伊拉克實行大規模的轟炸的時候。美國人對此迷惑不已，又憂心忡忡。
這整個事件所具有的政治審判特點，帶有專制時期前蘇聯的烙印。國家的調查官實行恐怖政策，讓母子猜忌，把戀人分開，讓家人離棄，使朋友反目，在這裏，結局早在事情開始之前就被寫好。一些觀察者慷慨地把這個事件和劉易斯·卡洛爾筆下的《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作比較，在書中，紅桃皇后不停地大叫，「不，不……先處罰再定罪。」
無論何種標準，彈劾之爭都顯得太過超現實。一場審判暴露出美國法律系統正瀕臨沸點，同時正義則降到最低點，這是系統對常識的勝利。國會決定彈劾總統，根據就是那個男人找人代寫的報告，而他根本沒有見過關鍵證人，更別說面談了。這個報告的基礎則是在一個一邊倒的法官面前的宣誓。在這樣的法律圈套中，一個人夠聰明的話就能在大陪審團面前「起訴一塊芝士三明治」。
然而，所有這些質疑都被扔到了一邊，國會投票通過總統因為兩項條款而被彈劾，一個是在大陪審團面前發偽誓；另一個是妨礙司法公正。這兩條「彈劾的理由」不久從低級立法機關，也就是眾議院，被送到參議院，在參議院裏，正式審判從1999年1月7日開始。100個參議員都宣過了誓，成為陪審團成員，他們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人通過，就可以讓總統下台。然而共和黨在參議院中並不佔絕對多數，許多觀察員認為這個舉動是荒謬的、毫無意義的，只是一次用來摧毀整個國家的聯繫而已。
對莫妮卡來說，參議院這次對克林頓總統的歷史性審判，激起的不僅是她的焦慮和悔恨，還有憎恨，當參議院討論是否需要召集證人時，這個提議顯然是共和黨的調查官和克林頓對手們所衷心希望的。每天她都渾身顫抖地等著知道，是否要作為證人出席審判現場，是否要在參議員面前被拷問，而這一切都會在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中播出。在她的冰箱裏有兩瓶酒，一瓶是高度的伏特加，另一瓶是她最喜歡的VeuveClicquot香檳，如果她被要求出庭，她就拿前者灌醉自己，如果沒有，她就拿後者來慶祝。
那段時間，她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原本一個簡單的戀愛，變成了一場政治傾軋。「這是我的愛情，我的思想，我的身體，為什麼變成了一個低俗可鄙的政治事件。」她哀嘆道。
一個小小的非法事件最終升級成一個全面彈劾事件，這恐怕是這場傳奇最驚人的特點了。根本上說，這只是一個有關愛和背叛，悔恨和自責的故事，而實際上幾乎完全佔據這一事件解釋權的，是一些法律術語，被新聞記者、律師、政治家引發的爭論，和被對立而非調和思想定義的話語。在他們的議程中，感情和浪漫的地位沒有很高的位置。
當來自眾議院的管理人員和白宮律師團展開引人注目的法學爭論之後，律師團成員之一的戴爾·鮑布斯——前參議員、阿肯色州州長，也是克林頓家庭好友——提醒整個眾議院，整個美國，這起人類悲劇的幅度有多麼寬廣。
在他長達90分鐘的演講中，鮑布斯談到了自從斯塔爾開始他的調查之後，五年來克林頓所遭受的那些不眠之夜，那些巨額的訴訟費用，更不用說萊溫斯基醜聞爆發后的那些情緒低落的日子了。他說這場調查已經讓「丈夫和妻子，父親和孩子」的關係緊張，總統和女兒切爾西和諧的關係已經不復存在了，「這件事已經完全失去了平衡。」他總結道，「所有的壓力和懲罰已經超過了應得的。」
然而，不僅是立法者的分寸感有失平衡，對於這件發生在一個非常低級別的僱員和她老闆之間的辦公室羅曼史，過去一年所說所作的一切，不過確立了一個精細的分析。這是莫妮卡的愚┐饋—或許還有人會談到她很不幸——她愛上了一個有權勢的男人，而更壞的是這個男人還有一群不可原諒的敵人。在其他任何環境中，這個事情結束之後，她都會被允許背上行囊繼續前行。
在其他任何環境中，或許——不過莫妮卡的媽媽看得太清楚了，「如果她不是那麼在乎，不是那麼一個浪漫又容易受傷的年輕女孩，事情將完全兩樣。在正常的情況下，這段浪漫史將只是她生命中的一堂課，教會她如何成長。而現在，她私密的痛苦成為了大眾的娛樂，這是最殘忍的事情。她又犯下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讓人們剝下這個年輕女孩的最後一絲尊嚴和私隱？」
就像被扔進了養滿水虎魚的水池裏，莫妮卡的人格被在一場媒體熱中被迅速吞噬乾淨。每一絲小小的不完美，每一個缺點，都被專欄作家、攝影記者、喜劇演員還有那些業餘心理醫生赤裸裸地剝下來。就像戴爾·鮑布斯提醒公眾的那樣，克林頓也是一個人。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內，莫妮卡的父親讓加利福尼亞電台的大部分聽眾知道，傳播這些針對他女兒的過分言詞，這不僅傷害了她，也傷害了她的整個家庭。
最近幾個月內，對她放肆的敵視漸漸消逝了。現在公眾才漸漸認識到她並非生活在一個虛偽的世界中，她的證詞是對她和總統關係最公正的記錄。許多人意識到她只是一個被特里普、被斯塔爾、被克林頓、被全世界媒體殘酷對待的可憐女人。
在一個已然充滿反諷的故事中，是一個永恆的富人——如果讓人不舒服的話——在考慮一個前白宮實習生抗衡三個分別背叛她、否認她、利用她的男人的道德律例。
安德魯·薩利文在《紐約時報》中指出，「很長一段時間裏，她都在極力避免背叛她的情人，甚至在宣誓書上簽字否認這個事情。然而當她被逼到絕境的時候，她不得不下定決心講出真相。在斯塔爾報告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一個年輕女子在法律面前堅持了多久，以及她在公眾奇怪的審查中袒露多少。總統的表現跟她的行為是一個很好的對比，如果說這個有關道德的故事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場誠實的較量，那麼萊溫斯基女士是一個女英雄。」
然而她為這份誠實和公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太高了。連着幾個星期，我和莫妮卡談論著同一個問題，她沒有找到任何合適的答案，來解釋她在這場醜聞中遭受的羞辱。「在最近的十個月中，特別檢舉人，巨大的壓力，白宮和民眾把我的靈魂一層層撕裂開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讓我不得不承受這些羞辱。當然，我的確做了錯誤而愚蠢的判斷，但是這些難道足以招致如此的責難？是的，我可能是世界上最丟臉的女人，但是我不能一輩子擔着這樣的想法，我得把它扔了，因為我快扛不動了。」
就像辛普森殺妻案的審判揭示了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一樣，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傳奇也讓一直瀰漫在美國人生活中——尤其在媒體┲小—潛在的女性歧視現象得到曝光。克林頓，一個誘姦者和撒謊者，被輕易原諒，而莫妮卡·萊溫斯基，只是以其天生的美麗吸引了男人，卻被女權主義者和保守派一同蔑視。她的忠誠，她的誠實，她的沉默，並沒有被看做是優點，現代美國的道德判斷認為，她是女的，她年輕、自信、會打扮、可以自由地和人上床或戀愛，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罪行。而最壞的是，她被判了最重的刑罰：她超負荷了。
她的懲罰是被小報記者跟蹤，他們不時推撞她，騷擾她，用一些惡劣的名字叫她，試圖把她弄哭，以便拍到幾張賣得出去的照片。一旦攝影記者捕捉到手，輪到專欄作家和編輯接手了，她又得遭受一些言辭上的侮辱。小報把她描述成「一個胖胖的胡椒瓶」，甚至更壞。同時，她還是專欄作家每天例行的指責對象，例如《紐約時報》的莫林·托德。就像英國評論家安妮（AnneMcElvoy）寫的那樣：「莫妮卡必須做美國公眾預料的和需要的事情，她必須減肥。她增加的重量象著着她鬆弛的道德或者神的懲罰。」為了避免非美國的新聞記者太過自我膨脹，有必要提到英國報紙上的另一篇報道，1月26日，在副標題「9日的總統審判」之下，《衛報》這樣報道，「一個目擊者說，萊溫斯基女士拿着兩個平底蛋糕和一瓶橙汁，穿暗色的衫褲套裝。」在這裏面，節食和服裝品位看上去似乎比她在總統彈劾案中的作用更重要〖DK〗。
即使醜聞爆發以後，莫妮卡仍然試圖堅守自己的道德原則，走一條道德的大路。舉個例子，FoxTV，一個類似小報的電視網，出價500萬美元請她做系列專訪，寫一本書和做一個頭髮廣告，但是她拒絕了。雖然有很多人勸她賺一筆就走，但是她還是不想和那些「低級庸俗的商人」有所牽扯，正是那些人，讓她過去一年的生活充滿了痛苦。雖然她也考慮了電視明星歐佩拉·溫弗莉，但是她還是把第一次電視訪問免費給了芭芭拉·沃爾特。
隨着時間流逝，最初的惡名漸漸變成了多餘的名聲，「我不想把當萊溫斯基當成一項事業。」她補充道，「我並沒有做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情。」她現在非常憎恨這名譽之帽，不過正如她的繼父、「美國之聲」前負責人彼得·施特勞斯向她解釋的那樣，現在那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他說，他是「依靠她才煉就金剛不壞，每天早上不讀那些小報。」然而一切都是對等的，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地也會讓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感到愉快。1998年12月《紐約時報》的一個民意調查中顯示，莫妮卡是美國人最欽佩的十位女性之一，跟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比肩。
除了她在感情上付出的代價，生活徹底崩潰，這個名聲也使她們在經濟上耗費巨大，這個壓力不僅是她的，也是她的家人和朋友的。他們現在還在支付這筆賬。去年一年，這個每年收入4萬美元的辦公室白領支出了100萬美元的訴訟費，還被迫帶着無聲的絕望，看着家人和朋友的生活被壓榨乾凈。
對於莫妮卡來說，她成為克林頓總統和斯塔爾法官這兩個勢力之間鬥爭的犧牲品。克林頓讓她心碎，斯塔爾讓她差點發瘋，她對後者更為警惕。直到今天，莫妮卡仍然時常夢到特別調查官，害怕不知什麼時候他會撕下她的防禦，把她扔進監獄。當然，他會用最冷酷嚴厲的手段來對付她。
1998年的事件，讓莫妮卡和其他與這起醜聞關係密切的人對美國政府的實質非常懷疑和不滿。「這個國家的公正就是一個玩笑。」她補充道，「我們那些小題大做的電視現在生出了一個小題大做的政府。」她媽媽的生活圈子也同樣被這個醜聞事件所打擊，除了她女兒的不幸外，連她的朋友們都要承擔巨額訴訟費，面對媒體的騷擾，甚至被FBI調查。現在瑪西婭對美國的前景持一個悲觀的態度，「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我把政府視作我的朋友，而不是敵人，但是現在我知道它有着威脅和恐嚇的權力，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看待這個政府和這個國家了。」對於給她女兒帶來麻煩的總統和特別調查官，她補充道，「我恨斯塔爾，也恨其他那些用恐嚇和威脅來破壞我女兒生活的人，他們所做的一切把她逼進了一個人間地獄。而現在也不是原諒克林頓總統一切所作所為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不幸傳奇所暗示和反響的，遠遠超過了一起簡單的性醜聞。就像大衛·雷米克在《紐約人》中評論的那樣，「莫妮卡是一個不再有秘密的女人，她的眼睛不再是她心靈的窗戶，而是一面鏡子，我們在裏面看到的都是醜陋，然而我們依然盯着看。」
就在美國幹了二十多年法律工作的比利·馬丁所知，這段美國歷史上的插曲，映射出整個法律體系的大問題，正如他說的：「在那一刻，我一點都不為我們國家的法律所驕傲，在美國的政法制度下，一個獨立律師能夠被委託去起訴一些根本不值得起訴的事情。」
他的同事雪妮·霍夫曼目睹了莫妮卡在那些日子裏，如何被一些中年男子詢問那些令人羞愧的問題，他用第一夫人的一句話表達了他的感想，這是一個「右翼的陰謀」。霍夫曼說
，「這場調查是政治激發的，整個醜聞根本就夠不上當作一個案子。」
雖然莫妮卡永不屈服的意志和她在絞刑架上的幽默感，讓她度過了人生中最為喧囂激蕩的一年，但是那個敢於把美國總統稱為「傻瓜」的活潑的年輕女子已經不復存在了，被她遭遇的那些經歷掩埋了。她的朋友勒諾·里斯從大學畢業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過她，去年冬天她看到莫妮卡的時候吃了一驚，對於那次會面，她的印象是，「她看上去很悲傷，不再有以往的好奇，並且常常很緊張。因為自從去年以來，她就不再自由。原本她身上最吸引人的是她的天真無邪，然而現在這個事情徹底結束了她無憂無慮的歲月。」
內莎·迪曼·埃布蘭德，過去的幾個月中經常是她把莫妮卡帶出頹廢墮落的情感地帶，也看出了朋友的變化：「在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中，她的聲音聽上去像一個老女人，一個疲倦的女人，好像她的心隨着她的名聲一同被摧毀了。她才25歲啊，一個原本在自我發現過程中充滿喜悅和不安的年齡。可是，莫妮卡已經把時間花在編織桌布和毛衣上。她夢想能重新回到20出頭、能過上喧囂的個人生活的歲月，她希望以前的生活能夠重來。」
她也許筋疲力盡了，但是很大程度上，那個醜聞發生前，有着她自己的那些小瑕疵小缺點的莫妮卡依然存在。她依然沒有耐心，依然任性，依然固執，同樣依然那麼忠誠，依然是她的朋友們了解和熱愛的那個莫妮卡。此外，她也像以前那樣可信賴，那樣天真。這些特質讓她撐過了斯塔爾和媒體的打擊，但是卻讓她現在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指出：「她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她現在的生活卻讓她必須學會耐心。」
莫妮卡在醜聞爆發前就面對的情感問題，現在更是跟她的體重和她和男人的關係聯繫在一起，而當她因為醜聞而被大眾關注的時候，這些問題也就更尖銳了。克林頓的總統
任期結束以後，媒體也許會轉移他們的關注焦點，而在此之前，拿芭芭拉·萊溫斯基的話來說，莫妮卡將一直在聚光燈下，等著「人們不再一聽到萊溫斯基的名字就跳出遊泳池」。
對於像她這個天生沒有耐心的人來說，這段窗帘下的生活增加了她實現她平凡理想的難度：找一個愛人，組建一個家庭，開始一份事業。她曾經談到過，想回到母校念一個法學心理學的博士學位，或者拿一個法律學位——過去一年她肯定上了無數這方面的課程——甚至她還想過去做一個志願者，教那些貧窮的孩子閱讀技巧。
毫無疑問，莫妮卡具有組織有力的論點的能力，她廣博的記憶力以及她的分析到位都顯示，她完全適合律師這個職業。即使如此，她強烈堅持說，如果能夠走出這個可怕的境遇，她會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份有意義的事業聯繫在一起，尤其是為孩子們的事業。「可能只要我好好乾，有一天會有好報。」她說。然而事實上，無論她的朋友和家人如何建議，在她理性地為自己選擇一個前途之前，她必須先治好過去給她帶來的傷害。她父親對於她最迫切的需求毫不含糊，「我最初害怕她會被扔進監獄里，而現在我擔心的是她將從這裏走向何方。她需要一個長期的心理治療，才能走出創傷過後的抑鬱心理，因為她面對了過去一年的恐怖陰影。同時她也需要和單身男子發展健康的關係〖DK〗。」
然而，最後這建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她是一個過去總是讀錯愛情公路地圖的女孩，前行之路上勢必充滿各種錯誤的列車。只有打破那兩度將她帶入和已婚男人的死胡同關係的情感怪圈，她才能發現通往永恆幸福的道路。這些日子，她需要一個感情上的指南針，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可靠的機器，引導她遠離過往的痛苦。她的問題在於，現在她對於自己的感覺無法確信。在過去一年相繼被她的情人和那些她信任的人出賣以後，她不再相信自己的直覺，懷疑他人的動機。
然而，令人吃驚的，最近她享受着和一個年輕單身男子的友情。她答應讓這段關係自由發展，這也是因為至少這段時間，她可以不讓他的名字出現在標題之上。對她來說，這段友情是一種啟示，一种放心與人交往的嘗試，也是她邁向兩性關係的現實世界的第一步。
這是她在漫長的恢復道路上，最初幾步的蹣跚前行，她將慢慢把那些陰影趕出她的生活，把過去一年感情上的那些疙瘩，那些傷害，那些羞辱，那些憤怒通通丟棄。
1998年11月一個溫暖的夜晚，莫妮卡坐在霍姆比公園的運動場的鞦韆上輕輕晃着，這個公園在她洛杉磯公寓的附近，她和她的兄弟邁克爾小時候常常去那兒玩。當她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喜歡盪鞦韆，但是今晚是不一樣的。月光下，她在鞦韆上輕輕搖著，講述着她曾經的夢想，她夢想在24歲那年結婚，在30歲以前生一窩孩子。
無論有多少事業雄心，她的個人目標是完全傳統的：找一個丈夫，生一群孩子。她會成為一個有愛心的母親，當孩子懂事後，她會毫不尷尬地告訴他們她的故事，瑪西婭·萊溫斯基相信這點。莫妮卡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時也會強調當別人背叛自己的時候，自己沒有背叛任何人。
不過，莫妮卡的夢想還沒實現，這個本質傳統的中產階級女孩在今天被迫躲在暗處，猶
如一個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逃亡者。她生存於一個失去人性的現代社會，一個噩夢中，而對於她來說，這就是現實。她的每個行動都會被監視，不是小報記者就是FBI，她的食物會被博學之人反覆挑剔，她買的每件物品都會成為網絡的報道文學的材料。
〖BFQ〗一切之上，還有斯塔爾的那張圓臉在折磨着她。他把她變成了一個牽線木偶，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一牽那條法律的線，她就不得不隨着他的命令起舞。特別檢察官那張冷漠的皮笑肉不笑的臉，幾乎就是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的那個「大老哥」的翻版。小說中的情節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政府能夠像搜查房子和電腦一樣監控人們的思想和靈魂，莫妮卡和她的朋友們都知道那是真的。
1998年11月那天晚上，去公園盪鞦韆之前，莫妮卡在她公寓的電視屏幕上，又看到了那張讓她既害怕又詛咒的臉。為了逃避他的目光，她像一個逃犯一樣匆匆離開她的公寓，小心地避開那些「看守」——那些永遠守在那兒的小報記者。她帶上一個棒球帽作為偽裝，飛快發動她那輛租來的小車，緊張地從後視鏡里確認沒有被攝影師跟蹤。這樣，在這個晚上9點，她終於暫時逃離了特別檢察官和媒體的監視，可以像這樣輕鬆地坐在鞦韆上，享受一下久違的自由，想想今後的道路。
這是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命運，一個想抹去過去尋找未來的小女人，一個親切的，聰明有禮的女孩，能成為任何人的好姐妹，任何人的好女兒。她是自由土地上的囚犯，她的任何舉動是公眾的娛樂。而且，一切都將繼續，直到有一天媒體馬戲團向前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