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論文備答辯 直論形象陳奐生

一九八八年七月八日，我整理和複寫好了《談陳奐生農民形象塑造的現實意義》，已按時交上去了，準備答辯。該畢業論文為：

談陳奐生農民形象塑造的現實意義

――評《陳奐生上城》

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沉默了二十二年之久的現實主義作家高曉聲，繼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轟動文壇后，相繼表了《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等一組以農民形象陳奐生為主人公的系列短篇小說。其中，於一九八零年在《人民文學》第二期登載的《陳奐生上城》，是出類拔萃之作，讀者為之傾倒，文壇出現了一陣「高曉聲熱」，文學界為此表了不少評論。

時間已過去八年，在我們深化改革的今天，回過頭來作歷史的評估，高曉聲當年的作品，仍然是經得起檢驗的。尤其是《陳奐生上城》，給人不少的啟迪，不僅真實地描述了當代農民的現實生活，深刻反映了黨的三中全會以後農民由窮向富過渡的轉機，表現了農民對精神生活新的追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時代的轉折點上，對生活中所存在的農民意識，應該如何去認識，怎樣去理解的複雜而深刻的問題。

千百年來，農民埋頭於自己的尺寸之地，沒有過高的祈望，墨守成規，亦步亦趨，一代一代地走著小農經濟的老路；他們生產力水平低下，生存方式粗鄙，形成了愚昧、保守偏狹自欺的性格。

小說《陳奐生上城》，好就好在能夠正視這種深層的社會心理現實，敢於描述現實中大量存在的既可愛、又可嘆既可笑、又可哀的舊式農民形象。作品對陳奐生在招待所住宿的一幕，寫得是何等精彩：

他睜開眼來細細打量住的房間，那豪華的陳設、三層新的床被使他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地在被窩裡縮成一團，怕弄髒了被子，隨即又悄悄起身，不敢弄出聲來，心裡很是不安，下床拎著鞋、光著腳跑出去。可當他知道這一夜要收他五元錢時，心裡又忐忑忐忑的大跳，嚇出一身的汗來，交錢時，用抖的手數了三遍，外面的一張都汗了半濕。回到房間后，他就不再象先前那樣小心翼翼的了，想到是「出了五塊錢的」，也就不再怕坐癟了彈簧太師椅，甚至故意直著身子，撲通地坐下去試了三次。他想想一夜就花了兩頂帽子的錢，便決意要用足到次日中午十二點鐘，能撈回多少是多少。他還竟用提花枕巾來干搽嘴臉，衣服不脫就蓋上被頭困了，「即便房間成了豬圈也不值」。在距十二點還差幾個鐘頭時，他肚子餓了，再呆下去，怕沒有糧票，餓得走不動又要睡上一夜，不得已只好忍痛出了招待所。

這樣的情節實在滑稽，初看還覺得這樣寫當代農民似乎有些過分。陳奐生形象不正是二十年代初魯迅筆下的阿Q嗎？

可是，這裡明明寫的是一個當代的農民。若細細品味，人們就會覺得現實中這樣的農民確實不少，可以從許多農民兄弟身上看到他的影子，找到他的原型。

高曉聲自己就說過，短篇小說《陳奐生上城》的產生，就是由於他自己住過每天5―6元的招待所，因此觸了一個念頭：這樣的房價，農民絕對住不起。如果農民進了這樣的招待所，又將會如何呢？讓農民表演一番，一定會很有意思。

作者在作品中，安排了陳奐生進城，做買油繩的小生意，想買頂帽子，在車站呆，巧遇縣委書記等。在此，作者本人二十餘年來，就是作為一個真正的農民，與廣大農民兄弟生活在一起，和他們完全融合。他對農民有著深刻的了解，對農村生活有實實在在的體念，才能創造出陳奐生這個既體現了廣大農民的積極因素，也表現出他們的因襲重負的典型。

這個形象塑造的如此活龍活現，真實可信，使人感到無懈可擊。對照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歷史，為了突出所謂「典型意義」，不少作者對農民的描寫，總是追求所謂的「高大全」，把貧下中農寫成英雄的化身，學習的楷模，抱著一種完全肯定、讚美的態度，甚至把愚昧、落後、固舊的東西，也常常加以修飾、裝點，當作淳樸、憨厚來美化，試問這種嚴重脫離現實、假而空的作品又會有什麼樣的社會效果呢？

小說《陳奐生上城》的新穎可貴之處，就在於從現實生活出，獨闢蹊徑，在肯定農民樸實、勤儉、艱苦和堅韌性的同時，深入地揭露了農村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寫出了農民深層的心理弱點，從而描繪出農村的落後一面，這在當代的文學創作中，無疑是個突破。在建國三十多年來，於文壇上眾多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中，人們第一次看到了這樣真實的人物形象。

作家高曉聲，從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到時隔二十年後重新拿起筆來，他依然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的創作宗旨是：「我要寫的是能『引爆』作用的原子，作為一個引爆的部件，起到引原子彈爆炸的作用。寫一個英雄，目的是通過他的事迹教育人民，激勵人民前進（這就是引爆）。如果僅僅是為了『完整、高大』以致使人們無法效仿，他就失去了引爆作用。」

在小說《陳奐生上城》中，陳奐生並不是那種戰天鬥地的好漢，不是叱吒風雲的英雄，而是我國八億胼手胝足的農民中普通的一員，他們善良正直，無鋒無芒，無所專長，平平淡淡，默默無聞，無足以稱道。作者對陳奐生形象的描繪上，十分冷靜，未加以表面的褒貶，動之於聲色，但卻又表現了其深沉的感情態度。

從作者涉筆成趣的幽默筆調來看，也非故作噱頭油滑，而是來自於對生活的細緻觀察和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正因為這樣，該農民形象，才能夠如此深深打動讀者的心，引起大家的強烈共鳴。

通過陳奐生形象的塑造，不但使人們對現階段的農民有所了解，還引人深思：在解放了數十年的中國農村，為什麼農民的觀念還會有這樣的迷惘、模糊？擺脫了封建土地制桎梏農民，為什麼還會有如此的貧困和愚昧？我國農村的現代化將是一場怎樣的革命？

在現階段，農民對生活的追求，已經不僅限於溫飽，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渴望已經日趨突出。高嘵聲筆下的陳奐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農民的這種期望。

陳奐生上城賣油繩的精神面貌，就與過去的一年不同。此時，他「囤里有米，櫥里有衣」，賣油繩圖的是「買一頂簇新的呱呱叫的帽子」。

長期精神生活的貧乏，形成了陳奐生口詞笨拙的短處：「講起話來無非是『小時侯娘常打我的**，爹倒不凶』，『也上了四年學，早忘光了』……」，看了三打白骨精，只會說「孫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

陳奐生渴望精神生活，沒聽沒看就覺得沒趣，答話常遭人取笑，當有人說：「本大隊你最佩服哪一個？」，他忍不住說：「6龍飛最狠。」人家問：「一個說書的，狠什麼？」他說：「就為能說書，我佩服他一張嘴。」

可是，這次的陳奐生，意想不到，住上了招待所，又經過一番波動以後，不情願地出了招待所，這時，他想到全大隊的幹部、社員，沒有誰住過五元錢一夜的房間，精神陡增，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五塊錢買到了精神上的滿足。這正是老祖宗傳下來的阿Q精神，這種自欺，治癒了「破財心痛病」，心理上獲得了一個可悲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民族性弱點，雖然表現在一個普通農民身上，其他人的反應又是如何呢？作者寫了晨奐生村裡和鄉里人的觀念：

果然，從此以後，陳奐生的身份顯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聽他講，連大隊幹部對他的態度也友好多了，而且，上街的時候，背後也常有人指點著告訴別人說：「他坐過吳書記的汽車。」或者：「他住過五塊錢一夜的高級房間。」公社的採購員也拍拍他的肩胛說：「我就沒有那個運氣，三天兩天住招待所，也住不進那樣的房間。」

真是令人可嘆、可哀！陳奐生精神是有著深厚生活土壤的，農村處處有著陳奐生的影子，處處瀰漫著權力的崇拜。這種等級觀念和奴主意識若不掃蕩，農民的現代人格是不能建立起來的。

作者通過對陳奐生形象的塑造，來表現農民的缺陷和弱點，為的是讓大家更好地認識它，改變它，並從陳奐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弱點，從而作歷史的反省。

高嘵聲說過：「我的做法是把醜惡的東西包起來放在一邊，先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然後再用針在紙包上戳上幾個洞，使人聞到它的臭氣。」作者的做法是善意的，何況這些缺陷和弱點的存在，是歷史的積澱。

農民作為一個與小農經濟聯繫在一起的廣大階層，在他們傳統的勤儉美德里，也有著小生產者的狹隘，保守的印記，有著十分嚴重的封建奴化意識，這是自然的現象。陳奐生形象的意義在於：他是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第一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現在，了解過去，思考將來，重建民族精神的文學形象。

小說《陳奐生上城》的表，距今已經八年了，「高嘵聲熱」也畢竟降溫，然而，其作品的現實意義，仍然值得我們重視。它不僅是開擴了我們的視野，豐富了文學形象的畫廊，還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在農村，由於幾千年來的封建遺毒及愚昧，小生產者的意識仍大量存在，與我們當前深化改革的進程，形成了很不諧調的對照，嚴重阻礙了現代化建設的展。我們在努力提高物質文明的同時，必須加快提高農民的文化素養，以便更好地改造農民的思想意識。這個任務是艱巨的，也是長期的。

面臨嶄新的時代，現實需要我們作家在反映農村生活時，正視客觀存在，以更高的視點，更客觀的角度，把農民放在歷史展的進程中，去重新考察和評價，從社會前進的展中去汲取靈感和詩情，以活生生的存在為依據，在揭露落後守舊思想的同時，提供新的文化參照和學習現代的生活觀，從而達到教育農民的目的，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這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創作的神聖使命。

主要參考資料：

1、范伯群的《高嘵聲論》，一九八二年《文藝報》第十期；

2、李楚城的《高嘵聲和他的李順大和陳奐生》，一九八零年《上海文學》第八期；

3、高嘵聲的《創作思想隨談》，一九八一年第一期。